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家李开先在其《六十子诗》中评价王九思说：“编戏今丽曲，善作古雄文。振鬣长鸣骥，能空万马群。”又在其《渼陂王检讨传》中说王九思：“诗文苍古，而词曲则新奇，不止守元人之家法，而且得元人之心法矣。脍炙人口，洋溢人耳。”这当是对王九思诗文、杂剧、散曲的全面评价。
王九思（1468年——1551年）是明代文学家。字敬夫，号渼陂。汉族，陕西鄠县（今西安市鄠邑区）人。弘治九年（1496年）同进士出身。选为庶吉士，后授检讨。其间，李梦阳、何景明、康海等人陆续来北京，相聚讲论，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史称“前七子”。正德四年（1509年）调为吏部文选主事，年内由员外郎再升郎中。王九思曾任翰林院检讨、吏部郎中。武宗时宦官刘瑾败，因与刘瑾为陕西同乡，被名列瑾党，降为寿州同知。以诗文名列“前七子”。所著有诗文集《渼陂集》、杂剧《沽酒游春》、《中山狼》（一折），及散曲集《碧山乐府》等。
王九思出身于书香之家，家境富裕，天资聪明，一表人才，自幼读书，学识渊博，尤长文学。他青年时热衷于功名。明孝宗弘治九年（1496年）赐同进士出身。当时文渊大学士李东阳任内阁首辅。李为“茶陵诗派”的代表，很赏识王九思会试时所作《端阳赐扇》诗中“谁剪巴江，天风吹落”等佳句，特留王九思为翰林院庶吉士，学习文学。一年后即在翰林院参与编修国史。武宗正德四年（1509年），升任吏部考工员外郎等职。他在吏部任职期间，能剔除弊端，选贤任能，辞却那些不称职的官吏。一次吏部考试，他不媚权贵，对李东阳的干儿子李台繁与一般人一样看待，受到时人的称赞。
正德五年（1510年）八月，一度把持朝政的宦官刘瑾，案发被诛。朝中清理瑾党人物，因王九思与刘瑾是陕西关中小同乡（刘瑾是陕西兴平人），被名列瑾党，受到牵连，贬为寿州（今安徽寿县）同知（知州的助手）。王九思在寿州任职时，处理诉讼、防备盗患、修城防和阳河渠等，较有政绩。他于政务之余，常与士人学者讲古文，整学风，并以诗唱酬。次年，即王九思43岁，正当中年有为时，又以瑾党根除未尽之由，被迫归乡。王九思回到家乡鄠县后，彻底放弃了做官的念头。他除了带领乡亲们修涝河桥，施舍医药、教育生徒外，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文学创作和倡导戏曲方面，历40年，84岁辞世。
不过，虽然身为官员的王九思看来不甚成功，然而作为一名文学家，他却拥有着足以载入史册的成绩。其诗文及正文字作品可见《渼陂集》，但其成就不止于此，仍著有杂剧《沽酒游春》、《中山狼》，同时亦有散曲集《碧山乐府》，此外仍有一些文学作品传世。
“前七子”是明代文学史上不可不提的一道光芒。而王九思作为“前七子”的其中之一，自然亦可大书一笔。王九思和他的同道中人，反对当时由杨士奇、杨荣、杨溥（“三杨”）所开创的台阁体，认为其风格只是追求风雅，而并无世事之生活，内容薄弱，多为歌颂上意之作，因此他们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之说，意图为明代之诗歌文学注入新鲜力量，以复古之名，而行革新之实。后来，他们的名声与影响力逐渐强势，并成为了当世文学之主流。就王九思本人而言，其诗歌之特点在于文字之华彩、感情之细腻；而情感之处，不仅涉及个人之遭遇，且能关注社会时事，颇有大情怀之感触。王九思的杂剧亦多抒发其怀才不遇之愁思以及愤懑，而杂剧中的代表作便包括明代单折剧之始——《中山狼》。不仅如此，王九思现存于世之散曲、小令亦不少，其大多数之主旨，亦同诗文、杂剧一般，表达自身遭遇的感怀，对于现实的愤懑。
王九思的诗歌主要写他仕途失意后的怨怅之情，时时流露出“相权操白刃，谗口叹青蝇”的感慨。也有少数接触社会问题的诗篇，如《卖儿行》《马嵬废庙行》《孤儿吟》，或叙村媪卖儿的惨状，或述宦官气焰的嚣张，或写当时世态的炎凉，有一定现实意义。从艺术上说，他的诗模拟痕迹较重。有些诗从语言到意境，就如汉魏、杜诗的赝制品。但他才情烂漫，有些诗语言绮丽，抒发情怀细腻。
虽然后世对于王九思不仅颂扬，仍有批评其诗文多一味仿古而失去自身之特点，未能实现创造而只是守成、“拾人牙慧”，然而这些都不能掩抑王九思在明代文学史上的成就，作为“前七子”中的一员，以及推广剧曲之大家，名声成绩足以流传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