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如何解决神经症冲突
神经症冲突对人格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对于这一点，我们了解得越深入，越急切地想知道如何解决这些冲突。然而，就目前来看，无论是靠理智，还是靠逃避和意志力，都无法解决问题。那我们又该怎么办？办法只有一个：想要解决冲突，必须改变人格中造成冲突的因素。
这种办法虽然可以治本，但实行起来不会一帆风顺。任何内心的改变，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正因如此，我们才会绞尽脑汁想找“捷径”。有人经常会问：“我看到了自己的基本冲突，是不是就能解决问题了？”回答显然是：不能。
即使治疗师在分析的初期，就已经看倒了患者内心的分裂，并帮助患者认识到这种分裂，但仅仅如此，还是无法迅速见效。认识到分裂，或许患者会感到安慰，这让他有理由相信自己的神经症还是有救的，不至于像过去那样坠入迷雾不见出路。但是，如何才能把这种期待变为现实？患者自己并不知道该怎么做。他能感知到内心的各种冲突，却不知道如何破解这些冲突。他从治疗师那里获得的信息，听上去似乎很有道理，但他不明白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毕竟固化的思维无法一下子突破，旧的模式会否定新的认知。他会无意识地笃信：如果不是外界干扰，他什么问题都没有；如果爱情和事业都能成功，他就足以摆脱不幸；如果他可以和人保持距离，冲突就不会发生；虽然平庸之辈没有能力容纳矛盾，但不包括他，他凭借意志力和智慧，可以在相互冲突的事情中游刃有余。患者可能会认为治疗师是个骗子，夸大其词吓唬他，或者认为治疗师是个傻瓜，自己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他还在那里唠唠叨叨。这种情况下，分析师的任何建议，患者都会置之不理。
患者无意识地固守自我，表现在两个方面：他不愿意放弃固有的解决冲突的方法；他已经对自己彻底绝望，认为此病根本无治。在这种情况下，治疗师想要有效解决患者的基本冲突，必须对患者的想法和可能导致的结果心中有数。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不是意识到内心的冲突，并追根溯源，将之与童年时期的一些境遇联系起来，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呢？回答仍然是：不能。理由也如前面所说一样。即使患者认真地回忆了童年的经历，也无助于解决冲突，最多只能让他以一种更宽容的态度善待自己。
尽管全面了解早期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对儿童人格的改变，对于治疗没有直接的意义，但对于探究神经症冲突的成因，却意义重大。如果我们知道，哪些环境因素对儿童的成长有利，哪些会阻碍他们的发展，就能防微杜渐，避免人为制造出大量的神经症患者。简单地说，一个孩子，如果处于一种令他感到不安全，缺乏自信，缺乏自由的环境中，他的精神内核就会受到威胁，在孤立无助，紧张恐惧中，他与别人的互动方式就会发生改变，他会根据自身最迫切的需求和利害关系对外界做出反应，而不是单纯依据自己的真实感受。他无法再靠简单的喜欢或不喜欢、相信或不相信去表明自己的意愿，或反驳别人的意见，他需要时时刻刻对别人保持警惕，在应对别人时，哪种方式对自己的伤害最小，他就会使用哪种。我们可以将这种生活方式的核心概括为：被焦虑和恐惧笼罩，以紧张带有敌意的眼睛打量别人，以及这个世界，最初是警惕，发展到后来就变成了深入骨髓的憎恨，最后疏远他人，疏远自我。
只要这些因素没有改变，患者的冲突倾向就不可能凭空消失。相应的，他内心真实的需求会随着神经症的加重而萎缩，整个人也逐渐失去活力。如果采取治标不治本的方法，会让患者与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更加不可调和，这样一来，想要彻底解决冲突就难上加难了。
