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李彬彬老师在微博的帖子，非常赞同，有感而发。
除了气候变化外，我们通常把人类活动干扰作为野生动物面临的主要威胁因子。人类活动干扰包括了农业扩张、栖息地破坏、捕猎、交通运输等，这些活动造成了物种种群数量下降、栖息地的破碎化、丧失或者退化。随着人类活动不断深入栖息地，对于野生动物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甚至改变了野生动物的行为（比如人类活动造成了非洲动物迁徙行为改变，甚至不迁徙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提高保护成效就必须要科学的看待问题。缺少科学研究，即使面对热带雨林、珊瑚礁等一些重要的生物多样性资源消失，我们也不知道这些丧失意味着什么。
科学研究是野生动物保护的核心基石。
——WCS主席Cristian Samper
我们所观察到的野生动物的行为可能来自于本能的生活习性，也可能来自于对于栖息地环境改变的适应。李彬彬老师所提到的大熊猫的主食为竹子是一种本能的生活习性，对栖息地的利用则受到了道路建设、栖息地环境的影响。本能行为是物种生存的基础条件，比如物种的野外放归，什么样的物种需要什么样的栖息地，什么条件才能满足放归条件，适应性是帮助我们了解保护措施是否有效的依据。如果我们希望保护某个物种，首先需要了解物种存在的基本条件，基于深入的科学研究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前期预判，询证评价保护措施的有效性，发挥保护投入资源的最大效力。2017年11月份，在广西黑叶猴的放归之前就已经有了3年以上的适应性训练，放归之后再通过跟踪的行为观察，才能明白这几只黑叶猴是否能够适应放归后的生活，如果不适应，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提高适应性，并指导以后的野放训练工作。
栖息地恢复是很重要的保护行动，有效的恢复可以帮助物种繁衍，群体增加，最终实现物种的种群恢复。栖息地恢复离不了的是一系列决策依据，自然恢复还是人工恢复？恢复的树种如何选择搭配？种植的先后顺序、季节如何选择？这些问题只有依靠科研工作才能回答。科学研究帮助我们发现新的物种、采取措施防止物种灭绝、实现种群恢复、确定保护区域、辅助政策规划用于实现可持续发展。保护工作开始的时候，可能由于本身科研工作的缺乏，并不了解保护措施如何有效，看到成效的时候已经过了几十年，比如自2003年，科研保护工作把海南长臂猿从仅存7个个体的灭绝边缘拉回来，到现在有25余只，虽然种群数量恢复已经是非常卓越的成效，但由于长臂猿本身的较长生活史和该地区存在的遗传多样性丧失问题，研究者仍然需要长期深入的科研工作，用于指导保护行动。
保护中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协调社区经济发展与物种保护，在有些地区，濒危物种存在于保护区外，保护了物种需要限制人类在栖息地的活动，同时，地方经济的发展也依赖这片森林。寻找出既帮助地方发展又保护物种和栖息地的方法是首要解决的问题。替代经济是一个路子，社区共管也是一个路子。虽然难以一步到位，但肯定是有效的。这一点已经被证明，根据最近一篇发表在Nature杂志上的文章 ，这是一个正能量的证据，在过去25年内（自1992年里约地球主题峰会开始）投入到109个国家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资源，有效地减慢了29%的生物多样性丧失速度。
金狮狨猴的保护是灵长类保护工作中的一个成功案例。1991年，在巴西的大西洋海岸森林中发现了200只金狮狨猴，被IUCN列为极度濒危物种。金狮狨猴的保护项目在Smithsonian’s National Zoo and Conservation Biology Institute开展，该项目通过在动物园进行金狮狨猴的繁育，并放归森林中。除此之外，保护工作也包括了激励人们与金狮狨猴共享栖息地。巴西建立了保护区，成立了金狮狨猴保护协会，开展了一系列保护工作。到2017年，森林中已经有3000只金狮狨猴，保护等级从极度濒危降为濒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