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能来，为啥我不能来？”我哭着说，心里有一种莫大的委屈。

“你跟别人比啥？别人是别人，你是你。”

“我凭啥和别人不一样。”

“因为你是老白家的种！”

“我不是！”我大声说。其实我说这三字，完全是一种单纯的无意的气话。我并不想揭什么过去的伤疤，更何况当年的我也不知道什么过去的伤疤。我就知道，我想和其他孩子一样随性所欲地下河去玩。父亲说我和别人不一样，而我却怎么也看不出来我和他们到底哪里不一样。他说我是老白家的种，我就想直接否定他的话，以此来发泄自己的不满，如果他当时说的不是这句话，说我是人，是孩子，等等其他的话，我也会斩钉截铁地说我不是。我来了犟脾气，想和他一斗到底。我也不知道我到底从哪来的底气。我就像疯了一样。

父亲先是愣了一下，然后低头搓搓手上的泥巴，似乎若有所思。接下来他没有再冲我吼叫，也没有再动手动脚，而是耷拉着脑袋，无精打采地往家里走。刚才那股猛烈炽热的火焰，被我无心的三个字瞬间浇灭。这结果完全超出我的预想。我站在那里一时不知所措，是跟在他后面走回家，还是继续下河和大牛玩。我最终选择了前者。

那天的午饭，我和父亲都没有动筷。我气还未完全消，满腹委屈，没了胃口。父亲一言不发，蔫巴巴地对照墙上的相框发了很长时间的呆，他还把柜里的那些书一本一本捧出来，反反复复翻了又翻。临下地干活前，他把头伸进柜里鼓捣半天，最后掏出一沓黄黄绿绿的钱塞给我。

“儿子，这是五毛钱，你拿去小卖店买块面包。”他脸色又恢复了常态，“别饿坏了。”

我接过钱，顿时感觉到自己肚子里的委屈在减少，对小卖店柜台里面包的迫切渴望在急剧蹿升。在我印象里，他每次领我去打酒，总是拿五分钱给我买五个糖球。那时我太小，不懂得小卖店里好吃的到底有多少，给几个糖球就乐得屁颠屁颠。后来我和大牛跑出去玩，看到有的孩子在吃类似发面饼一样的食物，但看上去比发面饼要厚实、松软。他们告诉我那叫面包。我趁他们不注意，捡了一块掉落到地上的面包渣滓，放到嘴里细细咀嚼，一股从未有过的香甜味道油然而生，直沁心脾。再后来父亲带我去小卖店打酒，我看到柜台里放着好几个面包，我跟父亲要，他却说，钱没带够，下次再说。等到了下次，他依旧是这句话。再再后来，他打酒的时候，就干脆不带我了。

“到哪里玩都可以，但最好还是别到有水的地方去，即便去了，也站在边上看，千万别下到里面。”他抚摸我的头，“不管你是谁家的种，性命都是最要紧的。”

“嗯。”我点点头，他远去的背影在我的眼里开始变得模糊。我是不是又哭了。我不记得。

小卖店在屯里的正中，三间半新不旧的砖挂面，一间用来卖货，一间做了厨房，一间专门住人。店主是一位六十来岁的驼背老头，长得精瘦干练，瞅人的眼神里始终带着一种买卖人独有的神采，最让屯里人佩服的是他能噼里啪啦打上一手好算盘，屯里但凡有红白喜事，总是请他来记账收钱。父亲说他是李五叔的二哥，年轻时读过大书。

我来到小卖店，柜台差不多和我一般高，我只好翘着脚，举起五毛钱，“二爷，我买个面包。”我说。

“哎呦，羊孩，稀客呀！”李二爷接我的钱，一分两分地数着，“我没记错的话，你这是头一回自己来买东西吧。”

“嗯。”我点头说，“我爸不让我自己跑出来。”

“你爸呀，他是怕你长翅膀飞了。”他从柜台里出来，把面包送到我的手上，顺势把我上下打量一番，“你长得越来越不像……哈哈！”他没把话说完就笑了起来。我总感觉他笑得很奇怪，但也没好意思去问。

