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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皆以聪明为贵，却不见愚钝之妙。村中有阿宝，其人痴憨，言语迟钝，行走时目光常凝于足前三尺之地，似在寻觅什么遗失之物。村中小儿常戏弄之，阿宝亦不恼，唯咧嘴而笑，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
阿宝居于村东头一间泥坯屋内，四壁萧然，仅一榻一桌一凳而已。每日清晨，他必蹲在门槛上，捧一碗稀粥，呼呼地喝。粥热，他便吹气，白雾蒙了面庞，竟显得有几分仙气。村人每过其门，或揶揄或叹息，阿宝皆报以同样懵懂的笑。我少时亦随众童欺他，以石子投其屋瓦，阿宝出来，不怒反笑，从兜里摸出几粒糖，分与我们这些“小强盗”。自那以后，我再不曾戏弄过他。
阿宝并非生来即痴。闻村中老人言，他幼时极聪颖，读书过目成诵。十岁那年突发高热，三日不退，醒来后便成了这般模样。其父母倾家荡产求医问药，终不得治。未几，双双郁悒而终，留阿宝独活于世。
然阿宝之“傻”，竟成其护身的灵符。文革时，村中识字者多半遭殃，唯阿宝因“废人”身份得免。红卫兵令他背语录，他背得颠三倒四；令他揭发他人，他瞪着眼睛问：“揭发是什么？可以吃么？”众人哄笑之余，竟也不再难为他。彼时我见他在批斗场外，兀自追逐一只蝴蝶，对场内的哭喊嚎叫充耳不闻。不知他是真不知，还是假不知。
改革开放后，村人多南下打工，或经商致富。唯阿宝仍守着他的泥坯屋，日复一日地喝粥、晒太阳、看蚂蚁搬家。有包工头见他力气大，欲雇他搬砖，言明日给三十元。阿宝摇头：“我要那么多钱做啥？够吃饭就行。”包工头骂他傻，他仍是笑。村中首富王五爷盖别墅，占了阿宝三分菜地，村人怂恿他索赔，阿宝却说：“他盖房子高兴，我也高兴。”
阿宝活到九十三岁，无疾而终。临终前，他将泥坯屋的钥匙交给村委会，说：“谁没地方住，就来住。”整理遗物时，人们在他枕下发现一木匣，内有一纸发黄的照片，是他与父母的合影；还有一本《庄子》，边角已被摩挲得起了毛。村长翻书，见“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一句旁，有铅笔勾画的痕迹。
送葬那日，村人皆至。方才发现，阿宝竟是村中最为长寿者。那些聪明过人的，或早夭于斗争，或殒命于商海，或忧烦成疾而亡。唯这“傻子”，无欲无求，不争不抢，倒活过了所有人。
在阿宝下葬后第三日，村委会决定拆除泥坯屋，改建文化站。拆至东墙，轰然一声，墙内突现一洞，中藏一陶罐，罐内有数十幅画作，皆以炭笔绘于废纸背面。画中有云卷云舒，有花开花落，有村人百态——骂街的泼妇、算计的商人、读书的学子，无不惟妙惟肖。相当奇妙的是，每幅画角落皆署“阿宝”二字，笔法潇洒俊逸。
村长召我至，问这些画如何处置。我翻看那些画作，忽见其中一幅：一个少年正向屋顶投石，屋下人伸手递糖，面容慈悲如佛。
我捧着画，手颤不能止。原来他什么都知道，只是不说。
世人趋利避害，争强好胜，然慧极必伤，强极则辱。阿宝以愚自守，以拙护身，大智若愚，大巧若拙。他的“傻”，何尝不是一面盾牌，护着他那颗明镜般的心，度过这波澜万丈的人世？
画终归是留下了，就挂在新建文化站的墙上。村人来看，有的笑，有的叹，有的默然不语。唯独孩子们指着画问：“这傻阿宝，原来不傻啊？”
大人皆愕然，不知如何作答。
唯窗外云卷云舒，花开花落，年年如常。
某年春节回乡，路过村东小桥，忽忆起一事：多年前某个午后，我见他坐在槐树下，一群蚂蚁正搬运饭粒。他看得入神，忽自语道：“你们忙，我闲，都好。”那时夕阳照在他脸上，竟显出一种奇异的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