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他乡3

我的第二本散文集《人在他乡》即将由中国科学文化音像出版社出版,届时亚马逊,孔夫子旧书网,扒书网,旧书网,布衣书局,当当网,抖音,快手,喜马拉雅等著名网上均有售卖。

《冬天的萝卜》

屋后的萝卜是立秋边种的,早就可以吃了。妻子似乎不着急,任凭萝卜苗茂盛得见不到一点泥土,任凭圆滚滚的白萝卜绽出泥土外。问她怎么不拔点回来。她说等下一场霜。下霜了,萝卜就甜,才好吃。

儿时冬天,从地头经过,见到箩卜便会忍不住随手拔一棵,也不用清洗,顺着根部一圈一圈向上剥,可以剥下整圈的、长链条般的皮,手抓住菜梗便可大口大口地享受了。冬天的萝卜汁水多,咬一口甜甜的,脆脆的,凉凉的,很惬意。老家的人都说,这萝卜是土人参,有营养呢。

萝卜一般都在夏末秋初的时候播种。地整成八十公分左右的垄,土要敲打细碎,不能有坷垃。记得家里的菜园里都是每垄并排打四只小窝,底肥施的是兑了水的粪窖里的农家肥,捻上种籽后盖上草木灰或自家烧的火粪。如果盖上大点的坷垃,可能就不能发芽了。几天后,一窝窝的小苗便争先恐后地挤出地面,舒展着两辦绿叶在风中摇曳,很快在两绿叶当中又有嫩芽钻出来。七,八天的功夫,小窝里便显得拥挤了。母亲便每个小窝里拔出一些,叫间苗,再泼上水粪。两三天后餐桌上便有了一碗绿白相间的萝卜秧子菜。说实话并不好吃,有点苦,挟的时候筷子得抖两下,不然一碗菜两筷子就挟完了,因为都连在一起。

等到萝卜苗筷子长短时再间一次苗,这时秧苗下面已长着小拇指大小的箩卜了。这次比上次的要多,母亲便洗尽用力揉搓,挤掉水份,再撒上盐和切碎的红辣椒拌匀腌上几天,就能端上一碗又青又白又有点红色相间的好菜,是吃粥,玉米糊的好佐料。

其实那个年代,冬天的菜园里常见的也就是萝卜白菜了。大蒜苗细细的,叶子枯黄,像营养不良的小草。窝笋才栽下去,还有韭菜什么的长的都很缓慢。母亲会变着法戏,这两种菜也能烧出好多花样:蒜叶炒萝卜丝,萝卜片腌萝卜菜炉子锅,凉拌萝卜丝,青菜叶豆腐汤,菜梗炒豆腐干,如果来一盆猪油渣子烧萝卜,那便称得上美味佳肴了。什么萝卜炖排骨,咸肉萝卜汤,没看过连想都没有想过。

还未结冰前初秋种的头批萝卜就要拔回家了。修掉根须、菜梗。晒上几个日头,晒得叶子蔫了,萝卜软了。不用水洗,放到大缸里腌渍几天再装坛密封、就成了香酥酥的咸萝卜。当然少不了要晒一些干萝卜丝,美名曰萝卜菇子,留着三四月荒春时吃。下雪天不好出门,一家人做在桌边,切上一碟黄黄有点透明的腌萝卜,当中摆上木柴烧的土泥炉子,炉上架着的大铝锅里翻滚着萝卜片,腌萝卜菜,有时还有一撮虾米或几块白白嫩嫩的豆腐加入。一家人吃的是津津有味,尽管烟熏得掉眼泪。

吃萝卜能清火除热,喝多了酒的人吃上几块咸萝卜感觉就清醒舒服多了,所以那些年酒席上总是先上一碟黄黄的咸萝卜放在桌边。

在贫困的日子里,能有饭有菜就是天下最幸福最快乐的事了。

几年前,也是在冬天,我们几个在一个老乡开的“老家味道”小吃店吃饭。墙上挂的菜谱照片都是老家枞阳菜:大头圆子,生腐烧肉,氽肉圆子,山粉圆子……许许多多。忽然我看到一大海碗黄酥酥的软绵绵的烂萝卜,这即使是在老家可能也不多见了。烂萝卜一般三,四月份才有,也是腌萝卜,只不过放在坛里时间较长了,取出放在饭锅里蒸透就好,吃到嘴里略苦进入胃里有点微甜且有种滑滑的感觉。小时候并不喜欢吃,是因为这菜无论是视觉还是诱觉都有点难看,甚至有点恶心。但现在条件不一样,油足,佐料多,味道自然不一样。吃喝间坐在邻位的老乡忽然眼红了,别人问他怎么了?他说三,四十年没吃这道菜了,吃上一口忽然就想到八十多岁的老娘了,也不知道老娘身体怎么样了。他的话让我感慨万千。

这人生啊,也像这冬天的萝卜,只有熬过了苦涩,才会感觉到甘甜。

(发2024.11《铜化集团》报)

《甜甜的汤圆》

去奉贤,必去南桥菜场。

我的心思不在花花绿绿,水淋淋的蔬菜上;也没在意浓浓海腥味的水产门面房前那些横行霸道的螃蟹、张牙舞爪的澳龙。我只是匆匆地从菜场里穿过,然后还要穿过一条淌满阳光或盛满风雨的马路,不用抬头寻找,那些葱茏也好、枯萎也好的大梧桐树,也挡不住一个写有大大“汤圆”字样的三角形招牌,它一直在引诱着我的脚步,引诱着我的味蕾。在它面前,再好的山珍海味也如同嚼蜡。甚至脚刚踏进窄窄的门洞,高高的声音就扔给了还在忙碌的老板:来五只汤圆,黑芝麻馅的。

是不是有点梁山好汉,风风火火闯进酒店的味道?

但我不喝酒,店里也只供汤圆,面条,馄饨这几个品种的早点小吃。品种少就显得干净,利索,像那位立在白锈钢厨柜边煮汤圆的大妈,她身上的一袭白衣,自上而下清清爽爽,没有一丝皱褶。全然不像街边早点店里的摆设,油条,油糍,大饼,锅贴,豆浆豆花,煎的,蒸的,炸的,样样俱全,也狼藉混乱。

老板应着声音,从后墙的架子上端出盛汤圆的盘子,也是白色不锈钢的。上面铺了一层湿纱布,米粉的浸润让它有了稻壳的淡黄色,再上面就是一只只排列有序的圆溜溜的汤圆。

我没看她怎么去煮,但我知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煮汤圆同样也要等一段辰光。

家在圩区,吃的是五谷杂粮。很难吃上一顿汤圆,记得儿时一年中只有年初二的早餐,或正月十五才能开心地饱饱享受一顿。

母亲在灶边做汤圆的时候,我就很听话的坐在土灶后,弓着身子,歪着小脑袋,不时地朝灶膛里添柴煮粥。

一大锅水里还没有放进半碗米,烧上很久才能让冰冷的水沸腾,伴随着翻滚的水浪,不时有几粒米像乱蹿的小鱼泛上沉下,白花花的清水渐渐有了米粒溶解出的淡白色。

母亲瞅好火候,一锅子水何时能变成稠稠的粥,她能拿捏得恰到好处。在适当的时间里,她才将做好的汤圆一只只轻轻地放进锅中,刚才还沸腾、喧闹的锅里忽地清静了,似乎再大的火也奈何不得。不过渐渐的,便有更大的水泡从汤圆的边缘挤冒出来,“咕噜咕噜”声传进了我的耳根。母亲用锅铲反过来来回轻轻地推几下,那动作温柔如水,温馨如画。水泡消失再盖上锅盖,等所有的缝隙都有白色的热汽钻出来时,掀开锅盖,汤圆就像一只只调皮的小皮球争抢着浮出了水面。

呵,不用筷子试的,汤圆熟了。

记忆中的味道泛起来了,店里的汤圆还没熟。环顾四周,打量一下吃饭的场所也是消磨等待的一个好办法。门面不大,装饰得像只芝麻汤圆,黑白分明:天棚和墙面涂刷得雪白雪白的,像抹上加了增白剂的面粉,大门是透明玻璃的,虽然是两扇的推拉门,却被不锈钢的灶台占据了一扇;地坪上铺的黑色小方块瓷砖,椅子桌子青铜色打造一般。

南边的墙中间贴着的横幅,同样是白加黑,很老辣的隶体字:“老南桥汤圆”。一幅字便似乎让这汤圆沾有了文化的气息。我记得有写汤圆的诗:“桂花香馅裹胡桃,江米如珠井水淘。见说马家滴粉好,试灯风里卖元宵。”只是现在什么日子,什么时候,想尝就可以品尝。

汤圆端上来时,我的眼眸被热汽蒙上一层水雾。五只比乒乓球大不了两圈的汤圆,躺在一个黑色的大碗里晃荡着,一只黑色的塑料勺子像个大写的问号勾在碗沿上,清亮的水也变成黑色。