我在路上碰到了翠萍，他在和一群女孩子玩跳绳。我把她叫到一边，将手里的面包掰成两半，分给她一块。她吃着面包继续跑去玩，我能感觉到，那些女孩看她的眼神里充满了赤裸裸的羡慕。剩下的面包被我和大牛以狼吞虎咽的方式痛痛快快地干掉。

有那么一阵子，父亲在睡觉前，总是要给我讲上一段故事。故事内容有孙悟空大闹天宫，有猪八戒背媳妇，有哪吒闹海，有武松打虎，有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有草船借箭，有空城计，甚至还有贾宝玉与林黛玉。这些故事都不无例外地出自母亲留下的那些书。父亲上过几年学，据他自己说是小学五年级毕业。他能写一手歪字，会看一些杂书，但就是记忆力似乎不太好，有些内容讲得马马虎虎，我听得也糊里糊涂。有时候，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有时候，他讲着讲着也睡着了。不可否认，这些故事对促进我们顺利入眠起到了一定作用。

有一天晚上我们照常躺在被窝里，他准备给我讲一段诸葛亮借东风的故事。我对这类故事有些厌烦，不是因为我不爱听，实在是父亲讲故事的水平太差，比如，父亲讲刘备三顾茅庐。我问他茅庐就是咱家拉屎尿尿的茅房吗？他说对，一个意思。难道诸葛亮住在茅房里？我吃惊地问他。他说古代穷人盖不起房子，都住茅房，吃喝拉撒全在里面。自那以后，每次上茅房，我都会想到刘备和诸葛亮，想着他们在茅坑边上吃饭唠嗑，心里感到一阵陈恶心。与之相比，我更愿意听大牛姐姐给我们讲的故事，她虽然只上小学二年级，但讲起故事来绘声绘色，内容都是我们爱听的乌鸦喝水、小猫钓鱼、小猴子下山，等等。我和大牛经常趴在他家炕沿上，一动不动地听他姐给我们讲故事。那一刻，我在想，要是我能有一个会讲故事的姐姐该有多好。

“爸，你会讲小蝌蚪找妈妈的故事吗？”我在他开讲前，抛出一个酝酿很久的问题。

“不会！”他说。看上去多少有些不自然。

“我会。”我略显得意地说，然后把从大牛姐姐那里听到的故事内容跟他重复了一遍。

“胡说八道。”他说，“池塘里那么多青蛙，每只青蛙一次能产那么多的籽，它能记住哪个是自己的孩子？”

“故事里就这么说的。”我说。

“故事都是胡编的，把四条腿的蛤蟆编成跟人一样，说人的话，还整出个什么妈妈，青蛙知道个啥啊。”他愤愤不平，“动物怎么能说人话办人事，这在《西游记》里就是妖怪。”他开始激动起来。

“那你的意思是小蝌蚪不能找妈妈，只有人才能找妈妈？”我问。

“对啊。”他肯定地说，“只有人才能干出千辛万苦找妈妈的事儿。”

“那就是说我也可以呗。”我一下子联想到了自己。大牛跟我说，听他爸讲，我妈妈在省城，那里很大很大，离这儿很远很远，具体有多大有多远，他爸也说不清楚。老实说我以前对妈妈没有概念，除了相框里那两张照片，我一无所知，也从没想过要去找她。但时间是把宰牛刀，可以改变人的一切，包括思想。在和屯里一些孩子玩的过程中，我慢慢发现妈妈的重要性，她可以给孩子一些父亲无法给予的东西。至于是什么东西，只可意会却无法言传。特别是听了《小蝌蚪找妈妈》这个故事，一下子让我萌生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动——找妈妈。

“你不行！”

“为啥？”

“你出屯子东南西北都找不到。”

“我可以像小蝌蚪那样打听。”

“打听路可以，可你有钱吗？吃啥？喝啥？住哪？车票咋买？”

“我……我……我……”我被他一连串问题彻底击倒，原本满腔的热血，顷刻间凝结成冰，脑子如浆糊一样混沌，嘴上结结巴巴，过了好半天，才憋出一句话：“哼，等我长大后挣了钱再去找。”

“长大后的事，现在就别说了，睡觉吧。”他把身子转过去，背对着我，“人家要是想回来，早就回来了，人家要是不想回来，即使你找到了，也不会回来。”他对着墙说。

窗外，皓月当空，整个世界陷入一如既往的静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