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雪松先生翻译。
在当代的德国新教神学圈乃至整个西方思想界中，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 1886—1965）无疑可列入20世纪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阵营。
他是一位既富于思想魅力又充满争议的神学家，其作品横跨神学和哲学两大领域，并旁涉政治、历史、文学、艺术、社会学乃至精神分析等众多社会-人文学科，对之皆有深入而独到的见解。
进入正题:
存在的勇气就是“具有‘不顾’（in spite of）性质的自我肯定”，它能让我们从人生中源自非存在的种种威胁、困顿与焦虑不安中超拔而出，径直对自己本质性的存在样态做出肯定。
人不仅是实然的存在，也是应然的存在。
然而，这两种存在样态在实存上又是相互冲突的，因为人在实际中的存在总是为非存在所围绕。
隐喻地讲，“存在‘拥抱’它自身与非存在，存在在它‘之中’拥有非存在”，这是人类生存所不得不面对的疏离和异化处境。
而且，人与其他存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人能意识到这种来自非存在的威胁，并因此会导致他在实存上的焦虑。
在自己的实存境遇中意识到了这三重威胁，则会相对应地表现出如下三种形式的焦虑：
对命运与死亡的焦虑、对空虚与无意义的焦虑以及对罪疚与谴责的焦虑。
这三种焦虑都是实存层面的，扎根于人的生存论境遇中，因而有别于诸如神经官能症所引发的病理性焦虑。
这三种焦虑一旦发展成为极端的边缘性处境，就会最终转变为绝望。在蒂利希看来，这就是人在实存中无法逃避的真实处境。
没有上帝的信心’的吊诡”成为了他重新确立“生命内在的无限性”之端倪。
勇气是人对自己理性（逻各斯）本身的肯定。问题是，理性并不能创造勇气，人们也不可能通过论证取消焦虑。
托马斯阿奎那看来，勇气在本体论方面纳入信仰之中，伦理学方面被纳入爱和道德原则之中。
与斯宾诺莎一样，在蒂利希那里，“存在并非仅仅‘在’；它必定要不断努力去肯定它自身以反抗非存在所引发之种种威胁”；而且，从这一理解出发，这一概念也进而与奥古斯丁的“不安”（restlessness）和尼采的“强力意志”相关联。
如果存在的勇气对于人之为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那么，人就不可能是完全的客体，不管这一客体化的人（连同客体化的世界）是被化约为机器、理性、数据、信息还是算法。
19世纪最伟大的学者之一，马克斯·韦伯则向我们描绘了，一旦技术理性取得支配地位，就会使得生命出现悲剧性的自我毁灭。
当不少人对于以生物工程和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发展抱有忧虑之际。
蒂利希则提醒我们：真正值得反思的并非技术本身，而是当代社会对人的理解出现了问题。我们有可能在“宗教中失落的一维”的道路上已经渐行渐远了。
蒂利希认为：只要科技理性是本体理性的伙伴时，并且“推理”（reasoning）是被用来完成理性的要求，那么这种处境之中就没有什么危险。
而演变为当代新宗教形态的数据主义也并不一定就是错误或虚假的，但是这样一种对人的客体化理解在今天有必要得到来自另一个方向的平衡。
毫无疑问蒂利希的思想可为我们反思与平衡以数据主义和生物算法论等为代表的当代客体化思潮提供颇有分量的砝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