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的赵壹在《非草书》中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的书法家：后世慕焉，（慕张芝等草书家）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惶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角思)出血，犹不休辍。
意思就是后世的人仰慕他们（张芝等），却专心致志地学习草书。。。。。。即使和大家群坐在一堂，也没时间谈天、博戏，只顾着伸出手指在地上画来画去，以草在墙上刮来刮去，以至于手臂都破皮了、刮伤了，指甲都断了，甚至指甲都外露、出血了，也还不肯休息、停止。
哎呀，真是太发愤用功了。篆隶用笔较为单一，且篆书不易识，草书不同，变化不穷，名家之作，如矫矫神龙，给人以极大的震撼。在东汉末季，书法家终于有机会在文化领域占一席之地。
汉灵帝刘宏有才艺，爱好文学，书法。他引召太学生中能为文、赋者待制京城洛阳鸿都门下，以后又将许多善尺牍和工书鸟篆者都加以引召，于是有数十人。光和元年（178）设立了鸿都门学。
鸿都门学所招收的学生和教学内容都与太学相反。学生由州、郡三公择优选送，多数是士族看不起的社会地位不高的平民子弟。开设辞赋、小说、尺牍、字画等课程，打破了专习儒家经典的惯例。宦官派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对鸿都门学的学生特别优待。学生毕业后,多给予高官厚禄，有些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还有的封侯赐爵。师宜官弟子书家梁鹄后来即曾出任凉州刺史。鸿都门学一时非常兴盛，学生多达千人。
鸿都门学中以师宜官，梁鹄，毛弘等人书法最为知名。师宜官，最善八分书。（即隶书）其书“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时不持钱诣酒家饮，因书其壁，顾观者以酬酒直，计钱足而灭之。每书辄削而焚其柎（板），梁鹄乃益为柎（板），而饮之酒，候其醉而窃其柎（板）。”（见《四体书势》）
书法家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熹平四年，搞了一部石经，是用隶书一体写成，字体方平正直、中规中矩，极为有名，故也称为《一字石经》。
中规中矩四字，道出了它不可能成为书法，虽然后世推崇备至。正如语文教科书上的印刷楷体课文，我也不打算把它拔高成书法。但是，如此浩大工程，当然是要有书学方面专家指导的。也即后来的鸿都门学中人·（此处尚须更多史料的支持）。史书指蔡邕负责了部分书丹，实际上，七部经典，蔡邕很可能只是提出指导性意见而已。正如同样身为书法家的解缙，总裁了明代《永乐大典》，而《永乐大典》却是一板一眼的形同木偶的手写楷书一样。书法要自然，经典要规范，这里没有调和的余地。
在这个过程里面，各路人才，云集洛阳。年轻的皇帝延揽贤俊，开创圣朝新气象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梁鹄出身于太学，也许，起初的时候，鸿都门学与太学在选人方面并非有着不同的标准。
有的关于汉代书法的论述称鸿都门有书家数百人，这决无可能，以唐王朝而论，书家才有几人？说到底，还是文学之士为多。
很明显，它打破了地方豪族对人才选拔之垄断。快乐的日子过得飞快。被动了奶酪的士族纷纷上书皇帝，指鸿都门学全是奸佞小人，书法家们很快被妖魔化了，一如一千多年后的今天。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提到鸿都门学书家，往往强调其工鸟虫篆，而不提他们所擅长的八分书，章草。因为鸟虫篆意味着缺乏实用性，很好地暗示书法家是无用之人。
在今天，打着书法家旗号骗钱的，有戏子（演员不干这种事），有贪官，也有不会写字的连永字八法都未掌握的所谓文化人如余秋雨之流（此君的文化未必包括《说文》《九势》等等）。一方面污蔑从事书法的人，一方面又要把自己装扮成书法大师。
古往今来，同样的故事，不同的主角。
如同《熹平石经》的丰碑，在历史长河里，忽而重现，忽而磨灭。也曾在洛阳的春风里，傲然矗立，迎接四方的惊呼，赞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