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幺令·天中节》 宋·苏轼
虎符缠臂，佳节又端午。门前艾蒲青翠，天淡纸鸢舞。粽叶香飘十里，对酒携樽俎。龙舟争渡，助威呐喊，凭吊祭江诵君赋。感叹怀王昏聩，悲戚秦吞楚。异客垂涕淫淫，鬓白知几许？朝夕新亭对泣，泪竭陵阳处。汨罗江渚，湘累已逝，惟有万千断肠句。
《和端午》宋·张耒
竞渡深悲千载冤，忠魂一去讵能还。
国亡身殒今何有，只留离骚在世间。
又到了“遍地麦儿黄”的时节，端午节若一个饱经风霜、 历尽沧桑、多情的老人，怀揣着华夏民族厚重的历史记忆，血管中流淌着华夏民族浓厚的文化热血，步履蹒跚地穿越时光隧道，一步一步向着我们走来。
两千多年来，每逢农历的五月初五，这位多情的老人就会在孩童们“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的歌谣声中走遍华夏大地。
对于端午节的起源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诸多起源说中，端午节起源于两千多年前楚国的汨罗江畔，人们划龙舟，往江里仍粽子以怜爱、追悼、纪念抱石沉江的屈原的传说最为流行，也最具光彩。
两千多年前，一个“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的落魄贵族黯然伤神，怀石自沉汨罗，掐灭了自己生命的烛火。他就是战国末期楚国贵族、爱国诗人屈原。据传，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屈原悲愤地自沉汨罗江之后，当地的百姓出于怜爱之心划着龙舟往江里投粽子，以免江鱼啃食屈原的身体，后人为了追悼、纪念他，每逢这一天都自发地包粽子、吃粽子、划龙舟，这就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的起源。
虽然从精神层面说，屈原并没有死。两千多年以来，人们通过屈原用血泪写成的，用生命铸成的、遗世不朽的《离骚》、《九章》、《天问》等感天动地的诗篇得以了解屈原，认识屈原，研究屈原，理解屈原，被他爱国忧民、上下求索、舍身取义、以身殉志的精神所感染，所感动，遂惜之、悯之、哀之、祭之、吊之、敬之不绝，他一直活在人们的心中，实现了“立德”、“立言”的不朽。
然而，屈原终究是死了，怀石自沉汨罗以死，死得何其悲壮凄美，又何其动人心魄、催人泪下。
屈原之死至今仍令人心痛，发人深思，感动悲恸之余，痛定思痛之后，人们不禁要问：为何屈原在冤屈、痛苦、悲愤、孤独、绝望中非得抱石自沉汨罗，以这种决绝的方式结束自己宝贵的肉体生命呢？屈原当时除了赴死之途之外还有其他解脱痛苦之途可选吗？这样的解脱之途屈原会选吗？答案是：有，但屈原不会选。
就凡俗之辈的眼光看，屈原当时除了赴死之途外尚有三条解脱痛苦之途可选。
解脱痛苦之途一：混世之途，即随波逐流、同流合污。
这是一条彻底屈服、妥协、堕落的解脱之途，在万念俱灰、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的屈原哀叹自己“独清”、“独醒”之悲凉，意欲怀石自沉、以身殉道的途中，渔父就如此这般开导过他：“举世皆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渔父》）依渔父之言而混世究竟是自甘堕落还是识了时务，不同人生遭际、心路历程、人生追求、人生境界的人会作出不同的价值评判。但对于嫉恶如仇、品行高洁、才智卓越、志向高远、人格独立如屈原者是断然不会认同这一活法的，他鄙视“委厥美以从俗”的兰草，表示“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始终坚持自己独立的人格和高洁的品格，而不屑于顺从世俗，同流合污以博同僚欢心，更不愿意“自污”以博君上安心。因此，视名节重于生命的屈原断然否决了渔父的好意开导：“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父》）屈原视与昏君奸臣同流合污是自暴自弃、自甘堕落、自取其辱、自轻自贱。与众人同醉，放弃“美政”理想，灵魂无依、若行尸走肉般地苟全性命于浊世，对于守志不移、宁死不屈的屈原而言简直生不如死。显然，这条随波逐流、同流合污的混世之途决不是自比“美人”“香草”爱人又自爱的屈原会选择的解脱之途。
解脱痛苦之途二：遁世之途，即无道则隐、独善其身。