伸手翻过勺子,舀了一只汤圆,颜色依旧很白,但已经很柔很软,嘴巴吹了几下,便伸进嘴里,试图去咬才发现稀溜溜的馅极烫面极糯,一只不好的牙缝不能让汤圆分开来。随手抽出一双筷子,当然也是黑色的,轻轻一夹,勺子里的半截汤圆里,黑乎乎的馅像要涌出来,塞到嘴里,立刻有了香甜的味道。

在我居住的浦西小镇上,也有一家这样的汤圆店,虽不是老店,但这里的手工汤圆,手工大馄饨很有名气。每当想起汤圆的时候,我便开车转过去。每天早晨店里生意都挺火,年轻人喜欢这里的大排面,野生荠菜大馄饨。年纪长的喜欢汤圆,是那种菜肉混合搅拌出来的咸味汤圆。唯有我喜欢甜味,黑芝麻的。

店主我认识,到这里我不需要大声的报名,也有几回静坐在桌边,看别人酣畅淋漓地吞吸,我却在等候老板现做现包着我的最爱。

尝过几次,总觉得与饭店里有馅的酒酿圆子没什么区别,和记忆中的味道怎么揉捏也重叠不起来。

是啊!母亲粗糙的手搓不出这么光滑的汤圆,古老的石磨里,流挂出来的米浆,晒干了也没这么刺眼的白色。记得有年冬日多雨,沉淀在水桶里的米粉久不见日,后来即便晒干了,煮熟的汤圆还是有点暗红色,像掺杂了高粱面。馅更粗糙,炒熟后的黑芝麻是用刀柄“当当”掏碎的,还有买回家的红砂糖。母亲每次将这两种食物放在一起搅拌的时候,我的味蕾就开始湿润,泛滥,双眼跟着筷子画了一个又一个的圆。

那种情景像一幅黑白老照片,刻在岁月的年轮里再久也不曾模糊,粗糙而滋润。

一直以为,走近南桥,走进汤圆店,便走进了记忆中的时光,便走近了我日久渐生的淡淡乡愁。品来品去唯一相似的是滑溜溜的甜味,那寡淡的汤水里少了一种黏性,少了一种稠密,于是便感觉有些失望。也许都市里的细腻与精致,只是披着童话般梦幻的外衣,貌似可以欣赏,可以捡拾,可以掩饰心中的苦涩。谁知乡村那原始的味道才是唯一,才是难以忘却,难以替代,因为它深深地埋在了我的心底。

(发2023.2《铜都文学》)

《老家的南瓜》

八月底,弟弟回趟老家。返程顺便给我家捎来了一只南瓜。他的车子后备箱不算小,塞了三箱土鸡蛋,几袋米面,还有花生,绿豆什么的。这只南瓜躲在副驾驶的前面,挨着人的脚边,颤巍巍,担心受怕地度过了一段旅行。

我回来时这只南瓜已静静地待在房间的角落里。

以后几天,只要我一进房门,便和它打个照面,我们不说话,但像对老友,眼光对视一下所有的话语都存放在心底。这只瓜不小,足有三十公分的直径,低个子,扁而圆实,像极了灯笼的的模样。摘下来的时候应该是在仲夏,时间的沉淀让它的身上泛着泥土般的浅黄色。周身粗糙,凸凹分明仿佛偷偷穿上癞蛤蟆的外衣。还有十几条自上而下的沟壑,如伞的骨架,源自干枯如折断树枝的叶柄处,有规则般将瓜面分裂成几块丘陵状。

妻子说,留着,等到冬至那天吃。我朝她瞄一眼,国庆回家可以再带过来。她问我哪里来的自信。我没说,但知道母亲家里还有,她一定留着。我能想象,此刻有几只或大或小,但一定是圆的瓜呆在堂屋后面的楼梯下,或者是平台上,等着我中秋或国庆回家时搬走它们。我一日不回,它们一日不会动弹,那是一种静等,一种常人无法做到的耐心,能等到面黄饥瘦,等到人老珠黄。像遵守着一个千年约定,即便到白发苍苍也无悔无怨。

老南瓜有韧劲,举着菜刀像屠夫砍肋骨般用力,几下将它跺成大块,瓜囊已经干了,一粒粒丰满的瓜籽像被线串起来一样悬在瓜壁间,似乎摇摇能发出“铛铛”的声响。将瓜籽虏出,晾干带回去,可作来年的种秄。再细细地切成片,包装好放进冰箱。做饭的时候,抓一些洗尽,放在电饭煲里,就可等待享用了。

现在是秋天,空中的太阳失去了夏日暴躁的脾气,像极初春时的个性,连风也似春天的模样,只是景色和春天有了较大的反差。我在渐枯的树叶上寻找它初春时的样子,就能想起清明时节我回过老家的画面。

母亲锅屋的窗台上有几只白色透明的玻璃瓶子,曾经装过酒装过罐头食品,里面装的是种子:白菜,萝卜,莴笋,苋菜,自然也有丝瓜,冬瓜,南瓜。这些种子什么时候下地,什么时候移栽,都在她心中摆放着,母亲熟悉它们就像熟悉自己的孩子一样。

临走的那天,母亲正在我家屋后垒几垄土埂,窄窄高高的,却只有三四拃长。问她做什么?她说做方瓜(南瓜)墩子。我便好笑,村里叫墩子,方瓜也有墩子?母亲说,是啊,它怕水,没墩子,它长不踏实。母亲还说,种几窝,夏天能收不少哩,你喜欢吃,给你留着。

这画面,这声音,仿佛就在面前。

童年时光,我家没栽过南瓜。西边邻近村庄的菜地被别人家的自留地裹粽子似的包围着,根本就不适合栽。南瓜的个性很张扬,瓜苗栽下个把月就开始疯长,藤蔓四处乱蹿,黄花开得大大咧咧,毫无忌惮,如同一个玩得忘了家的疯丫头。南瓜所到之处野草也抬不起头,不要说蔬菜了。

家里吃到的南瓜都是隔壁邻居送过来的。这瓜的味道确实不错,夏末吃的多是面食,一大锅清水中切半只南瓜片烀煮,南瓜片差不多熟的时候,加入擀面汤,粑条,或者是面疙瘩,盖上锅盖稍微闷一下就好了。再添加点盐,自家晒制的豆酱,若是有猪油舀一匙下去,那味道会香掉牙的。每次吃这样的面食,我总要敞开肚皮,吃得肚皮紧绷绷,身上汗淋淋,碗底的浓汤都舔得干干净净,似乎没尽兴的意境。

我住纪鹤路时,有年春天,屋后自生出几株南瓜苗。也没拿它当回事,反正那是建筑垃圾堆积河沟起来的闲地。天热的时候,藤蔓竟铺满了屋后的空地,连同那些碎砖乱石都被覆盖住了。闲来没事,用废泥桶绑成粪瓢,揭开化粪池的盖子,施点肥。渐渐便有了黄色的花朵次第盛开。后来有了南瓜,却不是老家的模样,如膨胀且涂了黄染料的丝瓜。每次都能摘七八条,摘一条便嘲笑一下,说南瓜变态了。相貌不一样,味道还是差不多。

在上海,酒店里少不了的一盘凉菜,红枣南瓜,加冰糖炖出来的,作为装饰般的小菜也是清爽滑口,沁人心脾。老家的南瓜实在,可蒸可炖可炒,它是一杆熄了火的灯笼,却一直亮在心头。

(发2024.9.13《铜化集团》报)

《腌制的岁月》

“小雪”没下雪,下了场雨,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冬天确实来了。妻子在忙着翻她的衣柜,里面一排的冬长衣,试试这件,换换那件,没有满足的样子。

她一试,我也就感觉到寒,似乎温度能看得到,眼前就有白毫毫的冰霜正隐隐眨着眼睛。其实现在能抵御冬天的方法很多,吃的穿的也依旧鲜活艳丽。过冬和度夏没什么区别,一天一溜就成为昨天,冬季一溜就滑到了明媚的春天。只是往事并不如烟,难忘的记忆也不会烟消云散。

冬天有冰,日子不会冰冻。

但在儿时,一到冬天就觉得日子过得慢,就像熬似的。庄稼也在熬,菜地里的白菜萝卜天天看都是一样的,尽管过几天就挑几担水粪泼泼,洇洇,但没用。大蒜和我们一样,瘦弱的身子苦苦支撑着日月,下面的叶子如枯黄的稻草叶斜伸着,耷拉着,怕是一阵微风吹过就要落地。还有东北人说的大白菜,在我们那里叫大包菜,一入冬就得用稻草搓的绳子,一棵棵捆绑起来,风雨不侵,日月的光也洒不进去,捂得黄酥酥的。可惜这是留着过年突炉子的,平常日子,不来客人,只有撇点白菜叶子,拔十只萝卜,这就是餐桌上的主打菜。满眼望去,浅浅的绿,淡淡的青,没有夏季田园的那种多姿多彩,也没有了那种立体感的画面。

