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的开篇综述提出了三个主要群体，他们分别是：新批评派、读者反应派和古典文学批评家。进而阐述前两者的关系和异同。
异：新批评派的基本原则：“一首诗本身就是一种特定的文学批评对象。”遵循形式主义，把意义设置在文本之中。读者反应派的批评家们则“宣称各个读者的不同反应才是文学研究的真正对象”，把意义设置在了读者之上。从而可以看出，两家学派的理论原则是背道而驰的，并且在“重大问题”的研究上，双方也把意义设置在了不同处。同：作者认为读者反应派对新批评派做出的攻击，即“文艺批评领域的一次革命”并没有彻底改革文艺理论，“而仅仅是改头换面地重弹了形式主义的老调而已。”两个学派的本质相似，对文本的态度一致，才导致产生分歧的重大问题变得模糊不清，但双方都认同于“阐释意义是批评的最终目的。”事实上，意义的阐述只是一个枝节问题，“意义设置于何处只有在当人们假定批评的宗旨为阐释意义时才成其为问题”。因此，更能证明新批评派与读者反应派只是在一个枝节问题上出现分歧，两者本质相同的观点。
然后作者发现了“在历时数百年的文艺批评实践中，人们提及截然不同的概念时使用的却是相同的术语”这一有趣现象，把二十世纪后期的读者反应批评与古典文艺理论相比较，竟发现“如出一辙”。而同处于古代时期的作家论及观众反映却是“迥然不同的两回事。”故，作者得出结论：“‘情感’性批评(我理解的是读者反应批评)并非因袭与它初看相似的古代修饰传统，反倒是师承于它声称被它推翻了的形式主义学说。”这再一次说明新批评派和读者反应派的本质相似，师出同门。
全文从古典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奥古斯丁时代、形式主义的出现(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期)、形式主义及其以后的时期：阐释的胜利五个阶段进行阐述文学的反应模式，并说明不同时期文学和文学反应的定义，并与现代主义的定义进行对比。下面我主要概述前三阶段的文学进程。
古典时期：
将文学当做一种作用于世界的力量，与行为等量齐观。文学反应意味着语言对人类行为的影响。
在古典时期这一部分，作者借用五个实例来向读者阐释古代文学和文学反应的定义，并把现行的文学反应观点与古典主义的反应观点进行对比进一步验证开篇论断的正确性。
1. 朗吉弩斯与现代批评家同论赫罗多塔斯的语言表达方式
①研究目的不同：
朗吉弩斯：
面向未来：为了借训喻和范例来向初出茅庐的诗人显示应当效仿什么、避免什么，帮助诗人写出新的作品。回顾往昔：为尚未问世的作品提供修饰方面的楷模。“对于朗吉弩斯来说，语言是一种力量的形式，将语言作为一门工具，研究文学的目的在于获得发挥这种力量的技巧。”由此可见朗吉弩斯的最终目的是获得发挥这种力量的技巧。
现代批评家：
现代批评家专注于这段话的意义，“将意义作为文学批评的目的”。(现代批评家的研究目的“也正是由于当代读者反应批评家内心对文学语言的性质所持的看法”。)②研究方向不同：
朗吉弩斯：研究直接称呼的作用和达到预期效果的方法。并未分辨情感的种类，只是谈及了情感的强烈程度或力量，以及这种力量所造成的影响。
现代批评家：研究引文的语言(文本)如何给读者带来某种精神或情感方面的感受。
③研究结果不同：
朗吉弩斯：“直接称呼能有效地将读者带入故事发生的现场。”结果在于赫罗多塔斯的语言能够在听众心中引起反响。
现代批评家：将“这种语言风格致使读者经历”的认知过程归结于赫罗多塔斯式的时空观念或这位历史学家组织感性材料的特殊方式。
2. 亚里士多德对诗的评判
从“印象的鲜明”和“效果的集中”两方面出发来评判诗的高低，由此说明“艺术的目的在于‘打动人心’”，应该用读者读后所印象的强烈程度来衡量一首诗的价值，并非效果的性质。
