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闲话：才华有限青年公众号的一篇《一个出身寒门的状元之死》，引爆网络，一如这个自媒体预料那样。但很显然，运营者对社会、对大众、对自身的认知都出了问题，所以事态的发展是他们无法预料的，玩玩可以，玩过了却只会引火烧身。“寒门”、“状元”、“高考”是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无法绕开的词汇、无法解开的情结，可以回忆，可以尊敬，唯独不可以拿来消费。一定有很多跟我一样的人，出身寒门，虽非状元，亦未出落成贵子，但高考却实实在在改变了我们的命运。这是历史的一部分，应被真实的铭记。

       早上一醒来，我告诉妻，我又作噩梦了，妻问我，什么样的梦才能被你称为噩梦？我沉默了一会儿，低着头说，高考。虽然早知道我的那段经历，但妻还是很诧异，毕竟已经二十几年过去了，她没有想到我竟还会因此而常常在深夜里从大汗淋漓的噩梦中惊醒。其实我也很诧异。

      我参加过两次高考，一次是在1995年，一次是在1996年，算起来的话，都是二十年开外的事情了。

      1995年是我的第一个高考。

      那时侯我在营口市的一所普通高中读书，言其普通，是因为五门课满分750分而能进入540分以上的学生寥寥无几。那时我自认就是那“几”中的一员，因为在高考前最后一模中，我考了547分，列全学年第二，我很是为此沾沾自喜。可我忽略了模拟考试中自己语文得了147分的事实，这一次我的作文得了满分。要知道，作文的评判是语文评卷中变数最大的，甲老师看来是满分的作文在乙老师看来可能会很平常，甚至很平庸。我有点儿膨胀，忘记了平时我的总分基本在510分左右徘徊，一个刚刚够考取一般本科院校的分数的常态，我以为，我的高考会没问题。

      然而那次高考很不顺利。先是在考前一天的夜里，家中的电线莫名起火，虽没有多少损失，但整个夜里我都惊魂未定；接着是开考前在学校大门外等待进入考区时，一不小心手指扎到了同学插在上衣口袋的铅笔，流了很多血；在进入考区等候入场时，我鬼使神差地决定再去方便一下，结果在弯腰时，放在上衣口袋里的眼镜盒滑进了厕所里，要知道，我的准考证还在里面。我是最后一名进入考场的考生，几乎同时，考试开始了。第一科目是数学，在考试即将结束等候交卷的时候，两名同学隔着我座位传递一张不知写了什么内容的纸条，被监考老师发现，老师咬定我们三人结伙作弊。天地良心，我完全没有参与这件事呀！经再三恳求，她同意不在我们的试卷上敲印“作废”这两个字。那一刻我心慌到几乎虚脱，感觉自己离绝望很近。出了考场后，我预感，这一次可能会不顺，但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次高考我会很不顺。

      我最终得了491分，一个刚刚达到大专录取线的分数，而我大专第一志愿填报的是省内某电力高等专科学校。这所学校算是大专当中很不错的，491的分数估计很难，于是父亲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找到了进行录取工作的宾馆，在门口徘徊了两天后，终于找到了一个据说是内部的工作人员，父亲送了些钱给他。一个星期后，他告知父亲，我已经被录取了。喜悦之下的父亲没有多问，甚至没有去问一句是被哪个学校录取了，可能是因为心心念念的缘故，他理所当然的认为是电专，父亲没多少文化，也不了解录取的规程，不能怪他。回家后他告诉我被电专录取了，我很开心，毕竟，那是一所我可以接受的学校。