冬季的餐桌上多了腌菜,当然也是萝卜白菜。立冬一过,秋天种的萝卜白菜就用大竹篮盛着挑回来了,摊在场地上,或挂在麻绳上,让冬阳多眷顾几天,直到菜叶儿发软,菜杆子起皱。

那些年乡下人家日子过得细致,每家都要腌上一大缸菜,度过漫长的冬季,春荒。腌菜比泡菜费时费劲。我家每年腌菜,大都是在晚上。煤油灯昏黄的光线里,大水缸清洗得干干净净。我负责添菜、撒盐。一层白菜铺好,裤脚卷得老高的母亲便下缸踩菜,先是“叽叽吱吱”声,那是菜杆子的互相碰撞,挤压。经过上百次的踩踏,硬是将生脆踩成软弱,声音渐微。便又铺加一层,反反复复,直到夜越来越深,直到母亲站得越来越高,双脚由白变红,篮子逐渐见底。母亲这才下地,我俩将一块比我手脚还要冰冷的石板抬起压在菜上面。

踩瘪了的白菜在盐水中静泡,发酵,直到彼此间的气息被时光排空。菜自身的水份被卤汁替换,洁白变成淡黄,青绿变成深褐,生脆变得有韧性,羞涩变得成熟,就会闻到能搅和味蕾的酸味,还有扩张鼻孔的清香。

半个多月后,腌菜可以装坛了,一棵棵清秀的白菜缩成一小撮,这还不够,放进坛里时还得用棍棒捣压,直到水份四溢,坛的外表湿透,再封好坛口,让它贴在墙角。

冬天日子短,五点天就暗下来。母亲捧出炉子,很小,红泥巴做的,上面三个稍高点的是炉耳,顶锅的,侧面有一个小方孔,掏灰。炉里面烧着玉米芯子,或者是灶里烧剩下的柴头,又端上那个外表黑呼呼的铝锅。盖揭开,里面的萝卜、咸菜翻腾着,热气冒得老高。小炉四周还有青菜,炒萝卜丝。等父亲回家的时候,一家人围在桌边,吃得心里暖暖的。母亲不让我们吃旁边的白菜、萝卜丝,说等炉子里吃浅了再添进去,烫的好吃。就着热菜,吃着饭或喝着玉米糊,先前的冷、冻、想哭鼻子的感觉早忘记了,甚至忘记了外面是冰天雪地。

腌制的岁月里只有咸味,苦味,还有酸溜溜的味道。我们回忆,是应珍惜当下的生活来之不易,是为了不要忘记过去的苦。

《黄花一朵释乡愁》

群里有个东北的网友,住居乡下。她喜欢晒她老家的照片,一片片翠绿的玉米地,微波荡漾的稻田,充满着烟火气息的小菜园。自然少不了那些花儿,这是女人的天性。拍的都是农作物身上的,扁豆,丝瓜,辣椒,茄子,看了总让我想到老家的村庄,想到两边长满青草的田间小路。

自然也有不怎么起眼的黄花菜。

其实“黄花菜”这个名字本身就有趣,花和菜集合为一,是菜却不能吃它绿色的菜叶,是花却又不会当作盆景欣赏。

照片有盛开的,颜色如丝瓜的花,大大方方毫不羞涩,而未开的花苞如同微型的香蕉。

黄花菜在我的老家并不多见。圩区地少人多,除了庄稼地,沟边地头的缝隙里点的都是些豆类,栽的都是蔬菜。

村里唯一的一块黄花菜地在汪家门前,不多,围在大河边,像姑娘的短裙拷着的花边。这是他家的地界,雨水每年都将他好不容易培好的稻场,冲刷成一条条沟壑,浪费了他许多精力。有年他的女人正月回远在浮山的娘家,归来时,驮回一蛇皮袋菜根,隔山度水的,又没有汽车,乘船,走路,也算是有恒心。栽在河边,没两年的功夫,就绿绿黄黄地连成一片。不要小看了这些貌似一掐就断了的嫩根,在肉眼看不见的土层里,它们相互绞织,相互纠缠,又各自拼命伸展,终于织成了一网看不见的大网,严实地保护着泥土不被冲入河中。然后,它们就洋洋得意开出了黄花。

黄花菜开花的时候,隔壁人家门前的篱笆上,木槿花早已在我们的视线里了。偷偷地折一根枝条在手中轻弹,几朵夹在绿叶中的粉红色的花朵,还有枝梢的花蕾,伴随着童年的影子在眼前活沷,跳动起来。菜花绿色的细茎不经弹,就像许多往事过于沉重,还未提起便夭折一般。

童年我不知道这花能吃。

其实那些年在老家,逢红白喜事,宴席上都要上一大品碗汤,说是汤却是一道不可或缺的大菜,取名就叫“黄花汤”。是汤,选料做法极其考究。要用养了几年下过蛋的老母鸡,宰杀后洗净,浸入大铝锅,下面是煤炉,红红的烈火炖上半天,直至肉烂如泥。干黄花菜在清水中浸泡柔软,花葶手工撕成细丝,除去里面干硬的花梗。上菜前,鸡汤倒入土灶中的铁锅里烩一下,撒入黄花碎丝,稍闷出锅,散些葱花作点缀。汤未上桌,香味早已弥漫在外,那味道,可不是三言两语叙述得出来。也许童年的胃太过清淡了。

品这些美味的时候,我是和一群差不多大的小屁孩,守候在宴席的门边的。老家的桌子方方正正,像乡下人的个性。孩子不能上桌,只能端着碗,等坐在酒席上的大人们叫唤,等待着品尝一个又一个的味道在味蕾中慢慢储存。

当然,这些都是来自儿时的记忆。

外出后的三十年里,坐在方桌边,品味乡俗乡情乡味已近似奢侈。后来知道黄花菜又名金针菜、柠檬萱草,忘忧草。呵,连名字也有一缕淡淡的忧伤。

度娘说,黄花菜性味甘凉,有止血、消炎、清热、利湿、消食、明目、安神等功效,对吐血、失眠等也有很好的疗效。我不知道的是,它能不能治愈我的乡愁。

(发2022年《德州晚报》

《鸡冠花》

国庆节回了一趟老家,村庄里有我的房子,但从老屋坍塌了之后,有近三十年,我都没在村庄住过一夜。尽管这次回家,来来回回有十来天,依旧是早去晚归,归是归到市里。我变成了村庄的客人。

鸡冠花不是。

在村庄的边边角角里,我都发现有它们盛开的影子。仿佛这个季节是属于它们似的,一丛丛,一杆杆,如一支支高擎的火把,静静地燃烧在路边、小楼的围墙外,篱笆墙角。整个村庄仿佛要被它们点燃,浸透,渲染。深红,紫红,浅红,红得鲜艳,红得通透,红得灵动、炫目。在这秋风萧瑟的季节,让日趋枯萎的村落有了色彩,有了静态的美,有了诗情画意。

“墙东鸡冠树,倾艳为高红。旁出数十枝,犹欲助其雄”。鸡冠花是很平常的花,开了数千年,依旧灿烂,依旧不改本色。每一株,每一朵都一直静静地绽放在岁月里。

从田间小道踱回,我漫步在村庄的小路上,秋阳透过日渐稀疏的树冠,斑驳在我的身上,暖暖的。我的目光在搜寻,记忆中忙种忙收的影子已不再现,牧童晚归的笛声已被夕阳没收。村庄显得淡定,静谧,连“叽叽喳喳”的麻雀也早早地钻进了竹林。村庄像个老人在悠闲地品着时光的香茗,享受着暖阳得温馨。

我也像个老人,背着手闲逛的老人。记得三月底我也这样在村庄闲逛过,那时真正的春天还没有到,树木刚刚从冰封的季节中苏醒,但村庄还是被激情的油菜花包裹了起来,被菜花的浓香氤氲着起来,走到哪里都是。那时我没看到鸡冠花,可能那弱小的嫩苗也还没有伸出土面。

现在我蹲在鸡冠花前,看它浅绿的主茎有点浅红,透明的,有血在流动得样子。我想闻一下它的气息,它的芳香,无论怎么努力,吸到的是凉凉的秋意。我想它肯定不是为过客盛开的,即使它的芳容亮艳过我的双眸,它的色彩颤动过我的心灵。

在乡下,每一朵花都是在逃过鸡爪地抓踢,鸭掌地踩踏后盛开的,真的不易。所以鲜艳也好,平常也罢,都不是为了炫耀自己,也不是所谓的什么诗与远方。所有的花荣凋谢只为一种生命的种子成熟,延续。即便花落也不是衰败,它是兴旺,是生生不息的光大。