改变这些因素本身，才是治疗的目标所在。治疗师必须帮助患者去找回真自我，去发现自己真实的情感和需求，树立起自己的价值体系，并带着真实的情感和信念与他人相处。虽然这样做非常困难，却可以奇迹般地消除内心的冲突，及时救治患者。但奇迹不会自动发生，需要我们按照具体的步骤，脚踏实地地前行。无论症状是多么相似，或多么与众不同，本质上，每一种神经症都是性格障碍。因此，治疗神经症的工作，其实也就是对神经症的性格结构进行分析。我们越是能将性格结构和患者个体间的差异认识清楚，就越是能精确地知道自己需要完成哪些工作。如果，我们把神经症视为患者围绕基本冲突建立起的防御堡垒，就可以将分析工作划分为两个大的步骤。
第一步，查明患者为了解决冲突而做的无意识努力，以及这些努力对其人格的影响。包括患者的主要倾向、理想化形象、外化作用等，至于它们与患者隐藏起的基本冲突是什么关系，我们先不用考虑。人们很容易误解，认为不考虑基本冲突，就无法理解他为此做出的那些努力，更别说研究了，但在我看来，尽管这些努力，都是围绕着解决基本冲突而展开的，但它们却有着自己的规律、特征和影响力。
第二步，对基本冲突本身进行处理。在这一步骤中，不仅要让患者对基本冲突有大致的了解，还要帮他弄懂冲突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又是如何造成的。也就是说，患者需要知道那些相互矛盾的倾向，以及它们之间是如何相互干扰的。比如，一位患者有明显的服从倾向，除此之外，他还有倒错虐待狂倾向。但同时，他又有与之相反的倾向——他有强烈的好胜心，渴望在比赛中获胜，在竞争中战胜别人。他的这些倾向相互矛盾，是180度的对立。他必须明白，他之所以不能在比赛中获得胜利，在工作中表现出色，是因为他的服从倾向在拖后腿。当然，他还需要明白，他渴望获得爱、同情和快乐，但他的这些需求，又与他倒错虐待倾向中的严格自控形成冲突。弄清楚了这些相互对立的冲突之后，他就能明白为什么自己会从一个极端切换到另一个极端：时而纵容自己，时而苛求自己；时而逞强好胜，时而谦虚谨慎；时而认为自己应该享受权力，时而又认为自己不配；前一刻还在谴责别人，后一刻又能理解别人。
治疗师的工作不仅如此，还要向患者解释：试图在冲突中达成妥协是根本不可能的。比如，他曾试图让自己既自私又慷慨、既犀利又和善、既做主又让步，这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要通过心理分析让患者认识到，他的理想化形象、外化作用并不能解决冲突，只是掩盖了冲突。简言之，分析的目的就是让患者彻底了解他的冲突，包括冲突对人格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以及如何演变出了各种症状。
对于治疗师的分析，每个阶段，患者都会想方设法抗拒。对于他来说，不管是理想化形象，还是外化作用，都是他为了解决内心冲突所做出的努力，也都有其主观价值。为了捍卫自己的各种努力，他会拒绝去看其中的真正本质。他会在治疗师分析他的冲突时，故意设置各种障碍，极力证明他的冲突根本不是冲突，让人更难分辨清楚。在分析病症时，弗洛伊德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治疗师所给出的任何解释，都应该对患者有益；同时，这种解释不能是有害的。详细说，治疗师必须要考虑到以下两个问题：在这个时候让患者知道真相，他能承受住吗？这种解释对他有没有意义，是否能帮助他进行良性思考？迄今为止，我们面临的难题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能判断患者所能承受的底线，因此对于到底什么能引发他的良性思考，也没有一个具体的答案。在这些问题上，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很大，无法教条地规定什么时候才是最佳时机。然而我们依然有规则可以遵守：只有当患者在态度上有了明确的改变后，我们才能放心地与他讨论他的某些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用以下几个常用的措施进行尝试：
