饭桌如常，父亲面前那碗白米饭堆得极满，像座小小的雪山。他总把菜碟推到我和母亲这边，自己只夹些腌菜下饭。母亲夹起一块油亮的红烧肉放进他碗里，父亲却用筷子尖拨开：“太腻，你们吃。”那肉块在碗沿滚了半圈，落回碟子，泛着酱色的光。
父亲推拒食物的姿态是这般熟稔自然，仿佛那是刻入骨血的法则。他总说鱼头鲜美，于是整条鱼身便完整地留给我们；说鸡爪有嚼头，于是两只油亮的鸡腿就安稳地卧在我和母亲的碗中。那些被父亲“偏爱”的，是鱼尾细密的刺，是鸡肋间难啃的软骨，是汤里沉底的姜片。他咀嚼它们时神情专注，仿佛真在品尝无上美味，可喉结艰难的滚动却泄露了吞咽的艰涩。
中秋的月亮圆得惊人，悬在窗外，清辉泼进屋里。母亲切开一只豆沙月饼，油润的馅料在灯下闪着乌亮的光。她拣了最大的一块递向父亲。父亲向后微微仰身，摆手的动作带起一阵微风：“太甜了，齁嗓子，你们吃。”他端起粗瓷茶杯，啜饮一大口，喉结滚动，仿佛真被那想象中的甜腻呛着了。最终那块圆月般的月饼，落进了我的小碟，豆沙的甜香弥漫开来。我低头咬下去，甜味在舌尖化开，父亲的目光落在我脸上，眼角漾开细密的纹路，如同水波轻抚过沙岸——那里面盛着的，是比豆沙更沉实的东西。
父亲病倒了，躺在医院的白色床单上，人瘦得脱了形。母亲炖了浓白的鱼汤，装进保温桶。我坐在床边，小心地舀起一勺，吹了又吹，递到他干裂的唇边。父亲勉强睁开眼，目光在勺子上停驻片刻，费力地摇头：“腥气重……闻着就饱了。”他的声音沙哑，像砂纸磨过粗糙的木头。汤勺固执地停在半空，热气袅袅上升，模糊了父亲凹陷的脸颊。僵持片刻，他终于张开嘴，极小地抿了一口，随即眉头紧蹙，仿佛咽下的不是温补的鱼汤，而是难以下咽的苦药。那勺汤终究只浅下去一个微小的弧度，映着病房惨白的灯光，像一枚凝固的、不肯消融的月亮。
离家远行那日，天还未亮透。父亲默默往我的行李深处塞进一只沉重的布袋。车行至半途，我解开系紧的袋口，里面是裹得严严实实的一包腊肉、一罐腌菜、几块压得方正的红糖。腊肉深红的纹理间嵌着雪白的油脂，腌菜褐绿油润，红糖块棱角分明，散发出粗粝的甜香。它们沉甸甸地挤在一起，散发出一种固执的、属于土地和灶台的气息。车窗外景物飞驰，我抱着这袋笨拙的馈赠，指腹摩挲着粗糙的布袋纹路，忽然想起离家前夜，父亲坐在昏暗灯下，就着一小碟咸菜，沉默地扒完一大碗冷饭的样子。那咀嚼的侧影，如同一帧被时光定格的剪影。
多年后我携着孩子归家，父亲已老。他坐在院中藤椅里，稀疏的白发在风中微微颤动。小女儿踮着脚，把一颗裹满糯米纸的糖果塞进他枯瘦的手心，奶声奶气地命令：“外公，吃糖！”父亲迟缓地低下头，看着掌心里那粒鲜艳的糖果，浑浊的眼底泛起微澜。他不再推拒，不再说“太甜”，只是用颤巍巍的手指，极其缓慢地剥开糖纸。那动作带着一种近乎庄严的笨拙。糖粒终于放进嘴里，他含住它，松弛的脸颊微微鼓起，像一个重新学着吞咽的婴孩。阳光穿过稀疏的枝叶，落在他脸上深刻的沟壑里。他咂摸着，许久，才含混地喃喃：“嗯……甜。”
