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到了1986年的秋天，太阳的光不再似先前那般热辣，徐徐的风送来了清爽，房檐下的一窝雏燕开始展翅翱翔，清晨的田野沾满了晶莹剔透的露珠。如此美好的季节，我和我的伙伴们却再也不能整天在外面疯跑，因为学校的大门已经向我们敞开。大人们说我们该上学了。
父亲带我去了一趟小卖店，给我买了文具盒、铅笔、小刀、橡皮和格尺。我记得文具盒盖上面的图案是一驾拖着长长白色尾巴的飞机，盒盖内侧还印有乘法口诀，当时我虽然看不太明白，但觉得特别好玩新鲜。
我跟父亲说，长大后我要开飞机。父亲说你小子要是有本事能坐上一回飞机，就算给咱老白家光宗耀祖了。
文具什么的都有了，唯独缺一个书包。父亲说他有办法，不用买。后来也不知他从哪个角落翻出一个挂满灰尘的旧书包，用抹布里里外外擦了一遍，然后递给我，说是作为我上学背的书包。我嫌弃书包旧，让他给我买个新的。我说人家大牛都有新书包，我咋就没有。父亲说你的学费还不知道咋整呢，哪有钱买书包，有的背就不错了。他又说家里就种五亩责任田，忙活一年，到头来也就混个吃饱穿暖，年吃年用，根本就攒不下啥钱。
我有点沮丧，无意中瞥了一眼墙上的相框，猛然发现相片里的妈妈背的书包和我这个差不多。我拿着书包凑到相框前仔细比对了一番，感觉样式大小都一样。我问父亲这是不是我妈背过的。他含糊地嗯了一声。我说好，那我就将就着背吧。
开学那天，天空像大海一样蓝，稀稀落落、零零散散飘浮几朵奇形怪状的云彩。吃过早饭，父亲为我挎上书包，然后带我去学校报到。
学校在屯子的东北角，那地方我知道，我和大牛他们曾到那的操场上奔跑。我还听人说过，那地方原来是生产队的驻地，生产队解体后改做学校。校园里没有围墙，只有三间房，一间是礼堂，屯里人叫会场，里面有个土台子，父亲说他小时候经常坐在台下看样板戏；一间是教室，墙上挂着一块大黑板，老师的讲台端坐在黑板前面，五六排残损程度不一的长条桌凳占据了绝大部分空间；一间是五保户兼学校更夫的住房。学校是村小分校，只设一二两个年级，三年级以上的孩子要到山后的村小本部去上学。
父亲和我一前一后来到学校的操场，其实也不算严格意义上的操场，屯里人习惯管它叫场院。操场上已经来了不少家长，他们三三两两，或站或蹲，吵吵把火地唠着闲嗑。孩子们也是三五成群地在场院上互相追逐。在人群里我看到了大牛、孙小和二壮，他们笑嘻嘻地向我招手。我又看到了翠萍和他哥，一左一右站在她妈的两侧。我还看到了老疙瘩，手里拿块雪糕在那里不停地舔舐。
老师还没有来，利用这个空闲，我和大牛他们迅速开启玩耍状态，你追我赶，绕着操场跑圈。玩了半天，不知谁突然喊上一嗓子，“陈老师来了！”
操场倏地安静下来。
我远远地看见一位中等个头、体态偏瘦的青年从屯里踱步过来。他的穿着和屯里人差不多，唯一不同之处是左上衣兜别着一只钢笔。我想，这支笔就是农民与教师的最大区分。
“陈老师，你可算来了，我们都在这儿等你半天了。”家长们纷纷围拢过来。
“嗯，大家伙来得挺早啊！”陈老师说。
陈老师是地道的屯里人，他父亲是我们村里的会计。他初中毕业后在其父亲运作下直接进入村小上班，成为这所分校唯一的老师。他身兼数职，既教一年，又教二年，既教语文，又教数学，既管教务，又管后勤，可谓是个多面手。他是民办教师，工资待遇低，在教学之外，还承包了责任田。
他从口袋里摸出钥匙把教室的门打开，把二年级学生招呼进教室坐好。然后搬个凳子坐在门口，左手持本，右手握笔，一个一个登记新生信息，叫什么名，多大年龄。
“孙天明，8岁。”孙小爸对陈老师说。孙小爸在屯里有个响亮的外号叫孙二神，就是“搬杆子”跳大神的时候，他充当二神的角色，最拿手的绝活就是唱请神词。我听屯里人说过，他家人嗓音都挺好，孙小的爷爷在唱样板戏那会儿是公社的主角，孙小的一个姑姑还是县里二人转剧团的主唱。孙小的嗓音也不错，尤其是他唱小草这首歌时，我感觉有种童星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