如果患者还寄希望于通过虚幻的想法来解救自己，那么就算治疗师明确告诉他有什么关键冲突，也无济于事。患者必须首先认识到，这些虚幻的想法除了扰乱自己的生活外，毫无用处。因此，治疗师所要分析的主要内容，不是冲突本身，而是患者为解决冲突所采取的方法。治疗师应该先用简明易懂的语言，让患者明白他之前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我的意思并不是绝对不能提到冲突，而是说治疗师应该考虑时机，掂量患者神经症结构的脆弱程度后，再谨慎决定。对于有些患者而言，过早看到自己冲突的真相，会让他们惊慌失措；而对另外一些患者来说，如果治疗师过早点明真相，他们不会做出什么反应，因而也起不到什么作用。一般情况下，只要患者还对自己的“方法”不死心，还希望凭一己之力渡过难关，治疗师就别指望患者能心甘情愿地面对自己内心的冲突。
还有一个需要我们谨慎对待的问题，就是理想化形象。对于患者而言，理想化形象是他唯一能感到真实的东西，也是唯一能让他获得自尊的东西，他依靠理想化形象避免了在自卑中沉沦。所以，在拆除患者的理想化形象之前，一定先要让他获得足够的现实性力量，否则他无法承受由此带来的打击。对待虐待倾向时，如果在治疗的前期就想解决它，必然收效甚微。因为，这些倾向与患者的理想化形象差距太大，成为了鲜明的对照，以至于患者即使在治疗的后期才意识到自己的虐待倾向，依然会突然感到恐惧和厌恶。所以，我们一般会等患者不那么绝望时，再分析他们的虐待倾向。之所以这样做，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当他坚信自己唯一能采取的方法，就是替代性的生活时，他是不会心平气和地跟治疗师讨论自己的虐待倾向的。
同样的，在面对不同性格结构的患者时，治疗师也应该用以上原则，确定一个解释的最佳时机，以便让患者能够承认自己内心的冲突。比如，患者表现出了攻击倾向，他鄙夷感情，认为感情会让人软弱，十分痴迷任何能彰显力量感的东西。治疗师首先要做的，是帮助患者理解他这种态度是由怎样的心理需求造成的。这时，哪怕他很明显地表现出了讨好和亲近他人的渴望，时机未到，治疗师也不要轻易点破。治疗师的一言一行，在患者看来都是对自己安全的威胁，他会愤而抵抗，以防治疗师把自己变成“老好人”。唯有当他内心更强大时，他才能允许自己有服从和自卑的倾向。面对这样的患者时，治疗师必须还要等待一段时间，才可以小心翼翼触及其内心的绝望，因为在患者的概念中，承认自己绝望，就等于展示自己的自怨自怜，而这都是患者最厌恶的，所以，他会极力否认自己的绝望。而以讨好为主要倾向的患者，治疗师则要先分析其“讨好他人”的表现，再触及他的支配倾向和报复倾向。再比如，一位患者如果认为自己绝顶聪明，盖世无双，或者是完美恋人，就不要先去分析他的自卑，因为那样做一定会碰壁，哪怕仅仅是触及他害怕被轻视和被拒绝的神经，也是在浪费时间。
很多时候，在治疗初期我们能触及和讨论的问题，非常有限。尤其是在患者坚决维护自己的理想化形象，并将其成功外化之时。这个阶段，他绝不会承认自己有任何缺点。一旦治疗师觉察到这种情况，就应该尽量避免做出任何像“问题是你自己造成的”这样的暗示，即使暗示很委婉，也会让他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什么都不能做，治疗师可以选择性触及理想化形象方面的某些问题，比如对患者说，他对自己的要求太过严苛。治疗师对于神经症性格结构的动态原理越熟悉，就越能快速准确地读懂患者在与人互动时的真实想法，并由此知道该在什么时候、用哪一种方式切入。根据患者表现出的一些细枝末节，治疗师能够想到并推断出他人格的某些特质，然后就此多加关注，深入了解。这种状况很像内科医生看到患者咳嗽、盗汗、午后疲倦无力，便会预判出患者有可能得了肺结核，接着他会顺着这个判断进一步诊治。假如说，一位患者总是认为错在自己，与人互动的时候总是肯定别人，否定自己，甚至在治疗的过程中，会表现得对治疗师特别钦佩，此时，如果治疗师能找到更多证据进一步证明患者有讨好他人的倾向，就可以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了。