既然楚国君昏臣奸，庙堂无道，君子不容，自叹“举世皆浊吾独清，众人皆醉吾独醒”的屈原何不远离庙堂、归隐田园、闲看南山、心归沉寂、独善其身？其实屈原在“因忠而遭疑”、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痛苦绝望时，内心确实抱怨过、动摇过、退缩过、逃离过，意欲无道则隐、独善其身：“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离骚》）“世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九章涉江》）“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离骚》）可以说屈原曾经已经站到了遁世的边缘，再向前迈一大步就能越过鸿沟，携手庄子同行，成为“逍遥君”，但屈原最终还是没能迈出那一步，出乎意料又意料之中地退回了原地。匡时济世、解民倒悬的伦理责任与“内圣外王”的道德理想重若千钧，压得心在庙堂的屈原迈不开那最后的一大步，只能孤独、痛苦地在自我划定的圈子里徘徊。至真至诚的屈原无法自欺欺人地、心安理得地做一个远离尘世的“隐君子”、“逍遥君”，因此，这条无道则隐、独善其身的遁世之途不是忧国忧民的屈原会选择的解脱之途。
解脱痛苦之途三：游世之途：即离开楚国、仕于他邦。
战国末期，楚国昏君在位，奸臣弄权，君子难容，才智卓越、品行高洁的屈原成为楚国“劣币驱逐良币”式的典型人物，这是屈原的不幸，更是楚国的悲哀。其实，在那个群雄逐鹿、君主们求贤若渴、士君子们朝秦暮楚的战国乱世，被逐的屈原本可以无愧地离开楚国，仕于他邦，像孟子那样过“以传食于诸侯”的生活，像荀子那样以赵人游学、终老于齐楚。这对于才能卓越若屈原者，非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愿不愿的问题。屈原在《离骚》中透露巫师灵氛曾劝他另谋高就：“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司马迁也曾替屈原惋惜并叫屈：“以彼其才，游诸侯，何国不容？”（《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本人在主观上对当时士人中普遍存在的出仕别国也并无偏见，他对虞材秦用的百里奚、卫材齐用的宁戚原等前贤们评价颇高，即便对受难而逃楚奔吴、继而伐楚报仇、最终又落难的伍子胥也深表同情。“吴信谗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后忧”（《惜往日》）。屈原曾在其诗句中流露过欲效仿伍子胥“良禽择木而栖”的心迹，“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悲回风》）然而此一时，彼一时，屈原蒙冤受难之时已非子胥蒙冤受难之时，亦非屈原官至“左徒”，乃怀王肱股之臣之时，六国中，原本唯一与强秦有同等机会完成一统大业的楚国（《战国策·楚策》记载：“合纵则楚王，横成则秦帝”。）此时已元气大伤、一蹶不振，其他五国苟延残喘已属不易，西秦虽国富兵强，然严刑峻法、仁义不施，并不合屈原之“美政”理想，屈原已无木可择而栖。客观上，屈原已无木可择，主观上，对楚国民众忧与爱的洪流冲走了去国的心思。《九章·抽思》：“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屈原本想逃离这块使他蒙冤受难的国土，但一看到楚国人民正遭受苦难又冷静下来，终究难以割舍。屈原在《九章·哀郢》中说：“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又在《九章·橘颂》中歌颂橘树：“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屈原对故土的眷念、感恩、热爱溢于言表，且至死不渝。因此，屈原在万念俱灰之时，虽曾有过去国的心思，然转迅即逝，如流星，如晨露，如风中的尘埃……，最终，屈原对自己所属宗族（与楚王同宗）的自豪感，对振兴祖宗基业的使命感，对父母之邦的归宿感，对楚国民众的亲切感与责任感，对楚国命运的焦虑感，背离故土的负罪感与飘零感战胜了去国的心思，痛苦纠结、挣扎之后，满身疲惫、遍体鳞伤的屈原选择永远留在楚国这片他永远深爱的故土。尽管屈原对他人出仕他邦并无偏见，但对于恋祖忧国爱民尤甚的屈原自己而言，离开楚国，出仕他邦形同苟活，无异叛国，绝非他解脱痛苦之途。
以上三种解脱对屈原而言都非真解脱，他都不会选择，他选择了坚守，然而在秦将白起破郢都、几亡楚的公元前278年，孤苦无告、报国无门、长夜中苦熬坚守的屈原最终等来的是令其绝望的国破都亡的噩耗，心中对楚王、楚国细若游丝的希望之火熄灭了。楚亡已是必然，屈原不忍亲见祖国为暴秦所灭，不忍亲见深爱的百姓受难遭殃，更不愿以亡国奴的身份乞食秦粟、苟延残喘于世，屈原只能以死明志，舍身取义，以身殉道。带着悲愤、哀怨、遗憾、迷茫，还有他未竟之“美政”理想，屈原用血泪写下绝命诗《九章·怀沙》：“重华不可遌兮，孰知余之从容？古固有不并兮，岂知其何故也？汤禹久远兮，邈而不可慕也！”“世浑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屈原哀叹先贤已远去，时贤寂寞无人识，生命的意义飘散了，便主动拒绝了生，去追赶先贤的脚步了。最终，“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的屈原，汨罗江边纵身一跃告别了浊世，在清澈的江水中得以涅槃，以悲壮的、重于泰山的死给后人留下了永恒的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