秋风里,也有和野草一样子枯黄的鸡冠花,它们站立也好倒伏在地也罢,没有哀嚎,没有哭泣,它们其实在为自己庆幸,在为自己自豪,在冬天来临之前,一粒粒生命的种子已经孕育成熟。请向那些倒伏的作物敬个礼,它们用尽最后一点母爱护卫着它们怀中的孩子,等待着风儿捎来尘埃,等待冰雪将种子覆盖。

生命中每一个遇见,生活中每逢一次花开都是一种缘。所以我写下一段文字,记录这超越千年红尘的相逢,让这一抹抹深红浅红安放在心灵深处,让你我这段恍若隔世的相遇,永远融入在我以后的岁月里。

每当黄昏,我就急急地迈动起脚步,朝着“家”的方向。出村上江堤时,我总会看到村庄的上空,升起缕缕炊烟,白色的,缠绕在屋顶,树梢,也缠绕在我柔弱的心灵里。扯起村庄轻纱的,是留守在村庄里的女人,她们就是一株株永不凋谢的鸡冠花。

《洗澡花》

洗澡花是我们老家人对一种花的称谓,苏州人称之为夜饭花。静静一想,意境倒也相似,说明这花的特性撒到哪里都差不多,都是等到黄昏时分才开得茂盛。

我不是无缘无故想起这种花的。最起码在上海我还没见到过它,不会产生没来由的遐想。在我的老家很多,如若是盛夏回去,从红旗闸向西几十米处下江堤,就见到公路两边都是这花,连着成条挤成堆,编织成灵动鲜活的篱笆墙。虽然没闻到什么香味,倒也开得红红火火,肆无忌惮。全然不顾人的感受。

想到这种花是在抖音里刷到一个人,她关注并天天给我点赞时,引起我的好奇,我才对她不时多看一眼,但怎么仔细打量还是没印象。便跑到她的作品里翻寻,想寻找一些痕迹,看看有没有熟悉的影子,最终还是有些失望。

后来实在憋不住,便私信问她是哪里的?她说我是程家墩小云啊!我有些惊奇,她竟然是我家同族的小姑,从她嫁到江南的青阳县后,一晃好像有三十多年没见过面了。

小姑比我小,辈份高。小时候经常在一起玩,春天讨猪菜,夏天玩石子,秋天的晚上到生产队的稻场玩丢草把,躲猫猫。但我一直都叫她的名字,小姑是叫不出口的。

上初一那年,老家开始土地到户,家家都有土地,再听不到队长喊出工的大嗓门。她的哥哥姐姐也都先后成了家,比我小一点的小姑便“提拔”成家里的主要劳力。

放暑假时我总是借口做作业,看书,来逃避进庄稼地里,母亲也不让我去,在家搞些家务。去村中间里大河边洗菜,挑水都要经过她家门前,白天很少看到她,但能看到她门前的小花园,这是有姑娘家的标志。男孩子不喜欢花,更恨烦人的野草。花园不大,用木槿的枝条围了个圈而已。乡下的姑娘没有奢侈心,里面有一株栀子花,大丽花,更多的是洗澡花,主茎粗壮,枝节像鸡骨头般粗细不匀称,节和节如两个圆粘在一起般。一朵朵小花如一只只喇叭缀满枝叶间,倘若是中午,这些昨晚开的小花受不了夏日高温般耷拉着面孔,封闭了通往心灵的大门。

才十五六岁的小姑却没有这个福份,天气越热越要往地里赶,那些干涸的棉苗,玉米苗需要水来降温解渴。她瘦弱的肩上过早地披上了烈日的烘烤,承受着一担担水的重压。

到了黄昏,小姑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匆忙洗洗完毕,一盆散发着香皂气息的洗澡水泼在花园里,干涸的泥土发出“嗤嗤”的响声,受了雨润般的享受过后,洗澡花神奇地张开了粉红的嘴唇,如果你静下心来,会听到一支支乐曲回响在即将降临时夜色里。

坐在竹榻边乘凉的小姑也像盛开的一朵洗澡花。

小姑二十岁左右就出嫁了。我不记得她是什么季节出门的,或许那时候我在街上做生意,或许在村委会那边开小店。反正没去喝喜酒。我也随后选择了外出,逃离了那块只生长不起眼花草的村庄。后来每年只在年底时回家看看,再也没见过洗澡花。也没有见到她,连一点点的信息也不知道。

有了私家车后回去的次数多了些,每次回程家墩我仍旧喜欢去大河边逛逛,寻找一下儿时的乐趣,复盘曾经留下的印记。每每从她家门前路过,我都感觉到无比惆怅,曾经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房子不见了,满目的树木杂草,间或有一丛丛的野蔷薇替代了记忆中花园里的洗澡花。蔷薇花是淡白色的,远不及洗澡花那么鲜艳。

昨天有人说它叫“夜来香”的,这和“洗澡花”“夜饭花”的名字都很相符。我从度娘那里了解它的学名叫紫茉莉,一个雅而不俗的名字。

其实乡下有许多这样的花花草草,鸡冠花啊,多风景啊,牵牛花等等,它们一路陪伴着我们度过了一段童年有趣而又欢乐的时光,让苍白有了色彩。

《时光中的小罐》

母亲打电话过来,没别的事,问我去年带的一罐腌菜吃完了没有,有没有装东西。三鬼(我弟弟的小名)回家做冬至时,记住叫他拐个弯,把空罐捎回去。又说家里白菜腌好了,有半小缸,石头还压着呢,可以装一罐带来。我说,小罐保管得好好的,你腰不好就不要弄那些东西了,想吃这边可以买到。母亲说,买的哪有家里腌的好。

这不是她第一次提到小罐,我没想到的是一口小罐竟像一个宝贝似的让她一直牵挂着,我甚至想象闲暇时间她面对某个空荡荡的角落,在独自唠叨细语。

那次其实是没准备带腌菜的,每年春节返程老人们早早就把老家的四季都收藏得服服帖帖的让我们带走。我的车子后备箱已经装满,发动时,见母亲在后面使劲地招手。摇下车窗,问什么事。她说还有一小罐腌菜忘记了。母亲的脾气我知道,带点她给的东西她才开心,证明她在家里还有点作用。我只好下车,将一些不能受压的放到上面,将小罐硬塞到门边的角落里。临走时,母亲又打招呼,下次回家不要忘了将空罐带回去。

去年回过几次老家,每次回去都像掉了魂似的兴奋,不是忘了带这就是忘了带那,国庆那次连秋装也忘记捡,何况是一口不起眼还容易撞碎的小罐呢?所以每次面对母亲的诉说,我总是挠着头皮允诺下次,几个下次就又是一年了。

但我没有忘记善待这不起眼的小罐,因为怕孙子把它当皮球滚,我特地将它放在一截立起的大口径污水管里,沿口盖着一块地砖,上摆一盆吊兰。风雨不沾,也算是保管得挺好好的。小罐和坛相似,却比坛小了很多,像是一对父子。小时候乡下人家日子过得细致,一到冬天每家每户都要腌上一两缸菜,度过漫长的冬季,春荒。我家腌菜大都是在晚上。煤油灯昏黄的光线里,大水缸清洗得干干净净。我负责添菜、撒盐。一层白菜铺好,裤脚卷得老高的母亲便下缸踩菜,先是“叽叽吱吱”的,那是菜梗子的互相碰撞、挤压声。经过上百次地踩踏,硬是将生脆的菜踩成软弱。声音渐微,便又铺加一层菜一层盐。反反复复,直到夜越来越深,母亲站得越来越高,双脚由白变红,篮子逐渐见底。母亲这才下地,我俩将一块比我手脚还要冰冷的石板抬起压在菜上面。

踩瘪了的白菜在盐水中静泡,发酵,直到彼此间的气息被时光排空。菜自身的水份被卤汁替换,洁白变成淡黄,青绿变成深褐,生脆变得有韧性,羞涩变得成熟,就会闻到能搅和味蕾的酸味,还有扩张鼻孔的清香。

半个多月后,腌菜可以装坛了,一棵棵清秀的白菜缩成一小撮,这还不够,放进坛里时还得用棍棒捣压,直到水份四溢,坛的外表湿透,再封好坛口,让它贴在墙角。

但小罐是不装腌菜的,它太小,小得只能装下童年的一点点贪婪。我恍惚知道这只小罐应该和我的年纪差不多,因为我清晰地记得,童年时口干了,就推开锅屋的门,操起水瓢,掀开缸盖,舀半瓢凉水,塞到嘴边,头一扬咕咚咕咚就下了肚。也乘家里无人,偷偷摸摸闪进母亲的房间,在米缸盖的边上找到过这只小罐,踮起双脚,手伸进罐里,抓起一把花生或者蚕豆或者是玉米滚出来的糖豆。