而如果一位患者总是提到让他感到羞耻的事情，甚至认为接受心理治疗也是件令他羞耻的事，那么，治疗师的首要任务，就是解决他对羞耻的恐惧。治疗师可以选择此时此刻他最明显的恐惧来分析，告诉患者这种恐惧的根源是什么。比如，患者害怕别人不肯定自己，尤其是害怕别人不肯定那些符合他理想化形象的特征时，分析师就可以将他的恐惧和他维护理想化形象的需求联系起来。再比如，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显得特别木讷、迟钝，并且说自己注定是个悲剧，治疗师就要知道，他必须先帮患者消除绝望感。然而在治疗初期，治疗师不能急切去触碰患者的绝望，只可以给他解释一下“绝望感”的真实含义：放弃自我，自暴自弃。然后，再让患者明白，他之所以产生绝望感并不是由于现实真的毫无转机和希望，而是由于他存在心理问题。只要能够弄清问题，绝望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如果，这种绝望感是出现在治疗的后期，治疗师就能更好地判断患者绝望的原因：是因为他对解决内心冲突不抱希望，还是因为他对自己无法达到理想化形象而感到失望。
上面这些常用措施，其实给治疗师留下了很大的灵活空间，治疗师可以发挥自己的直觉和职业敏感，洞察患者的内心图景。这是治疗师最宝贵、最能施展能力，也是最不能缺少的工具。然而，尽管治疗师的直觉能发挥作用，却不代表整个治疗过程像艺术创作，或者只靠常识就能完成。治疗师必须对神经症的性格结构做深入的了解，在此前提下做出的推断，才能是严谨且科学的。
由于不同患者的神经症性格结构差距巨大，治疗师时常只能在探索和试错中前进。这里所说的错误，不是指那些重大的原则性错误，比如强行把患者没有的强加在患者身上，或抓不准患者神经症的基本倾向。我所说的试错，指的是那些常见的差错，比如过早向患者解释冲突，这也是治疗过程中很难避免的错误。只要治疗师能察觉出自己在做出解释时，患者的反应是什么，就知道自己犯了错，要及时调整方案。在我看来，很多治疗师过于看重患者对于解释是接受还是拒绝，对于患者的反应到底意味着什么，却疏于思考。这是治疗中的不幸，因为只有先搞清楚患者种种反应背后有些什么，才能知道先要做哪些工作，以帮他解决问题。
让我们举例说明一下。一位患者发现自己在和人相处时，只要对方提出要求，哪怕那些要求很合理，自己也会愤怒，认为受到了对方的强迫；而面对批评时，即使对方给出的批评很公正，他也会觉得自己受到了羞辱。但同时，他认为自己有权力向别人提任何要求，别人怎么牺牲也不过分；而且自己也有权力指责别人，多不留情都可以。他独占各种特权，却想剥夺别人的一切权力。他自己也很清楚，他的这种态度肯定会损害，甚至毁坏自己的友谊和婚姻。因此，在治疗过程中，他一向表现得很积极，也很配合。然而，当他知道治疗起到的后果时，则开始不安并被动了。患者的这种态度背后隐藏着忧郁和焦虑。接下来的治疗过程中，患者很少与治疗师互动，这显示出严重的疏离倾向，这和他在之前的几次治疗中希望与一位女性处理好关系的热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疏离倾向表明他无法接纳与人互利共存的想法。在理论上，他认同这种平等的关系，但在行动上，他明显拒绝实施。他的忧郁，是他处于无计可施的两难境地时，做出的反应，而疏离则是他在寻求解决办法时，做出的反应。当他认识到逃避无用，唯有改变自己的态度才是出路的时候，才会思考为什么自己无法接受互利共存的关系。紧接着，他又恢复了与治疗师的互动，说明他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答案，知道自己将选择看成了只有“非此即彼”一种模式：要么拥有一切权力，要么一点权力也没有。他袒露了自己的担忧：害怕别人一旦拥有了权力，自己只能遵照别人的意愿行事，就再也无法做任何想做的事情了。这样的想法，诱导他展现出了服从倾向和自卑心理。虽然这些倾向和心理，治疗师也有所察觉，却并不了解其强烈程度，以及意味着什么。在他看来，是他人，而不是自己，决定了他所享有的权力，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伤害，他不得不人为地搭起防御工事，把所有的权力都占为己有，以获得一种掌控感和安全感。如果要求他放弃这种防御手段，就等于要杀死一个手无寸铁的人。所以，治疗师要先帮他处理好服从倾向，才能帮他消除专制态度。