      同学们陆续的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有的同学已经去大学报到，可我的却一直没来，我开始变得很担心，患得患失的情绪时不时的在心中泛起。九月上旬，通知书终于到了，我担心的事情也终于发生，通知书上赫然是“某大学市场营销专业”。这是一所市属大专，经常招不满学生的那种。我懵了，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手脚发软，现在想来，那时可能真有一种从人间摔落到地狱的感觉。几分钟后，我推开在身边安慰自己的母亲，疯狂的跑到了山上的墓地。我家住在山脚下，那片墓地是我平时不敢去的地方，很多坟墓因常年无人照管，被獾鼠掏出的森森白骨随处可见。我坐在墓地当中，可我的眼里却根本就没有任何一座坟墓，脑子里只是一片空白。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后悔？后悔自己虚度的光阴！愧疚？愧疚父母为我付出的艰辛！五味杂陈，我很无助。天黑了，我的思绪渐渐地理顺。我起身，拍拍已经坐得麻木的屁股，向山下走去。走到山脚的时候，我回头看了看那片墓地，害怕的感觉猛地重新袭来，我知道，我缓过来了。我得走出来。回到家里时，父母已做好了晚饭，但没有人动筷。我看着他们略显惊恐的模样，心里很酸，眼圈一下子红了，我说，我去补习吧。

      九月下旬，我去了邻县高中补习。交学费1500元，一切其他费用自理，书本自带。在报到的那天，我意外地碰到了三个同学，张、王、马，大家能在邻县高中碰面，心情稍好，感觉彼此都有了陪伴。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又站在了同一战壕里，虽然此前我们曾有过不同，我是考取了大学没有去读，而他们是没有考取。这次我们读的是重点高中，有八个应届班，一个补习班，补习班最初有110个人，到高考时还剩108个人。我们在一起同甘共苦了十个月，而这十个月，一言难尽，毕生难忘。

      先说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客观地说，重点高中的老师在教学上还是很强的，但老师们基本不会把重心放在补习班这里，他们来上课更多的是为了完成校方布置的任务，多一句话都不大会说，多一分钟都不大会停留，毕竟不同于应届生，我们是额外的、曾经被淘汰的。只有一位老师例外，我们的班主任，姓郝，教化学的，学识没得说，人品更好，长得斯斯文文的，说话也没有大声气，看上去就是一介书生，还是很文弱的那种，可说起道理来，却是条理清楚、头头是道，让人不由生出亲切之感。可以说，在补习的一年中，多数同学的心气能够始终保持屡败屡战的状态，和郝老师发自内心的教诲、鼓励是分不开的。这么多年过去了，有时候想一想，还是会很感激他，在其他老师都不重视我们时，他没有，因难能，故可贵。

      补习班的同学基本上都是邻县当地的，像我们这样跨区补习的毕竟是少数，而当地的同学中，农村的又占绝大多数。同学们有的是想给自己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而有的则是尊父母之意，毕竟在当年，更多人信奉的不是“榜上无名脚下有路”，而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高考是唯一出路。年纪也不尽相同，最大的要大我5-6岁，是第四年补习了。在今天的学生眼里，补习四年可能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儿，可在当年，别说是高考，即使是中考，这样的人也大有人在，“范进中举”的故事并非古代专有。客观的说，补习班的气氛是极其压抑的，就是看书，哪怕是几分钟的时间也要看书，或许在大家心中都有一个共同的潜意识：浪费时间就是在糟蹋父母的血汗，虚度自己的青春。同学之间肯互相交心、沟通的也不多，好似每个人都在防备着别人一样，其实这恰恰能反映出一种心态，一种高负荷、脆弱、怕被伤害的心态。