在母亲眼里亲手添置的物件都是来之不易,即便是现在用不上的米缸水缸她也舍不得扔掉,摆在门前不碍事的地方,缸里养着莲藕,每到盛夏季节,荷叶圆圆,荷花亭亭,俨然是一只只天然的盆景。到了冬天,可以从里面摸些藕节,随时可炒盆时兴菜。其实这些缸啊坛啊罐啊,都是父母从倒塌的老屋里扒出来的,有口缸上口有条裂纹,被两道铁丝箍着紧紧的,竟然没有一滴水渗出来。母亲说,它们又不向人要吃的、穿的,需要用时拎出来就是,很方便。

腌咸菜是母亲一生的习惯,父亲走后她依然没有改变,只是管辖的土地少了,几分菜园地,让踩菜的缸装菜的坛没了用武之地。她知道我家人多,夏天仍会炝一点嫩豆角,初冬时仍会腌一点萝卜白菜。我们回去过中秋,做冬至都会带一小罐或是一小桶过来。这些老家的平常菜让寡淡的白米粥有了滋味,让每个清晨多了一份念想。

今年到现在我还没回去过一次。三月底本来准备回去做清明的,这边疫情突然就严重起来。四月头,我所住的小区变成了“不是想来就来,也不是想走就走的”地方。也就在那时听到母亲从楼梯平台滚下来,摔坏了腰的消息。还好老大在家里,送她到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又请了一个护工。我以为家里的菜地就此会荒废了,没想到的是儿子女儿中秋回去看她时,竟然带回了土豆南瓜。更没想到的是现在她还要带小罐回去,这让我惭愧又有点欣慰。八十六岁的人,况且还摔坏了腰,不知道什么力量让她重新站起来,下地种菜,操劳腌菜。

想想,小罐能装的不过是几碗咸菜,更多的是品不完的酸溜溜味道。

《母亲的菜地》

我家的菜园地以前在村子西边。打开后门走过三户人家,前面有条小横路,折过身子朝北便看见一根大青石条静静的趴在沟面上,过了这个“桥”,在小路的西边有一大片绿油油的莱地,我家的就在路边。儿时,母亲往往面下到锅里才想起没掐蒜叶,我便飞奔过去。吃饭时手上蒜汁的浓香熏得我的鼻孔张得好大。

那一方地有十几亩,是生产队统一分给每户人家做菜地的,被小石头或杆子修得干干净净的小树视为的界桩分成或大或小,或正或长的许多条条块块,像庄户人家的屋基地。其他的地沟可以弯曲随意,界桩的那条沟像用木匠的墨斗线弹过似的笔直。这地和家里的房子一样,是农户人最大的家当,容不得别人多掏过去一捧土。

每家餐桌上的“美味”都来源于自家的菜园。好强的母亲不仅在生产队里是个劳动好手,家里的菜地也利用一切空闲的时间精心伺弄得像个花园,并尽其所用,没有一块空闲的地方。仲春时节,别人家的菜地里窝笋才转棵发青,我家的锅屋里已漂出韭菜炒笋丝的清香了,引得过路人不停的吸鼻子,连连称“香”。油菜花开的时候,菜地里的青菜萝卜花也开了,这个时候地里能吃的菜最少,但有割不断的韭菜,芹菜,这两种菜都是在固定的位置,发青了以后只要松松土,浇浇粪水就可以一茬连着一茬顺着地皮收割,然后撤上草木灰或火粪。那些辣椒,茄子,四季豆,豆角,丝瓜还有瓠子等夏季蔬菜才栽下去,这段日子最是郁闷最没胃口的,也是那时候被人称为“荒春”的日子。还好家里有冬天腌制的咸萝卜,咸白菜来应付。

天渐渐炎热,菜园里的蔬菜也日渐疯长,豆角瓠子一边往架子上攀爬一边开花挂果了;苋菜,空心菜像往上顶起的绿毯子;青椒碎白的小花碎害羞似的闪烁在绿叶枝间……虽然这些白色的花朵并没有扑鼻的香气,也没有诱人秀色,可它结出的果实才是我们的最爱。每天清晨母亲都要采回一篮子沾着露水的葱绿,中午便有了炒辣椒,炒豆角,丝瓜炒蛋,瓠子饼,每顿都有好几个菜呢!最喜欢的要数蒸茄子了,母亲将小香瓜大的白胖胖的茄子去了叶柄,洗尽十字型对切放在煮开的米饭上面,再将自家晒的醬,切好的姜沫,剥光皮的蒜头倒点菜籽油一起盛在一只碗里放在锅中心,盖上锅盖,将锅盖的四周用洗碗布蒙上。饭香了,圆滚滚的茄子被蒸得皮皱起来,用筷子挑起已是像喝醉酒的人般软绵绵的了,淋上蒸熟的佐料搅拌均匀,那菜吃饭,“啧啧啧”又香又绵又下饭。

盛夏的时候,菜地里的菜越发茂盛,母亲将来不及摘的老豆角煮熟晒干制成干豆角,那些嫩绿的炝成咸豆角;上色(好的)的红辣椒挑到老洲街上去卖换点零花钱,有点疤的、瘪瘪的红辣椒放到圆罐里,等到深秋的时候磨成辣椒糊……秋天的时候,蔬菜渐显疲惫,再也没有了盛夏的那些活力了,母亲早早准备了冬天的青菜苗,稀疏的辣椒地里套种上了萝卜。母亲像个设计师,在她的眼里,手里,没有一块空闲的地,没有一棵没用的菜。

读五年级那年,母亲突发奇想,减少了种其他菜的数量,用了三分多地栽了蕃茄(西红柿)。西红柿成熟的时候每天都能摘一篮子,几天下来裝满了两萝筐,母亲挑着两萝筐蕃茄带着我上了老洲的渡船,到江南的大通市场去卖。这是我第一次坐在行驶在长江的船上,也是我第一次去大通,甚至是第一次走出老家。回来的时候,母亲不仅给我买了许多好吃的,还将卖了一担蕃茄的收入给我买了一双回力牌白球鞋。秋天上学的时候我穿上新鞋轻轻地走在同伴的后面,心里有说不来的开心和自豪,在学校里三个年级(三~五年级)六个班的学生中也只有我一个人有双白球鞋,那是多么显眼啊,这双白球鞋成为我至今为止最为刻骨铭心的记忆。

我常想:日子是过的,但会过日子的人是瞒不过别人的眼睛的,透过小小的菜地也能看得清楚明白,我相信菜地伺弄得风生水起的人家餐桌上不会是清汤寡味的。所以到现在我都感恩母亲在那个清贫的年代用她勤劳的双手为我们争取到的满足,尽管那时的满足都很小很小。

后来那块菜园因为周边的人家搬到外地去了,人走了菜地却搬不走,便栽上了树,人退草进,没几年的时间我家菜地的四周、上空都是随风摇摆的树枝了。母亲要将房子前面的十几棵香椿树卖了,开了一块小菜地,任凭我们怎么劝说也没用,她说:“种了一辈子庄稼,不可能连吃的小菜还要去买吧?那不是让左右隔壁的人笑话?”

而我也搬到了外地,成了一个常年买菜吃的“居民”。每次回家从那片菜地边经过,看到那片浓密的树林,便想起那里曾经有过的葱绿柿红,那些盛开着的辣椒花豆角花,还有母亲忙碌的身影,就想静下来画一幅素描。

《我的老娘是大脚》

我低头吃饭的时候,母亲就坐在小桌的对面。

在这静静的时光里,我一边品尝难得的乡味一边听她聊队里的人,听她聊七月份的大水,聊着聊着聊到她的脚上,说最近疼得厉害。好像证明自己没说假话,便站起来走给我看。也怪我,回家几天了也没注意母亲走路的姿势:她左脚很正常,迈出、落地时看不出毛病;跟着的右脚一落地就像被下面什么东西吸住似的拔不起来,再移的时候就显得极不协调。有点跛又不严重,走起来右脚像被拖着似的。

秋天的夕阳褪了色般的淡黄,从西窗钻进来,投映在东边的墙壁上。母亲的影子也在墙上,一上一下的抖动,如一支没握稳的笔拖出的轮廓。

我说明天上午带她去看医生。几年前的中秋回来好像也是这只脚疼。那次我带她去了老湾医院,挂号排队,做B超,拍片子。结果医生说脚趾头上长了肉刺,做了一个小手术。在手术室门口,医生将剐出来的一个黄豆大沾着血色的肉疙瘩给我看,让我捏捏,说像石头。我的手没伸出来。

下楼时,八十三岁的母亲心里不再有了负担,尽管下楼梯时不怎么方便,仍拒绝了我的搀扶,她说她脚大,稳妥得很。

我笑笑。其实“知道”母亲是大脚,还应该追溯到我的年幼时光。

也许是肚子易饿的原故,从小我就是个爱哭的孩子,一沾上哭就像黄梅天沾上连阴雨,不容易停歇。除非这个时候往嘴里塞进点什么有味的,含着。这样,哭声才像涌向岸边的波浪渐渐平息。但带我的奶奶总是无法满足我这个可怜的欲望,只得一手轻拍我的后背,一面扯着唱歌般悠长的嗓音:大脚喂,孩子肚子饿了哦,早点回来喂奶哦。

