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地方，任何时候都人满为患。其实不用猜你也清楚，没错就是医院。
有时间没时间，都可以去静坐在缴费台和等候叫号的联排座位。坐在那个地方，你会目睹许多病患穿着病号服在走廊里来回走动，会看到许多长者瘦弱而因为疾病困扰所引起的焦虑的眼神，会看到医生护士有一搭没一搭地回应家属的各种问题，会看到有人抖着腿焦灼地等待着医生的宣判......每每这个时候，你会不自觉的放慢自己的节奏，去重新思考，你到底在挣扎的东西是否值得你这么付出一切，不论是对人，还是对事，抑或是对钱的态度，就会发生改变。也会从这画面里得到一些也许可以改变你未来一切的希望。
很多时候，医生自己是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学医的。因为医生太清楚从事这一行有多不容易。现在频繁出现的医闹现场，患者暴力伤医事件，时不时有医生突然被杀，件件惊心。看到这一幕我反而为自己感觉到悲哀。在以前，一流的人才会选择医学，一流医学院招生分数其实并不亚于清华北大，也就是说一流人才会选择从医。但是这几年，因为医患关系的矛盾愈演愈烈，被媒体不断放大的各种医患关系，导致医学院的录取分数线一直在下滑，也就意味着一流的人才也许就不再考虑从医，那转而只有二三流的人才学医，我们的健康怎么得到保障呢？
生病的时候，我们都会渴望遇到一个好医生，一个负责任的好医生。可是，现在的大环境，医疗纠纷如此频繁，谁愿意去冒险呢？医生也有自己的家庭，没有人会因为一个没有关系的陌生人孤注一掷地把自己的后半生搭进去，因为不值得。成功和失败各占50%的情况下，为了稳妥，也许医生宁可选择不冒险，最后那50%的希望也许最后也会成为泡影。
可受害者到底是谁呢？其实，还是我们自己。
还有一个民国时候的旧闻，我想当做新故事来说。
很长一段时间，梁启超先生一直尿血，1926年初，终于住进了协和医院。给梁启超先生做手术的就是协和医院的院长，他为先生割掉了右肾，可病情并没有转好，因为割错了肾。当时包括徐志摩在内的所有人都上报刊文，因为协和的“误诊错割”而声讨西医。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最有权力声讨协和的梁启超先生，却用英文写了一篇文章《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为协和辩护，为医生的态度与认真做了详细的说明。梁先生还声明，以后他还去协和看病。梁先生不仅这么说了，也真的这么做了，直到几年后去世。
我们应该如何去感谢梁启超先生帮助医学在中国更顺利地走到今天呢？我们每一个人，又何尝不是先生宽容与对医学信任的受益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