我们在本书的每个章节中都反复强调，想要彻底解决问题，绝对不能只用一种方法。必须从不同的角度反复对问题进行考量。这么做，是因为患者的每一种态度，都有着多种成因，并且在神经症的发展进程中，起到不同的作用。比如，患者总是忍气吞声的态度，从本质上体现了他有着讨好他人的需求，因此在分析这种需要时，必须先解决他服从的倾向。当我们分析患者的理想化形象时，也必须再次细致分析患者的倾向。经过以上步骤，我们可以看出，患者之所以息事宁人、步步忍让，是因为他认为这些是圣人的特点。而分析他的疏离倾向时，我们可以看到他有着回避矛盾的需求，当我们察觉患者在尽力压制对自己的虐待倾向并惧怕他人时，他忍让行为所具有的强迫性质，便显得更清晰了。
而在其他的例子中，患者对他人的强迫十分敏感，刚开始可将其视为源于隔离的一种防御；随之可视为患者对于渴望权力的投射；最后，我们发现这表现或许是来自患者的外化、自我强迫或其他倾向。
任何在分析过程中显现出来的神经症态度或冲突，都必须纳入患者的整个人格中进行理解。这种方法，我们称之为深入研讨，要遵循以下步骤：帮助患者认识到他的这种倾向或冲突的所有内在和外在表现，帮助他认识到这种倾向或冲突的强迫性本质，帮助他认识到这种倾向或冲突的主观价值，及其造成的负面影响。
当患者发现了神经症的特异表现时，通常会提出这样一个疑问：“它是如何产生的？”还没弄清楚情况，就迫不及待想去追溯问题的根源，认为只要找到源头，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且永不再犯。患者的这种想法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治疗师一定要把他拉回来，不要让他隐藏到过去之中，而是要鼓励他去审视这种特异行为的具体表现，以及他采取了什么方法来掩盖这种特异行为。假如患者已经清晰地看到自己害怕服从，他就必须进一步看清他对任何形式的服从都会排斥，并努力将它们赶出自己的生活。为了消除一切服从的表现，以及与它相关的倾向，他一直无意识地对自己进行压抑。他的那些特异行为，全都是为了达成这一目的。他已经变得麻木，无法感知到别人的欲望、感情和反应。他已经变得冷漠，失去了关注他人的兴趣。他掐死了自己对别人的好感，也掐死了别人对他的好感。他瞧不起别人的温情和善良，总是不假思索拒绝别人的请求。他认为自己有权力苛责别人，处处挑剔，反复无常，但同时又不允许同伴对他这么做。或者，如果我们关注的是患者那无所不能的全能感，那就不能只让他认识到自己有这种感觉，他还必须看到，他为自己设定的任务，根本就不可能完成。比如，他认为他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写出一篇复杂的论文；他希望自己在筋疲力尽的时候，依然才思敏捷、思路清晰；他希望在治疗中只要瞥上问题一眼，就可以解决掉它。
此外，患者还必须认识到，他的行为都是身不由己的，强迫性的，受制于他的某种倾向。而他的这些行为并不符合他的真正意愿和最大利益，甚至常常是和这些相违背的。他还必须认识到，这种强迫性不分对象，也不分时间场合，随时随地都会强烈地表现出来。比如，他会挑敌人的毛病，也会挑朋友的毛病；如果别人态度温和，他会认为对方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心怀愧疚才这样；如果别人态度坚决，他会认为对方像盛气凌人的暴徒；如果别人做出让步，他会认为对方是个懦弱的人；如果别人表现出很喜欢和他在一起，他会认为对方轻浮随便；如果别人拒绝帮助他，他会认为对方吝啬小气，等等。或者，如果讨论的问题是患者不确定自己受不受欢迎，那么他就必须认识到，他对自己的怀疑态度会很顽固，即使有证据证明他是错的，他还是会坚持怀疑自己。想要理解一种倾向的强迫性，就必须了解这种倾向在受挫时，患者所做出的反应。比如，如果出现的倾向牵涉着患者对他人温情的需求，他就应该看到，当任何被拒绝或友谊减弱的迹象出现时，他都会感到迷茫和恐慌，即使那种迹象很轻微，即使那位朋友对他并不重要。