      在我这一届补习班同学中，是有几位很可怜、甚至是可悲的人的，开班时是一百一十人，参加高考时却是一百零八人，有两个同学在学习期间就离开了班级，其中一个甚至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一个是厉女。厉女个子极高，大概要一米七五左右，此女是第三次补习，平素学习成绩一流，很多同学不懂的题目都会去请教她，她也乐于帮助解答。可她的问题却无人能解——越接近高考，她的情绪就越差，终于在五月份崩溃了。在物理课上她忽然发起狂来，拿着书本砸向老师，对老师破口大骂，对来劝阻她的同学又抓又打，甚至当众打了来接她的妈妈一个耳光。最终她被家人硬生的拖了回去，从此再没来上课。据说，高考结束后，她的情绪就会完全好转，年年如此。另一个是阿鱼。刚接触阿鱼的时候对他的印象很好，是个很和善的人，带一副眼镜，皮肤黑黑的，头发很卷，一说话就先笑，不笑不说话。可慢慢的大家就感觉不对了，他总是在早自习的时候，一个人带着馒头去学校小树林里看书。这没什么，有时我们也去，那里僻静，空气又好，可问题是他看着看着书就会很诡异的笑起来，一边笑，一边用没拿书的那只手握成拳头拼命的去打身边的树，每每会打的拳头皮破血流。后来大家就逐渐的疏远他了，他可能也很想和大家接触，慢慢的原来感觉很和蔼的笑就变成了讨好的谄笑。六月，孤独的他收拾了行李，一个人悄悄的离开了。几天后，他的家人来到学校询问情况，据说他回去后总是一个人跑到山上去，嘴里念念有辞，四肢手舞足蹈，神态时痴时呆。再后来，听说他从山崖上跳了下去。厉女和阿鱼让我们心中的压力愈发沉重，深怕他们的今天就是自己的明天，沉默也变得更深了。很多年之后我还是会回想起这些同学、这些事儿，可能很多有过补习经历的人都有相同的一个感受，就是在补习的一年里，最苦的不是自己的身体，而是自己的心。阿鱼走后，我经常一个人到县城的玄帝庙里去烧香、许愿，祈望可以在神佛面前得到一点寄托、一丝鼓励，再后来，同我一起去的同学越来越多，想来大家心里的苦都是一样的。

      生活也很苦，住在大宿舍里，一个房间二十二个人，上下通铺，每铺十一个人，基本上每个人只能有八十公分左右的位置。到了晚上，呼噜声、磨牙声、放屁声、床的吱嘎声，伴着弥漫的脚臭、汗臭、无名臭，让你真的无处可逃。早起后，大家要排队去洗漱，因为二十二个人只有一个水龙头，即便如此，学校为了节水，还将龙头的流量开到很小，通常从早起到洗漱完毕坐到教室里，没有一小时是绝对不够的，而女同学则要更长一些。冬天的时候，宿舍里没有取暖设备，只能寄希望于自己的被子够厚；教室里有一个炉子，可一个炉子产生的热量哪里够一百一十个人取暖呢？于是到了严冬时节，大家都是一样的扮相，不分男女，穿着厚厚的军大衣，戴着棉手套、棉帽子，在教室里上课、学习。天气暖和的时候，大家会不约而同的在课间走出教室，靠在教室的外墙上晒太阳，给人的感觉很像放风。到了后来，实在坚持不住了，我和张、王、马在学校附近赁了一间小屋，四个人搬了过去，条件算是稍微改善了一点儿。房东老伯身体不太好，佝偻着背，总是咳，但对我们几个却不错，每天在我们晚自习回到小屋前，都会把土炕烧的很热。发榜后，我们几个去跟他告别，那个时候已经又有新的补习学生搬了进去。看到我们，他很高兴，也有点伤感。

      那一年，我唯一的乐趣就是看《体坛周报》，那时的《体坛》逢周一出版，可我们买到手里已经是星期二中午了，一般只有四个版面，一块五毛钱一份，买了之后，几个同学就带着报纸躲到宿舍里去，一看就是一下午。原本我只是喜欢打篮球，可是常常看《体坛》，却又对足球感上了兴趣，那个年代最著名的球星是乔治·维阿（《体坛》翻译成“威赫”），效力于意甲AC米兰队。2017年12月，维阿当选利比亚总统，成了史上第一位当选总统的足球运动员。然而我最喜欢的却是埃里克.坎通纳，曼切斯特的国王。心有所感吧，那一年，坎通纳落选法国国家队，于是他在曼联队拼命的进球想证明自己，赛季结束后曼联夺得英超、足总杯双料冠军，他成功了；那一年，迈克尔·乔丹复出想证明自己，开始又一次三连冠伟业，他也成功了；而那一年，我也想证明自己，证明自己1995年的落榜纯属意外，我希望我也可以成功。