喊的次数多了,有时恰巧给母亲喊回家。那时我知道“大脚”就是母亲的代名词。

奶奶是小脚,西边的老太太是小脚,还有孝胜的娘也是。她们走路都是一丁一丁的,很不稳的样子,看得我替她们担心思,不过也没见到她们摔过跤。有一次奶奶洗脚,我就蹲在脚盆边,想伸进自己的脚比比看,但我终究没敢,只估计比我的小脚大不了多少,像端午母亲裹的粽子。后来我就见到她们用拐杖,老太太的儿子在市里上班,是墩子里个个都羡慕的拿工资的人,他给老太太买的拐杖也很漂亮,枣红色的,像一股腾腾上蹿的火柱,燃到手心时,有个雕着张嘴含珠的龙头做把儿。比奶奶和孝胜娘的短竹竿子好看气派多了。

在我七岁的时候,老太太的拐杖不见了,奶奶的短竹竿也不见了,它们在记不清的某一个早晨,随着熊熊燃烧的纸屋化成了浓雾,变成了青烟,消失在村东边坟地的树梢间。

奶奶去世的那段时间,作为奶奶长子的父亲还在安庆搞副业。丧事便由叔叔和母亲操办。那一阵子母亲尤为忙碌,我似乎整天都能听到那双大脚,踏在泥土地上的叭叭声。

没有奶奶的庇护,我再也没听到“大脚喂,大脚喂”这样的呼唤。每天早上天刚麻麻亮或者是漆黑一片,朦胧中的我就听到母亲的脚板响,然后是“吱嘎”的开门声。等我迷迷糊糊睡着再翻过身,一窗之隔的锅屋里已弹起了锅碗瓢盆协奏曲。吃过早饭,她匆忙扔下一句“在家里待着。”就去生产队上工。我只能和差不多大的孩子东游西荡,从高头墩子串到吴家墩,再到程家墩子。有时,偷偷的溜到北埂之渠,下到浅浅的沟里玩水捉鱼。

玩累了再去生产队的稻场。每到傍晚收工的男女社员都经过这里,热闹得像是看电影的地方。初夏,人们忙着从地里挑回收割的麦把子,一担四梱,比我们的人还高;到冬天,生产队去江边砍芦苇,挑回来过称再分到每家每户。父亲不在家,这挣工分的重担就落在母亲肩上。每当听到别人议论母亲一担有二百多斤,超过许多劳力(男社员)时,我心里充满着自豪感。

那时候我还住老屋里。圩区怕水,屋基都选择或者人为挑得高,屋前屋后就有陡坡,喂猪还要走上十几级泥土挖成的台阶。晾晒东西得翻过一条灌溉渠。

也是在这时,我庆幸母亲有双大脚,如果像奶奶那样的小脚挑着这么沉的担子,估计立也立不稳,不要说要跑三里多路了。

在外出打工的岁月里,我的双脚行走在他乡的土地上时,才感觉到一双脚支撑着的不仅仅是自已的身子,支撑着养家的重担,还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更深感母亲一路走过来的不易。

我的耳畔又隐隐传来奶奶的呼唤:“大脚喂,大脚喂……”但我知道,再高明的医生也不能让那双“大脚”恢复踩响泥土的力量。因为那双“大脚”正在渐渐萎缩,我的心便隐隐作疼。

《一袋枇杷果》

我回到村庄是五点多,五月上旬的日子,没有阳光的照耀,天空依旧敞亮着,像是一个人,脸上不喝酒,但能看得出脸上写着满满的酒意一样。这个时候我回到程家墩,坐在车上,思来想去都有点偷偷摸摸的感觉。

路上没看到一个人,拐弯时见到母亲家的大门开着的,门前扫得干干净净,一场刚停歇的小雨让水泥地坪发出幽幽的光。那片幽光里,有一树枇杷果似撒了一把碎金闪闪烁烁。我没停下脚步欣赏,直奔锅屋门而去。

母亲正在洗脸,灰白色的洗脸盆摆在小饭桌的中间,手巾正从她的额头往下擦,刚露出双眼就见到了我,满头的银发抖了两下,似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连喊了两声我的名字,问我怎么这个时候回来。确认是我,手中的毛巾才从脸上滑下,在清凌凌的水里搓搓,像是搓洗完心头上的疑惑。

其实不仅是母亲没想到,我自己也没想到,一个月前回去做清明好像还没几天。况且外出三十年了,在五月份回家似乎仅有过两次。而这次是回去奔丧。告知母亲,她显得诧异,手一抖差点将桌子上的脸盆碰翻了。

但她很快恢复了平静。张家长李家短谈了一阵子,母亲便问我哪天回上海,好隔夜捉两只仔公鸡带走。我说好啊,刚刚看到枇杷都黄了,走的那天过来摘一些。母亲笑了,说多摘点,可甜啦,一点也不酸。我答应了。

忙了两天,心里惦记着要摘枇杷果,返程的那天八点多就赶到程家墩。颠簸着进村,迎面碰到了一辆货车,我以为是拉黄沙的,村里有家人在造房子。我赶紧倒到一条小支路上,让货车通过。车子到我对面时停了下来,驾驶员探出头,好心地提醒我,前面路堵了,过不去。他不认识我,不知道我家在后面。

几百公里都过来了,几百米路拦不住我的双腿。

车子开进去才发现四爹爹家也在建房子,拉来的土是回填基础用的。四爹爹穿着黑色的外套坐在树荫下,像个稻草人。我停好车,过去递支烟。

没和四爹爹说几句话。我走到母亲家,她正在锅屋门口摘蚕豆,好的差的分别装进马甲袋和篮子里。见到我走过来,她问我怎么不开车。我说车子在老菜地那边,四爹爹家装土填屋基,开不过来。母亲说她昨天忙了一整天,鸡杀好了,整干净放在冰箱里。又指指马甲袋,这点蚕豆也带过去。我说蚕豆有,家里种了。母亲说,有就不要摘,先吃带过去的。我说,那好吧,找个袋子给我,去摘点枇杷。母亲说昨天我摘了,十几斤哩,在冰箱边上放着,我怕拽破了皮,都是用剪子剪下来的。

我的心一颤,枇杷树不高,最下面的枝条也高过我的车顶,有一人搭一手高吧。母亲都八十七了,去年清明边从楼梯平台摔下来过,腰和脚受到很大的伤害,即便现在走路仍是一颠一颠的,这十几斤的枇杷果,一颗一颗她是怎么剪下的?问她。她说站在小桌子上剪的,桌子是踩着椅子上去的。那平常的语气丝毫不顾及我的惊吓。走进锅屋,我一眼就扫到了装在马甲袋里的枇杷,一颗颗淡淡的黄,点点的黑。

回来时碰到四爹爹,隔着一点点路。他大声问我,二毛子,你娘给你带什么好吃的了?我也大声说,有仔公鸡,蚕豆。但我没提枇杷,怕他说,枇杷有什么好吃的,那东西酸。

《扳罾》

大罾扳大鱼,小罾扳虾米。

罾其实就是网,一种捕鱼工具。老家至今仍流传着许多有关网的俗语:扳罾如守店,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等等。都是指对待做事的一种专心、坚守的态度。

在江边,晨起,远看朝霞下离开水面的罾是一幅极美的画面,有“扳风扳雨扳日月,扳鱼扳虾扳星辰”的意境。时光毫不留恋的从网眼里过滤,伴着声声叹息,点点滴滴融入东逝的江水,一去不回。

我的村庄八十多户人家,有罾的只不过一两户,且都收藏在家里。那年头挣工分是头等大事,分口粮,年底分红,会计都是要打开工分簿的。只有梅雨季节水满金山时,罾才会出现在村外的北埂之渠,还有更远点路的东胜河里。而我最早看见罾是在菜花未净的四月,刚刚告别冬的寒,棉裤还未褪去的时候。