让患者看到自身问题的严重程度，只是第一个步骤，第二个步骤则是要让患者明显感受到问题背后的推力十分强大。这两个步骤，能让患者产生更深入检查自己的愿望。
当我们开始研究某种倾向的主观价值时，患者常会积极地提供情报。他会告诉我们，他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去反抗、鄙视那些压迫他的事物和所谓权威的，不这么做的话，自己早就被控制了，比如被专制独裁的父母驯化。他还会告诉我们，他之所以会觉得高人一等，是因为这种想法在过去和现在都帮助他有效克服了内心的自卑；而他的离群索居和玩世不恭，不过是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的确，患者与他人的关系来源于他的自我防卫，但我们却能从中得到更多信息，即向我们展示了这些倾向是如何养成的、为何能占据主导，展示了这些倾向在过去发挥的作用，这些都能让我们更好地掌握患者的发展情况。最重要的是，还能帮助我们理解该态度目前在患者身上的功能所在。从治疗而言，这些功能意义巨大。每一种神经症趋势都不可能只是个历史遗迹，因为它一旦形成，就会一直存在并发挥作用，如同积习难改。我们能确信的是，每一种倾向或冲突，都取决于患者现存性格结构的内在需求。所以，明白患者过去为什么出现某种神经症特异表现，其价值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要改变的，是那些目前还在发挥作用的因素。
绝大部分情况下，患者从某些倾向中所获得的主观价值，主要在于它能对其他倾向实现抵消。所以，要先理解这些价值，才能知道如何着手处理这一类的病症。比如，如果某位患者之所以抱着“自己无所不能”的全能感不放，是因为他把自己可能存在的潜能，当成了已发生的事实，把可能光辉的未来，当成了已经取得的成就，这样我们就能知道，必须先检查他生活在想象世界中的程度。如果他这样做，是为了确保自己能避开失败，我们的注意力就会集中在这样的问题上：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他有这种失败的预感，并时时刻刻惧怕失败会降临？治疗中最重要的一步，是要让患者明白，他所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其实具有危害性，他的神经症倾向与冲突，只会使他更加空虚无助。在之前的步骤里，我们已经做过一些启发工作。重中之重，是要让患者看到关于他病情详细而完整的全景图。只有做到了这一步，患者才会意识到改变的重要性。不过，对于每一种神经症，患者都会不自觉地想要维护现状，需要有一种能突破阻碍的强大动机，才能让患者真的改变。这种动机必须是来自患者对内心自由、幸福、个人成长的渴望，必须要让他认识到，每一种神经症问题都会妨碍他实现这样的渴望。因此，如果患者的自我苛责带着贬低的性质，就必须让他看到，这会扼杀自尊，让自己变得绝望。绝望中，他会认为自己不被需要，会强迫自己忍受别人的虐待，而且会让自己有了报复欲；还会让他的热情和工作能力处于停滞；为了不坠入自卑的深渊，他会启动防御系统，出现自大、隔离等倾向，加速了神经症的恶化。
在分析过程中，如果患者已经能清晰感到某种倾向时，治疗师必须帮他认识到其对自身生活产生的影响。比如，患者表现出的冲突，是他的自我否定倾向与渴望成功之间的矛盾，治疗师就应该知道，这是倒错型虐待倾向在极度压抑后特有的结果。患者需要认识到，他每次自我否定时都会感到自己很可憎，对他所恭维的人，会心生怒意；而同时，他每次挫败了别人，都会觉得自己很可怕，并且担心别人会对自己进行报复。