      高考又来了，1996年，这一次我是在邻县跟着补习班一起参加。考之前，学校放了几天假，我也难得地回了一趟家，有点儿表明心迹的意味，父母说想来陪我一起考试，我拒绝了。我觉得当我在考场内打拼自己命运的时候，父母站在场外会是我很沉重的一种罪，我很怕我不能承受。父母没有坚持，我知道，他们相信我，而这一次，我绝不会再让他们失望。这一次，我的高考很顺利，可我的同学却不都是。洪生是我的同学，学习成绩很好，特别喜欢听粤语歌，尤其喜欢谭咏麟、陈百强，一首《杨花》唱得原滋原味，几可乱真。其人腼腆、自闭，基本不抬头看人，即使当面说话，也是把头低下。我们是同桌，接触还算多，为了讨好他，能常常请教疑问，我曾专门去音像店买了盗版谭咏麟卡带送给他，虽是盗版，他却是很开心，从此对我也另眼相待，毕竟人的尊重是相互的。但他的高考出了问题，在语文考试中写作文的时候，他不知为什么手抖到无法写字，就跟监考老师提出想去外面透透气，监考老师当然不会批准，于是吵起来，一气之下，洪生交卷离场，后来的科目（好象是化学）也只是考了二十几分钟就交卷了，再后来的科目就没考了。发榜后，洪生总分得了130分，其中语文100分，另一科目30分，其余三科为0分，当然没有考取。高考未结束，洪生就收拾东西离开，至今我都没有再见过他，也就没有机会问他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至于他现在过得怎样就更加无从可知了。

      考试是中午结束的，我和张、王、马决定考试一结束就回家，行李是昨夜就已收拾好的。

      这一次的高考成绩是可以接受的，我考了529分，补习生扣掉10分后，还余519分，当年的一般本科录取线是506分，看来这回我是有大学念了。最终我被提前录取的本科院校录取，所有的志愿中，东北三省的院校我只报了一所，结果就是这所后来给了我现在职业的学校录取了我，原本我是想出去闯闯的，没能出得去，所以大学毕业后，我选择了离开东北三省，去了烟雨江南。张考取了大连某学院，现在大连工作；马考取了阜新某学院，现在营口工作；王考取锦州某学院，现在大连工作。时隔八年后，我在南京见过王；时隔九年后，我在营口见过马；张我却一直没见过。当年我们曾誓言，大家是患难兄弟，要一生不离不弃，可如今天南海北、各处一方，想见一面都很难，人生如斯，幸尚可期待！

      有些时候，我会去想，如果当初去读那所市属大学会怎样，会不会成为一个营销经理？如果去读那所电专会怎样，会不会成为一个电气工程师？如果去读自己也曾填报了志愿的交通、造船，又会怎样？其实人生本就如此，一个不经意间的选择，一个哪怕是很微不足道的变故，都会让原本的方向发生改变，并且不可逆转。

      要感谢那个年代，因为有高考这个相对公平的渠道，让我们这些平民子弟有机会被选拔，有机会通过努力改变命运，有机会实现人生价值。其实时至今日，社会的发展使得教育形式愈发多样化，高考的制度也有颇多诟病，但潜心细思，对不论哪个阶层的学子，高考仍是最公平的那一种模式。

      想要强调的是，我由始至终都很感激父母，他们都是农民，没什么文化，即使后来进了城，也只能说是小商小贩，但我感激他们。是他们把我从农村带到了城镇，在生活困苦时仍然支持我完成学业，在我遇到挫折时默默的站在我身后，现在想来，同想要证明自己相比，不让含辛茹苦的父母失望或许才是我能够坚持再次参加高考的更大动力，某种意义上说，我的高考其实也是他们的高考。

      细细想来，今日噩梦之源，或许就在于斯时对改变命运的期许、对感报亲恩的执念都过于强烈，以致耿耿于怀二十余年。

      年年高考，年年见万千学子踏上征途，愿他们梦想成真！愿常常出现在我梦里的厉女、洪生能安享这静好岁月，愿那片我再没有踏足的墓地能松柏常青。对自己，我只愿能够不再有关于高考的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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