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出于老子，但是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继承老子衣钵的庄子接着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这样看来，《道德经》不是在讲我们通常认为的道德。
我们通常认为的道德是以仁义为根本，是要成就圣人、贤人。老子、庄子讥笑仁义道德，认为崇尚圣人、贤人才是让大盗得以猖獗的原因。人们讲仁义道德，争先恐后学习圣人、贤人，结果都学成了伪君子，成就了各种各样的大盗（阴险小人）。
《道德经》分为道经和德经两大部分，我们从里面根本找不到仁义之说。不讲仁义，就成不了圣人、贤人。道经讲的‘’道‘’，是指天道，也就是我们说的自然规律。老子、庄子从自然规律阐述人心人性，从人心人性引伸出来社会规则。德经讲的‘’德‘’，是主张个人修行要顺应心性，社会治理要顺应天道。所以，老子、庄子的学问，不是要教我们成圣人、成贤人，而是要教我们做真人。道家的思想，就是修真的理论。
孔子、孟子要成就圣贤，儒家希望人们能够德才兼备。我们受儒家思想影响最大，普遍担心有才无德，所以强调仁义道德，并且以道德为最大的智慧。德治社会，必定要讲仁义道德，希望人人是圣贤。我们选贤任能，首先考虑的是贤德，然后考虑才能，恐怕无德之才坏了大事。我们偏重道德修养，在学问上肯定也要偏向研究修心养性。我们的主要精力都用在研究道德学问方面，也就很难从处事能力方面实现突破。因此，大德往往都是庸才。信任大德治世，反而将世道越治越乱，因为他们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希望德才兼备的圣贤来治世，几千年也出不了几代盛世。事实上，我们可书可表的汉唐盛世和康乾盛世，在德治文化主导的两千年历史长河中都只是昙花一现。
老子、庄子要成就真人，他们不重视天下人的道德修养，只关注人心人性。他们认为人心人性是从自然规律而来，普罗大众的人心人性就是真、就是天道。了解普罗大众心里在想什么，比对普罗大众讲仁义道德更加重要。所以，道家治世要无为而治。很多人不明白什么叫无为而治，普遍将无为而治理解成是什么都不用去管、什么都不用去做。其实，无为而治是针对圣人、贤人而言。换作现代的话来讲，是对领导干部们的要求。无为而治，就是希望领导干部们不要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治理社会。应该顺应天道，按照普罗大众的想法来治理社会。
老子、庄子充分了解人心人性，知道领导干部们都会有自己的想法，普遍不会顺应天道。因此，他们从社会层面来解释‘’道‘’，就认为这个道是指规章制度，要从规章制度来约束领导干部们，迫使领导干部们必须遵循天道。只要有办法让大道不被领导干部们废弃了，就不用担心仁义问题。领导干部们没有自己的想法，只按照普罗大众的想法来治理社会，也就实现了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既然是推崇用规章制度来约束人心人性，这让很多人觉得道家的主张似乎与法家思想大同小异了。道家的主张与法家的思想确实是大同小异，只是这小异让道家与法家产生了本质上的区别。道家要无为而治，主张圣人治世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必须遵从普罗大众的想法，要以民意为天道。因此，道家的规章制度，必须是从民意而来，主要是用于推选圣人、贤人，监督圣人、贤人。法家不愿意无为而治，他们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制定法律，根本不可能去尊重普罗大众的想法。秦法都是领导干部们的想法，是为了富国强兵，为了皇帝一统天下，而不是要让普罗大众喜欢、快乐和爱。
无为而治重视的是规章制度的建设，有从天道（人心人性）而来的完美的规章制度，就不怕人们不讲仁义道德。因为真正完美的规章制度，可以让领导干部们和普罗大众都没有机会干坏事。
人人没有机会干坏事，那还用讲什么仁义道德？老子、庄子要以规章制度来约束人心人性，显然不会怎么看重人们的道德，必定更加重视人们的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