有时也会有这样的情况：患者确实意识到了神经症倾向会带来严重后果，却还是对解决问题提不起兴趣，就好像那些问题已经被遗忘掉，不存在了一样。患者不动声色地把问题扔到墙角，因此他的病情自然不会好转。他的无动于衷引人注目、令人费解，因为他确实已经看到了问题给自己带来的危害。如果对于患者的无动于衷，治疗师不能敏锐地发现，也就不会进一步发现患者正在回避问题。患者会说个新话题，然后带着治疗师跑上另一条跑道，然后再一次发现死路一条。要等到很长时间后，治疗师才会猛然惊觉，自己费了那么多心力，患者却并没有相应的进展。
如果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在患者身上，治疗师有必要思考：患者自身的什么问题，让他无视这种神经症倾向导致的有害后果，并拒绝改变？一般来说，有一系列的原因会造成这种状况，治疗师必须耐心逐一解决。比如，患者可能还在绝望中不能自拔，会认定自己不会有任何改善；会想要抵抗治疗师，让治疗师失败出丑，这种渴望甚至会超过患者对自己的兴趣；患者的外化依然严重，所以就算看到了有害的后果，却还是无法审视自我；他仍旧希望自己无所不能，虽然他知道这样下去会造成麻烦，却暗自认定自己有办法躲开；他的理想化形象僵硬顽固，所以不能接受自己竟然会有神经症倾向和冲突，患者认为只要自己看到了问题存在，就一定有能力将其解决，没能如愿后就会对自己发怒。这些因素，都会遏制住患者改变自我的动力。如果忽视这些因素，治疗师就成为了休斯顿·彼得森所说的那种“心理学狂人”，即为心理学而心理学，忘记了心理学的初衷。如果在以上情况中，治疗师能帮助患者接受自我，那显然会对治疗大有裨益。即使冲突还在，也会让患者如释重负，开始有信心摆脱蛛网般冲突的纠缠。这种状态一旦形成，患者的改变也就未来可期了。
上面这些讨论，并不是一篇关于分析技术的论文。尽管诸如患者把自己的防御性或攻击性带入与治疗师的关系后产生的利弊，这样的问题很有意义，但是我不打算在本书中讨论。我所叙述的步骤，都是每一次表现出明显的新倾向或冲突时，我们在心理分析时所必须采取的主要流程。真实的治疗往往不可能照本宣科，完全按照这一顺序完成。因为即使问题已经明显暴露，成为治疗过程的核心，但是患者本人可能还是毫不知情。正像前面那个自以为有各种特权的患者，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个问题暴露出另一个问题，而后面出现的这个问题必须优先处理。关键在于，最终要确保每一个步骤都完成了，至于顺序倒是次要的。
心理治疗中会表现出哪些新症状，是因人而异的。如果患者能意识到自己正处于愤怒状态，并明白其起因，他可能会平静下来，不再那么恐慌。如果患者能看到自己身处两难境地，他抑郁的症状也会有所缓解。尽管分析只是为了解决某个问题，但却能让患者对人对己的整体态度获得改善。如果我们要同时处理好几个不同的问题，就会发现，它们对患者人格影响的方式如出一辙。比如患者过分强调性欲的意义、把现实和想象混为一谈、对压制的过分敏感等，无论分析其中哪一种，都能减轻他的敌意、恐惧、绝望和隔离等症状。我们不妨举几个病例，思考一下患者的自我疏离是如何减轻的。一位过度看重性欲的患者，只有在性体验与性狂想中才能感到自己还活着，他认为自己的性吸引力是唯一值得依赖的优势，他自以为的成功和失败都局限在性的范围内。要想让他对生活的其他方面产生兴趣，首先就要让他意识到当下的状况，进而找回自我，恢复正常。有一位患者把自己想象成伟大的天才，他用“想象”绑架了“现实”。他看见的“现实”，其实全都是他“想象”出来的。他无法看到自己真实的能力，也看不到自己的局限。而治疗师需要帮患者明白，潜在的能力不等于已经取得的成就，当他放下“想象”之后，就可以感受到自己真实的感情，接受真实的自己。还有一位患者对强迫极度敏感，他总觉得别人在支配和控制他，而他却弄不清楚自己究竟想要追求什么。治疗师要让他逐步明白自己真正的意愿，他才能为自己的目标而努力。
无论种类和来源，只要是被压抑的敌对情绪，都会通过分析浮出水面。患者会随之出现烦躁不安，但随着患者逐渐摆脱他的神经症倾向，这种非理性的敌意会大幅减轻。当患者看到，自己也要对目前身处的困境负责，而不能再一味地外化问题时；当患者变得不再那么脆弱、恐惧、依赖和苛刻时，他也就不会再表现出那么多的敌意。敌意之所以减轻，主要原因是患者的绝望有了缓解。一个内心强大的人，不会总觉得自己受到了别人的威胁。有很多因素可以让患者的内心变得强大起来，比如他过去总是关心别人，而今开始关心自己，于是他变得充满活力，建立起自己的价值观，逐步挖掘出更多的潜能。之前，他用来压抑自己的那些能量，终于有了更好的用途。他曾经因为压抑、恐惧、自卑和绝望动弹不得，而现在这些负面因素对他的影响越来越小，而他能释放出的潜能却越来越多。他不再一味地服从、抗拒别人，也不再随意发泄自己的虐待冲动，他能做到理智的接纳，而这也让他的意志变得更加坚定。