童年的时月里,孩子们闲不住,不是聚集着去队里大稻场上去玩,就是结伴去拾捡鸡粪,讨(割)猪菜。这些都不需要大人吩咐,似乎已是习惯。

四月的江边,柳条着上了绿色,空旷的芦苇荡仿佛一夜之间开始发青,荒芜的泥土上有了蓬勃的生机。马兰,蒿子,荠菜自然也憋不住,纷纷钻出了土面。

在江边,我看到一张方方正正的大网,比我家堂屋大得多,网的四角扣在罾爪上,罾爪是四根细毛竹弯成的弧形,上端绑扎在一起,由一根粗毛竹挑起,毛竹的底部剖开按在罾铺上。陪同毛竹垂下的还有两根粗糙的麻绳,当中布着许多细木棍,均匀得像用尺子量过。扳罾的人先是站着,身体像是未动,双手没停,轮番替换拽着两根绳中的横木,像攀爬天梯一样。脚边的绳子盘旋起来。江面上,罾的四角也在一寸一寸浮出水面。这个时候是看不见鱼的,江水依旧缓缓地东流。罾在水面上不紧不缓地升起,如果有鱼就会看到它们自在地摇动着尾巴,不时搅动着一点水花,根本就没有觉得危险正在降临头上。只是空间越来越小时,才急得乱蹿,但为时已晚,撞到的都是软绵绵却逃不脱的网。

长江的鱼类很多,除了内河的鲫,鲢,鳙鱼等等外,还有长江特有的长江刀鱼,模样如鲢却嘴尖鳞细密如银的鲥鱼,更有后来被称为水中软黄金的长江鳗鱼苗、中华长绒蟹……浑浊的江水一直流淌着,貌似平静的江水流淌着许多看不见的秘密。

每次从江边回来,我们都是只穿着光秃秃的棉裤。蒙在外面的单衣早已脱下,裤脚裤腰被茅草扎住,里面装满了窸窸窣窣拥挤的蟹苗。

读小学的时候,有了属于自己的罾,而且还是几付。夏天我们去江边玩的时候,看到有人用白纱布做的一种小罾扳江虾,那方方正正的小罾不仅扳起了透明的小鱼也虾,也扳起了我们活泼跳跃的心思。我们没钱买纱布,就找来旧蚊帐,再偷出几支母亲纳鞋底的麻绳,跑到屋后的小树林里,花了两天的时间,将剪成一米见方的纱布四周裹上麻绳,用母亲钉被子的大针缝制,针脚歪歪斜斜,像婴儿走出的步子。绷上竹片后,倒也像模像样。

去江边前,在罾中心绑块蚌肉或剖开的癞蛤蟆即可放入江水中,这样的小罾用不着吃力地去扳,三五分钟提起来一次,童年的好奇心就在起罾与玩水中度过一个个炎热的季节。

八八年,女儿还没满周岁,不能外出的我在村委会隔壁开了间小店。五月底,我刚刚抢收完麦子,来不及脱粒,黄梅雨轰然而至,直下得天昏地暗,没日没夜,小沟大河,鱼塘洼里连成一片汪洋泽国。雨幕里,大罾小网起起落落,都有收获。

我钻进雨缝中,去街上买回做纱窗的尼龙网布,缝制了一付丈二的大罾。夜晚守在胜利河的小桥边,望着在夜色中湍急的河水,耐心的守候着时光,守候着一次次的欢欣,一次次的失望,直至东方泛青,竟收获了二十多斤的鲫鲤。

可惜那年我家的麦子在久雨里开始发霉,也有麦粒忍受不住雨水的滋润,像个怀春的少女偷偷发芽。也是在那时,生活给了我启迪,拼凑的网总有缺陷。

我拿起了泥刀,开始了泥工生涯。然后下常州,奔上海,我用自己的手去织一张网,罾起落于社会的大潮中。

《梅雨季》

南方人说,梅子成熟的时候,天,湿漉漉的,连阴雨缠缠绵绵的不肯停歇,这段时光便是所谓的梅雨季节了。我在想,难怪他们喜欢喝梅子泡的酒。久雨,天气潮湿。人,大概也就不会缺水份,对水果的渴望远不及炎炎烈日下来得强烈。于是,梅子成熟时,吃,没味口,扔,又觉得可惜。最好的办法是浸放到酒坛里,也不枉梅树的风雨一生。

当然这是我的想象,我的老家没有梅子,也没有李子树,到了六月份却也有相同的梅雨季节。下个三天两天,也有连着下一个礼拜的,沟沟宕宕,低洼的地方都盛满了水,明晃晃的。徜若是夜间行走在村庄里,稍不留神就会溅踏起一连串的水响。雨水大的年份江水涨的也快,老人形容长水的速度像“噗(pu)饭汤”一样的,一天几寸一尺的,看得心惊肉跳。水渐渐漫没江滩,爬过白杨林,涌到了大埂(江堤)边,“哗哗”地拍打着大埂脚。水越爬越高,人的心就像被水压着胸膛逾加堵的慌。这时就要开始防汛了,日夜有人巡逻。而圩内,孩子们却不知道天高地厚,大沟小沟里都有他们捉鱼的影子。拦网的,板罾的,看热闹的,大呼小叫。黄伞黑伞在小路上飘移着,在沟边伫立着,像一个个撑开的大蘑菇。

儿时常常误以为这个时节是“霉雨季节”,这倒真的和我的想象有关。端午过后,庄稼人风风火火,起早歇晚地抢收麦子,抢种玉米黄豆,还要抽时间给腾出空间的棉苗锄草,施肥。这些在日子摔打中过来的人清楚,黄梅雨就跟在季节的屁股后面紧追慢撵,稍微迟缓一下,麦子会在风雨里重生,狗尾巴草会遮挡住棉苗,庄稼地就变成丰茂的草地。

不仅仅是庄稼,这个时候屋里淋不到雨的木器杂物也容易发霉。梓树打造的床沿会有黑色的霉斑,如淡墨泼到发黄的纸张上;而楝树做的床头柜面则像铺了一层白毛毯,用手拂过能感到水汪汪的。就连家里用泥巴夯实的地坪也变得温柔起来,踩上去像踩到棉堆上,似乎再用点力,脚指缝里能冒出水来。

儿时的记忆似黑白电影,随手一掠就是一个画面,经过了这么多的梅雨淋洒也没有丝毫的枯黄,霉点,依然清晰。

曾经天真地认为,梅雨季节是上苍对庄稼人的一种恩赐,一种体恤。它可让辛劳的庄稼人终于可以安下心休息几天。

但是雨稍微停下来,田间地头依旧会有庄稼人的身影。棉苗需要补棵定苗,可以插山芋,被风推倒的玉米苗像个调皮的孩子,不去扶植的话,它就赖在地上不肯站直。

其实梅雨时节是做酱、准备晒酱的最佳季节。那酱香,浓缩着五谷,阳光,日月星辰的精华,还是一颗颗虔诚、期盼的心的聚集。经历炎热,沐浴秋风,在霜冻来临前收获。是每家的餐桌上一年之中少不了的味道。

我依旧记忆清晰。雨,覆盖着锅屋,覆盖不住炊烟,更覆盖不住炒熟的麦子的浓香。母亲去邻家的石磨上磨成面归来,香气依然浓郁,筛除麦麸,兑上凉开水(不能用生水)做成一个个窝头状,摆放在铺上干净稻草的竹簸箕里,上面盖上薄棉被或夹布毯子,让其舒舒服服的在被窝里睡眠,发酵。几天后,面的表面便长出三四厘米长毛绒绒的菌丝。拾起捏碎放入专门用来晒酱的钵子里,撒上盐,有条件的可以加入黄豆,蚕豆之类的,加进什么就叫变成什么酱了:黄豆酱、蚕豆醬、花生酱,诸于此类。天气一晴便可以放在门外接受太阳的晒烤,吸收着太阳的精华灵气。

当然这是老早的事情了,记得儿时每家门前都有一个黝黑的大酱钵子,摆在堆积的石头上,或专门做的半人高的木架上。还有的怕孩子瞎捣弄,放在锅屋的屋顶上,单个的也有两三家并排放的。半个月后,表面开始变成褐黑色,每天早上掀开酱缽开始搅拌,空气里便散发着酱香,似乎还带着点咸味。

现在梅雨季节依旧会有,但已经没有人家再去做这个既麻烦又需要耐心的事了。偶尔回家和老妈聊起晒醬的事,味蕾的记忆仍能精确地捕捉到那种纯朴的醬香味。这味道是超市里再好的醬油也烹煮不出来的乡味。

上海也有梅雨季节。在乡下的小道上行走,能感受到江南的烟雨气息,也恍惚行走在老家的土地上。只是不能抬头,那高耸的楼宇被雨雾笼罩,像是伸入天穹,有点虚幻的意境。看到这样的场景你也许会感到惆怅,会不由得踮起脚,眺望远方。

远方,老家出梅时会选择某个大晴天晒霉,将屋里的冬衣棉被,还有小家俱搬出来晾晒晾晒,寓意着晒掉一年的霉运。

我也晒一晒文字。岁月里免不了霉事,人的心情不能发霉。

《母亲的村庄》

国庆节,我回了一趟程家墩。

上次回来还是“五一”,距眼下已有五个月的光景,一晃又是半年过去了。那次走的时候,我看见隔壁大妈门前的柿子枝头上,缀满了铜钱大小的青果,方不方圆不圆的,躲闪在枝叶间。其实它不用躲藏,没有孩子去撩拨它,连成群的鸟雀也懒得瞅一眼;母亲门前的枇杷果倒是有点黄色,可以品尝品尝。但我没动手,我知道要想品到那独有的甜味,极难过滤掉绵长的酸味。

