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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时代只要有人，有人群，便总是大多数人服从，极少数人发号施令。
我们完全有理由设想：一般而言，如今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天生的服从需求，作为一种形式的良知，它命令道：“你应当无条件地做某事，无条件的不做某事”，简言之，“你应当”。这种需求寻找内容来填充其形式——它强壮，急不可耐，伸手乱抓，听从一切命令者——父母，老师，法律，偏见，舆论。
人类发展受到罕见的限制，踌躇不前，费时费力，时常开倒车，原地打转，这些都是因为群居本能中的服从被完美地继承了下来，以命令艺术为巨大代价。
以至于那些命令者内心受到良心折磨，首先必须欺骗自己，然后才能发号施令：似乎他们也只是在服从。这种情况如今在欧洲确实存在，我把它叫做发号施令者的道德伪善：他们那就却不懂如何保护自己免受良心的谴责，只能装做是在执行祖宗、法律、甚至上帝的命令，或者从群体的思维方式出发，说自己是“人民的头等公仆”，或者是“公共福利的工具”。
另一方面，如今群居的欧洲人装得好像他们是唯一获得许可存在的人，大肆美化身上那些使自己变得温顺，好相处，对群体友谊的特点，吹嘘成真正的人类美德：团结，友善，体贴，勤奋，节制，谦逊，宽容，同情。
体会：尼采找到权力根源，就是服从天性。尼采对美德的批判有点广，有些美德也是高贵的。或许后面章节会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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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道德价值判断中的实用性仅仅是群体的实用性，只要目光还是聚焦于族群的存活，只要不道德还完全定位于对族群生存有害的东西，那么“爱邻人的道德”就绝不可能存在。即使在这种社会情况下，已能不断地看到几分体贴、同情、公道、宽厚、互助等，然而在那个时代，它们都还不属于道德价值判断的领域，还游离于道德之外。例如，同情行为在古罗马鼎盛时期，是无所谓善恶，既非道德也非不道德。
相对于“怕邻人”而言，“爱邻人”始终是次要的。当看来能抵御外来危险之后，是这种对邻人的恐惧，再次创造了道德价值判断的视角。某些强烈和危险的本能，如野心勃勃，胆大过人，复仇心切，诡计多端，掠夺成性，贪图权势，迄今为止从公益角度来看，不仅必须获得尊敬，而且必须广而教之，积极培育。不过现在，人们加倍体验到这些本能的危险性，逐渐给他们打上了不道德的烙印，是他们沦为污蔑的靶子。
现在，恐惧再次成为道德之母。至于最高最强的本能，一旦它们热情洋溢的爆发出来，使个人远远超越平均水平，跳出群体良知的低洼，那么社会的自我意识就会随之崩溃。鉴于此，上策当然是给这些本能打上烙印，加以中伤。拒绝依赖的高尚精神，特立独行的意志，伟大的理智，均会被视为危险。一切能使个体超越群体是令人产生恐惧的东西，从今以后都会被称为邪恶；得当、谦逊、顺从、安分的心态、适可而止的欲望，都获得了道德之名。在社会历史中，病态的软化达到一定程度，连社会也会站在损害社会者一边，站在罪犯一边，而且是严肃、真诚的这样做。
倘若可以铲除危险，铲除导致恐惧的根源，那么也就可以铲除这种道德：它不再是必要的了，它也不再认为自己是必要的了。
体会：恐惧成为道德之母，导致个体一些优良的本能也被认为是危险的，被认为是恶。而软化而无害则变成美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