3. 柏拉图决定将诗人逐出理想国
古典文学批评家承认“诗的语言在决定人的行为和行动方面最具影响力”，并存在潜在的有害影响。这是作者向我们展示的语言等同力量观点的极端，借此引出古代文艺批评的两个显著特点：“对于技巧的关注和就文学作品中的道德寓意所发生的争论。”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古典文艺批评家们所关注的侧重点并不在于文本意义，而在于如何从道德角度对语言的使用加以控制。
4. 阿里斯托芬《蛙》
阿里斯托芬在《蛙》中曾说悲剧家应当给人“明智的忠告以培养更为遵纪守法的公民”，由此说明阿里斯托芬也认同“诗歌应当服务于国家”这一观点，文学应满足社会政治的需要。
5.柏拉图的话
解释了为什么文字不具备适应环境的能力，为什么文字失去了根据自己的模式来铸造环境的能力。在柏拉图认为。现代文论家就是保护文学使其免遭误解的“注释者”。古代学者对反应的态度与他同文本的态度相一致而当代批评家对于文本的态度则是一位注释学家的态度。
我们同古人之间的差异是我们将语言当做一系列有待阐释的符号，而不是当作一种作用于世界的力量，我们将语言同意义并非行为等量齐观。
文艺复兴时期：
由于批评与文学所产生的环境发生变化致使文学成为现实的延伸。亚瑟·马洛蒂称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文学是“庇护性文学”正是由于听众身份与地位的改变连带着文学活动的性质和概念以及人们对文学的态度发生改变，诗人和听众之间的社会关系转变为新型的“公众关系”。文学效劳于贵族阶层，成为“维持生活的一种经济来源，社会庇护的一种形式，获取舒适惬意的工作的一种方法，社会化的一种工具，错综复杂的社会竞争中的一个招数，或者甚至是求爱的直接手段”。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反应往往是从社会政治角度来加以考虑的，以文学的社会作用论其价值，并包含更多的实际利益，批评模式为鼓吹性与当代的阐释性相区分。这一时期的文学反应总是被限制在加以个别对待的自我这一范围内。
奥古斯丁时代：
作者通过五位作家对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期盛行的“讽刺诗”的不同看法进行论述。
①罗纳德·普尔森：基于一种特殊的诗歌概念得出这一时期诗人进行的讽刺诗体裁的探究局限于讽刺诗的社会功能及诗人动机。
②杰·维·格尔瑞洛特：指责奥古斯丁时期的批评家并没有把讽刺诗人与诗中的人物区分开来，使其成为对作者自己的一种攻击，诗中的人物成了浦柏本人。
③梅纳德·麦克：主张诗歌表达的是“善良对邪恶的强烈憎恨”，坚持诗人与诗中的人物不是同一人，不具有针对性和普遍性。他把诗看作包含着普遍真理的作品而非武器，这为新批评派处理论战性诗歌提供了一种方法。
④爱德华·罗森汉姆：攻击形式主义的观点，强调讽刺诗的听众是特定的，并且由于讽刺诗历史环境和人物的特定性，使其不能源远流长。同时说明讽刺诗具有一种触动的性质，而这一时期的文学把语言与政治力量相结合并发展到了顶峰。文学作品的创作与接受势均力敌，并不是后者接收前者。
⑤德莱顿同玛尔格瑞佛伯爵的“论讽刺诗”说明了讽刺诗的社会用途。
“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诗歌在两种含义上成为力量的法码，从广义上讲，它影响着个人行为及公众舆论：从狭义上讲，它直接地牵涉到政治问题。”然而现代文学及文学反应观与奥古斯丁时代不同原因是因为当代艺术活动与政治生活的中心斩断联系，艺术作品在事关国家民族的大事上失去支配舆论的能力，因此听众反映无法决定文学活动性质和方向，研究重心只能转变至文本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