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完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之六
在对此诗作评论之前须明白几个问题:
1“心画心声”一语出自扬雄《法言》“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即言为心声,书为心画,强调语言与内心的一致性,文章与人品的一致性。故而,从其言,其文可以见出其人品、心性的优劣,也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所说的“文如其人”。
2潘岳(即潘安),字安仁,与左思、陆机等并称“二十四友”,西晋著名文学家,后世有“陆江潘海”之说。“拜路尘”即“望尘而拜”,语出《晋书·潘岳传》“岳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绉事贾谧,每侯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意思是潘岳为人轻浮急躁,羡慕权势,与石崇等人谄媚当朝权贵贾谧,经常在其门口等候,一见贾谧驾车出府,就和石崇向着车子扬起的尘土跪拜。后人常用“望尘而拜”形容谀媚权贵卑躬屈膝的神态,元好问便是以此事嘲讽潘岳作诗做人的二重性。
3此诗的意思是:言为心声,书为心画,未必总是正确,从一个人的文章也未必能见出其全部品性。比如西晋时候的潘岳,虽然写下《闲居赋》这传颂千古的淡泊名利之文,其行为却是遇权贵而阿谀奉承,见贾谧而望尘而拜。
观《论诗三十首》其六,元好问批判了潘岳的“人文不一”,也在一定程度上传递了其诗学观念,主张写诗须有真情实感,强调文与人的一致性,这对于后世文学品论诗人、作家具有进步意义,本文仅从该诗体现的“人文不一”的角度作简单评论。
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演变中,“文如其人”这一观念为广泛接受和认可。从诗学上源远流长的“诗言志”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到新乐府运动“文章合为时而作”,及苏轼对其弟苏辙“文如其人”的评价,都可以从不同侧面反映出“文如其人”之说接受度和认同感。“诗言志”之说强调了诗歌的抒情表现功能,体现为“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诗学观念,即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强调了外在之言与内在之情的一致性,这与诗所引杨雄《法言》的“心声心画”不谋而合;“知人论世”则出自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文”与“人”的一致性的主张;而“文章合为时而著”则是强调文章应反映现实,体现了白居易的儒学观念,在“文如其人”上这一点不甚明显,但亦有所反映,既然强调文章的现实性,那么自然也就应是作者本人生活真实的写照;苏轼对其弟的评价源自《答张文潜书》“子由之文实甚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在此,苏轼不仅赞扬了其弟的才华,亦将其为人与文章相提并论,这也就在一定程度反映了对于“文如其人”之说的认可。
而从其思想上探究,会发现“文如其人”这一观念的形成有着长久的思想和现实基础。在春秋阶段,儒道两家思想的初步形成就奠定了后世长达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儒家思想由孔子提出,形成以礼为核心,以德为典范的思想,并在汉武帝时期以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而其中的“德”就宣扬“诚”,“信”,就包含了“内外如一”,“言行一致”。而道家思想中由庄子倡导的“形神兼养”,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倡导人的内外在一致性的主张。而从现实基础上理解,这也是中国长期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一个体现,中小层百姓性淳朴,做生意也讲究童叟无欺,体现了文学观上,则是以质朴刚健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显然,元好问继承了这一思想观念,从其《论诗三十首》中可见,如“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心声只要传心了,布谷澜翻可是难”等句。当然,再联系此诗,也可以更清楚的看出。首句以扬雄《法言》“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立论,点出“人文不一”之现象,次以“文章宁复见完人”做进一步阐释,并举出潘岳的《闲居赋》与“拜路尘”对比,进行讽刺,层次清晰,观点明确,立论鲜明。以嘲讽见主张,亦足见诗人诗学观念。同时,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即便是在“文如其人”广泛接受和认同的现实,也存在像潘岳这样的特例,且为数不少。而做思想探源,会发现类似“潘岳”之流形成也是存在一定的文学现实基础的。比如著名的“终南捷径”便是一例,名为求隐,实则求显达求扬名。这种功名欲求和隐者态度的不一致性,实为常见。首先,从春秋时期士人阶层兴起,我国的文学便与政治走向分流,而在贵族文化阶段,贵族既为文化的统治者,也为政治的统治者,这样的统一性就必然包含着目标的一致性和内容的互促性,但随之分流,代表文化的士阶层就必然要寻求其地位的正统性和安身立命的话语权,故而在长久的中华文化中,许多有志之士汲汲于功名,也是可以理解的。其次,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念存在一定改变,例如潘岳所在的魏晋时期,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玄学盛行,隐文化为人所推崇,这样就不可避免的与汲汲于功名之人发生冲突,故而出现潘岳的“文人不一”现象。再次,依荀子之说,人本性中就存在对于安逸,奢侈事物的追求和期盼,实乃人之“恶”之天性,按照弗诺伊德的人有“三我”,“本我,自我,超我”,在一定程度上,文学实质上是人对于超我的表现和推崇,并不一定就是人本我真实的反映。也就是说,潘岳“拜路尘”之举动实为其本我欲望的现实体现,而《闲居赋》之文是其理想追求。
所以,元好问对于“人文不一致”的现象批判具有一定的思想渊源和诗学主张体现性,而所批判之行为其形成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故而对于后世品评作家作品与人物内在关系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