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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里面充满了精妙绝伦的比喻，尖酸刻薄的讽刺，深刻透骨的洞见。只是每次读完之后，总感觉缺失了一点什么东西，却又说不出来。

前两天偶然看到“有情皆孽，无人不冤”八个字，茅塞顿开：《围城》缺失的，正是悲天悯人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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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对笔下的人物，似乎一个也不喜爱。

方鸿渐正如你我，如身边的庸碌凡人：有小聪明，却没有大智慧；敏感，却不敏捷；正直，却不勇敢。赵辛楣大方、热情，也世故。孙柔嘉一面是温柔，一面是深深的心机。

其它角色，全部是以反面形象出现的。苏文纨的虚伪、矫情，李梅亭的吝啬、阴毒，高松年的狡猾，方遯翁的迂腐……无不肆意在纸上蔓延。

只有一个唐晓芙，青春活泼，天真烂漫，可也不过是镜花水月，稍纵即逝，正如方鸿渐所说，不过是肉骨头在水里的影子（P159），吃不到嘴里的，永远是最美味的。

作为一部讽刺小说，时时处处对社会中种种丑恶、鄙陋予以鞭笞，是主旨，是风格，是构成其的枝叶，无可厚非。可是越读得多，就越觉得钱钟书对笔下的人物，既不喜爱，也不愤恨，更不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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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几处文字，冷漠得过分。

一、方鸿渐的未婚妻去世（P19），方遯翁说的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使三年前结婚，则此番吾家破费不赀矣。”而方鸿渐却有“犯人蒙赦的快活”，因此获得留学费用，“方鸿渐做梦都没有想到有这样的好运气，对他死去的未婚妻十分感激”。

一个无辜者的死亡，也成了钱钟书调侃的对象。

二、这种对死人的调侃后来又接二连三地出现了。

汪处厚的老婆去世，就出现了一大段的调侃（P257），归纳起来就是，老婆死了是男人的好运气，尤其是文人。

三、如果说以上两处只是钱钟书对人物内心的描写，是反讽，讽刺男人的无情，那么无端调侃战争中牺牲的同胞，实在是不可饶恕：

“也许因为战事中死人太多了，枉死者没消磨掉的生命力都迸作春天的生意。那年春天，时候特别好。这春所鼓动得人心像婴孩出齿时的牙龈肉，受到一种生机透芽的痛痒。上海是个暴发都市，没有山水花柳作为春的安顿处。公园和住宅花园里的草木，好比动物园里铁笼子关住的野兽，拘束、孤独，不够春光尽情的发泄。春来了只有向人身心里寄寓，添了疾病和传染，添了奸情和酗酒打架的案件，添了孕妇。最后一桩倒不失为好现象，战时人口正该补充。但据周太太说，本年生的孩子，大半是枉死鬼阳寿未尽，抢着投胎，找足前生年龄数目，只怕将来活长。”（P60）

四、三闾大学一帮教授在谈到被日本人烧掉的房产，吹了几句牛皮，于是钱钟书又调侃说：“这次兵灾当然使许多有钱、有房子的人流落做穷光蛋，同时也让不知多少穷光蛋有机会追溯自己为过去的富翁”。（P260）

这样不关心民间疾苦、不顾民族大义的调侃，心胸狭窄，格调不高，批评的力度也不及鲁迅的“老子先前阔多了”。

五、方遯翁虽然迂腐，却知道民族大义，宁可逃难到上海，也不做汉奸。

便是这样，居然也成了调侃对象：“方老先生因为拒绝了本县汉奸的引诱，有家难归，而政府并没给他什么名义，觉得他爱国而国不爱他，大有青年守节的孀妇不见宠于翁姑的怨抑。”（P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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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围城》读下来，到处是讽刺，活像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口无遮拦、没心没肺、毫无怜悯地四处大声喧哗：

“张叔叔，你的衣服好旧，七八个补丁，为什么不买件新的？”

“李阿姨，你的鼻子这么丑，怎么不去做个整容手术？”

“刘姥姥，你儿子、孙子们怎么不来看望你？是不是因为你太穷了？”

对于丑恶的现象，给予严厉的批评与嘲讽，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但是，批评与嘲讽必须建立在对他人的体察与同情之上。我们不能责备一个没有选择权的人。这是我不能同意《围城》肆意批评、嘲讽的原因。

而我强调“悲天悯人”，则是因为：人之为人，除了理性，还有对同类的关怀与同情。理性让我们钻木取火，远离茹毛饮血的生存状态；同情则让我们携手互助，奋勇向前。

理性让我们摆脱物质上的赤裸，同情则是我们精神上的遮羞布。不同情他人，你想裸奔吗？

2016.02.26初稿

2017.12.19修订

（《围城》，钱钟书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1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