那一刻，时光如同倒流的溪水。我看见无数个饭桌上被推开的肉块、被拒绝的月饼、被嫌腥的鱼汤，连同那袋塞进行囊的腊肉腌菜，都在父亲此刻迟缓的、接纳甜味的姿态里，骤然显露出它们被掩埋半生的真实轮廓——那并非不爱吃，只是把碗里最厚实的部分，都悄悄推向了我们所在的那一边。
老屋的灶台冷清了。父亲坐在饭桌旁，面前摆着一碗熬得软烂的白粥。我夹起一块炖得酥烂的蹄膀肉，轻轻放进他碗里。这一次，父亲没有推开。他浑浊的目光在那块深色的肉上停留片刻，拿起筷子，极其缓慢地夹起，送入口中。他的牙齿显然已无力撕咬，只能依靠牙床费力地抿着、磨着。喉结艰难地上下滚动了几次，才终于咽了下去。一丝混浊的油光，留在他干瘪的嘴角。
“香。”他含混地吐出一个字，嘴角费力地向上牵动了一下，脸上纵横的皱纹随之聚拢又散开，像一张揉皱又被展平的旧纸。窗外暮色四合，最后一点天光落进他碗里，照亮了那几粒沉在碗底的米，如同散落的星辰。我望着他佝偻的背脊，那曾为我扛起无数重量的脊梁，如今连吞咽一块软肉都显得如此吃力。那些年他推让出去的，何止是食物，分明是从自己生命炉膛里，生生抽出的薪柴，只为把我们的碗，煨得更暖一些。
父亲的胃口一日小过一日。他面前那碗粥，常常只浅下去薄薄一层，便再也无法下咽。唯有我偶尔带回的、儿时街角那家老店的桂花赤豆糕，他尚能费力地抿下小半块。那甜软的糕在他口中融化得极慢，他闭着眼，喉间发出满足的轻叹，仿佛在吞咽的不是糕点的甜糯，而是某种失而复得的、遥远而珍贵的光阴碎片。那些被他推拒了半生的滋味，如今终于肯卸下所有伪装，安静地、温顺地滑入他衰老的躯体，成为他仅能接纳的慰藉。
父亲走后，我整理他床头的小柜。抽屉最深处，竟藏着厚厚一叠发黄的纸片。是当年离家时我匆匆写下的、报平安的短笺，是随手寄回的风景明信片，甚至还有几张早已作废的旧车票。它们被压得平平整整，边角都已磨损。我颤抖着手，一张张翻看，指尖触到纸页的微凉。在那一叠纸片的最底下，压着半张裁下来的旧报纸，上面用粗重的铅笔圈着一则不起眼的豆腐块广告——正是那家老式糕饼铺搬迁前的最后地址。笔迹笨拙，描摹了又描，像在黑暗中固执地标记一颗即将熄灭的星辰。
我握着那张薄脆的报纸残片，站在父亲空寂的房间里。夕阳的光线斜斜地穿透尘埃，落在空荡荡的床铺上。我忽然无比清晰地看见，在无数个我缺席的黄昏，父亲是如何费力地弯下腰，从这张小柜深处取出这些纸片，在昏黄的灯下摩挲，如何费力地辨认报纸上那模糊的地址，如同在无边的旷野上，寻找一点点与我相关的、可以咀嚼的滋味。
原来父亲并非不爱吃。他只是用了一生的时间，固执地、沉默地将自己摆放在了那碗底的位置——所有浓稠的、厚实的、甘美的，他都推向了上方，推给了我们。而他自己，只肯默默吞咽生活沉淀下来的粗粝，吞咽那些被我们忽略的边角，吞咽那些无人认领的苦涩与清寡。直到生命炉火渐熄，他才允许一点点回甘，小心翼翼地浸润干涸的唇舌。这碗底的谎言，他守了那么久，那么深，深到要用尽一生的气力去维持，深到最终，连他自己也几乎相信了那个关于“不爱吃”的、苦涩的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