回家的路愈来愈难。

本来想中秋节就回来,三天的假期除却来回的堵塞,留给村庄的时间实在有限;还有一个原因是每天要接送孙子上幼儿园,没有以前想去哪拔腿就走那么自由了。当国庆的号角尚未吹响时,我便有了归乡的筹划。一号中午开始出门,上高速前我瞅一眼屏幕,时间定格在四个1上,双十一?心头闪过一种无奈。果然,车多,像极了双十一的抢购,一路走走停停,似走似停。三百多公里路用了八个多小时。那天夜里,我按耐住扑扑乱跳的心房,进了镇上的房子。

次日下午三点,我拐上了村庄的小路。铺在上面的石子坑坑洼洼的,我的车子颠簸着进去。村中的小路愈来愈窄,两边的蒿草能藏住人,但曲径通幽处,有乡愁的内核,有思念的归属处,有记忆味道的重拾。

车子拐上场地时母亲没看见,她拎着两只喷壶,专注着给她的小菜喂水,我能听到那洇水的嗤嗤声。

旁边的枇杷树一如春天般的绿,厚实的叶子在阳光下闪着幽幽的光泽,枝头似有绿芽爆出,又有毛绒绒的花苞,像是挤满了的蜜蜂,大概在准备新一轮的孕期。挨着枇杷树的是一蓬桔子树,青枝绿叶间挂着同样青绿的果子。大妈家的柿子已经黄了,浅浅的,像陈放了几年的蜡色。

下车。天气依旧闷热,仿佛返回夏天,连续三十几度的高温,没有退减下来的迹象。走近母亲的菜地,她没让我进去,说刚刚浇了水的泥土沾鞋。片刻功夫她也踱出了菜地,稍稍侧过身子,带上了篱笆门。

隔着篱笆,母亲像个将军,陪着我视察她的部下。她的手指向菜地,说叶子有些疙瘩、皱褶的是乌心菜;用稻草绑扎起来的是冬天的包心菜;青灰色的是春包,还有我自幼就熟悉的青菜萝卜,锄头杆子长的地方刚下了香菜籽;一托长的辣椒苗还舍不得抜掉,枝头上还挂着一些青色红色的的辣椒……好像我是哪个大城市下放过来的,不麦苗和韭菜一样。说这些话的时候,母亲满脸的褶皱散成了河水的涟漪。她忘记了播种锄草施肥浇水的辛苦,满地的丰盈才是她心安的资本。

母亲做饭的时候,我去村里转转。在小五家门前,我看到踏步上的灰尘多得放不下脚;再抬头,发现大门紧闭,几缕银丝从门头垂掉下来,蚊虫干瘪的躯壳挂在上面荡着秋千;小五家东面就是我的房子,二O一七年建成后就没进去过。门前的砂石路还是父母一锹一锹铺就的,路东种着红豆;路西是大豆。圆的扁的豆荚饱饱密密,豆粒似乎要破壳而出。

小五不在家,我便没有了聊天对象。程家墩还是过去的那个八十多户人家大村庄,许多大门上都挂着有了锈迹的锁。没锁的大门,即便开着,也不是随便就好迈进门槛的了。我从北埂之渠踱到土地庙,再绕村中间的大河转了一圈。偶尔见到一个人,笑笑或点点头,脚步没再停下。大河西边,几家倒塌多年的房子又重新竖了起来。据说村庄可能要拆迁。江北深水港码头,火车站都离这不远。更有人言之凿凿,说北埂之渠南边以后都是仓储中心。

程家墩存在的历史有多少年了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村庄是现在老人们的依靠,是他们离不开的避风港,也是他们心灵最稳妥的安放点。没有了村庄,他们会感到茫然,不适,会心慌意乱。

从生产队的老稻场边缘返回,见到母亲锅屋上升起的炊烟。淡淡的青灰色,像冲锋号的余音,在眼前,在耳际,在心海久久回荡。我忽然就想起许多人在我的抖音里的留言,说有母亲,年纪再大也是个孩子。我想确实是这样,但不知道的是,没母亲的村庄,我还回不回来?

黄昏时我返回铜陵。车子上了江堤,我歪过头忍不住瞅瞅夕阳下的村庄,静静的,如一幅不怎么清晰的抽象画。

《三月三的米粉粑》

五点多回家,太阳还没沉入地平线下,满世界依旧明晃晃的敞亮,四月的日子像橡皮筋一天天被拉长。

餐桌上已摆满了诱人食欲的菜肴,更诱人的是一碟煎得微黄却不失底色的米粉粑。妻指着靠在碟边两只瘦小的,说这是芝麻馅的,给你订做的。家里人喜欢辣味,唯有我似乎被上海的甜味食品所俘获。问及今天是什么日子?妻白了我一眼,说,三月三到了啊。

外出三十年了,妻一直记得老家的风俗。我是每当有人提及才会想起,如同我在特定的情况下才知道自己是程家墩人一样。

芝麻馅的米粑除了有汤圆般甜味外,并不爽口,机制的米粉太过细腻,经水揉捏,尤其在高温的烘焙下显得精致也显得瓷实,全然没有了记忆中的松散柔软。

过份的精致往往让食物失去了本真。

儿时做粑的米粉源自糙米,粮站里买回来的。程家墩队没几亩水田,远在三五里外的保成圩,和普济圩农场隔河相守。农历三月,大概才做秧田的时候,水田里生长的还是茂密的红花草,翻耕后沤作肥料。那一点点的水田从没闲着,一年要插两季稻,假如有可能插上三季四季,村里人再辛苦也愿意。乡下人什么都没有,唯一有的是力气。早稻收割是伏天,收获的称为小米,熬出来的粥浓白,清香可口,就着同样白色的馒头,那是一年中最快乐、最富裕的时光。晚稻收割就没这么好的口福了,稻子碾出来的米叫粳米,留着过年切米糖用,想吃顿粳米饭也是奢侈。不要提用家乡的米磨粉做粑了。

三月三是青黄不接的荒春,但不能不吃米粑,据说这天是“鬼节”,至今还流传“三月三九月九,无事别在江边走”的俗语,这天吃粑寓意为“粑魂”,好让魂魄不散。当然,这只不过是个流传的说法而已。

不过我真能想起母亲给我喊过几次“魂”的。儿时体弱,容易生毛病,有时白天疯玩了一天没事,回到家中却不想吃饭,没有睡意,走路也歪歪倒倒的。母亲便认定我是“吓”了(老家叫“黑”音),请来隔壁的大妈为我“戳黑”。我躺在床上,额上敷条热毛巾,仔细聆听母亲在门外喊我的名字,她喊一声,我应一下,喊了三声就完了,然后听见母亲开洋铁箱,手抓米的“晞晞”声,一把米,一撮茶混合在一起,撒在门口。说来奇怪,第二天我就可以又蹦又跳地疯去了,好像不曾生过毛病。

那些年村庄里这样的喊声隔三差五的都能听到。

每年三月三还没到,母亲都会舀半脸盆的糙米,在水中淘尽,晃除米中的细砂,再浸泡一夜。寂静的夜色里,这些细长微黄的糙米吃足了水份变胖,变得白净。然后去大河边我喊二爹爹的门前场地上,那里有地宕,糙米经过石锤的几百次锤击,然后用筛箩细细过滤,筛下的便是白花花如雪的米粉。

三月三这天,母亲会起个大早去野外寻些细如麻线的野蒜回来,洗净,一把把的,也不用菜刀,双手捏紧,交错用力就揪成几截,撒在米粉上,像雪地里长出的麦苗,弥漫出浓郁的香味。然后加水,搅拌,揉搓出一个大长条,揪下一个小面疙瘩,在手心搓出一个个小园球,双手合并挤压,米粉粑就做成了。

没有过多的油来煎米粉粑,所谓煎的过程是走走过场,一只只摆在锅中,任凭下面大火炙烤,一瓢清水如天女散花般淋下,热气呼地升起,如屋面上袅袅炊烟。米粑在水与火地交织中取出,像是被淡雾遮盖的月亮。

现在每次回家,我喜欢围着村中的大河转转,也会来到二爹爹家的场地上看看。二爹二奶走了不知道多少年了,但曾经吱吱嘎嘎的石磨还在,它们默默地面朝青天,听不到一丝叹息,一句怨言,似乎在静等某个人的到来;那口地宕也在,我的脚蹬在石头上,口朝下底朝上的地宕,周身的凿痕依旧清晰可数,内在里不知道揣了多少秘密。

我的脚踹不开历史,也走回不到从前。但我的味蕾记得,它储存着小蒜米粉粑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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