随着患者防御系统的拆除，他必然会暂时感到焦虑，但由于患者不再像过去那样畏惧自己和他人，所以治疗中每一个有益的步骤，都会让他的焦虑减轻。
以上这些改变，整体来说会让患者与自己、与他人的关系都得到改善。他不再认为自己孤立无援，随着自己的强大，内心的敌意减少，他不会再认为自己必须通过对抗、操纵和回避别人来免受威胁，他能够和别人友善以待。由于外化作用的停止，他的自卑随之消失，与自己的关系也越来越融洽。
这些在治疗过程中发生的变化，同样也适用于最先造成冲突的那些倾向。神经症发展的过程中，患者经受的压力与日俱增，而心理治疗则带领他走上一条不断卸掉重负的路。过去，患者面对绝望、恐惧、敌意和孤立时，不得不利用那些倾向保护自己，而现在那些倾向已经没有了存在的意义，所以应该逐渐抛下它们。对付那些使自己厌恶且对自己充满恶意的人，如果自己有能力用平等的身份直面他们，又有谁会选择卑躬屈膝或为那种人牺牲呢？如果自己内心充满安全感，能够积极地生活与奋斗，并且不会担心自己没有存在感，又有谁会为了权力和声望不择手段？如果自己有能力去爱别人，也不害怕去面对竞争，又有谁会急不可待地疏远他人？
所有这些工作，都是需要时间做基础的。患者在冲突中被困的程度越深，障碍越大，也就需要更多的时间解决冲突。人们总希望心理分析简洁明了，这种想法情有可原。治疗师希望更多的人从心理分析的过程受益，我们都知道，哪怕因此有一点的帮助，也比没有强。然而，神经症的严重程度是不同的，较轻的神经症通常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治愈。尽管某些短期精神疗法的实验，看起来前景不错，然而不容乐观的是，这些实验都很片面，完全忽视了神经症背后各种力量的强大程度。我认为，对于比较严重的神经症，要想缩短治疗的时间，就必须更好理解神经症的性格结构，这样才能在解释症状时节省时间。
值得欣慰的是，分析疗法并不是解决内心冲突的唯一道路，生活本身就是最强大的治疗师。无论是谁，都可以通过丰富的生活经历来完善自己的人格。比如，以某位伟人为榜样，他激动人心的经历会鼓舞患者；也可能是一些糟糕的经历，让患者与他人产生了同病相怜的感受，于是敞开心扉，走出自我隔离的孤岛；还可能是患者遇到了意气相投的人，他不用再采取控制或回避。如果神经症患者能够反省自己病态行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或者反思自己为什么反复出现那些强迫性行为，在逐步认识自我的基础上，也能大大减轻症状。
只是，生活这位“治疗师”会以何种形式主导治疗，并不受我们的控制。我们没办法只为了适应某个人的特定需要，而预先安排好一种困境，或者设计出一种友情、一种信仰。生活这位治疗师相当无情，对这一位患者有益的事情，却可能会对另一位患者造成致命打击。而且我们知道，患者分析自己的行为并从中吸取教训的能力，是很有限的。换个角度说，如果患者自己能从经历中吸取教训，能自己发现当前困局的形成与自身脱不开干系，能自己找出自己的责任所在，并能将这些心得推广于整个生活的话，我们的治疗工作也就可以愉快地结束了。
我们认识到了冲突在神经症中发挥的作用，又认识到了冲突是可以解决的，这意味着重新确立心理分析疗法的目标，成为了一件很有必要的事。我们不能用医学术语定义上述目标，尽管很多神经症性质的失调确实归在了医学范围内，但是鉴于很多由心理问题引发的身体疾病，其本质都是人格内冲突，所以，定义分析疗法的目标，必须要在人格范畴内界定。
这样一来，分析疗法的目标也就不止一种。患者要具备对自己负责的能力，即感受到自己生命中澎湃的活力和对责任的担当，他敢于决策，并且敢于承担后果。同时出现的，是患者对他人负责的能力，他能毅然承担下他所认同的义务，无论这些义务涉及的是子女、父母、朋友、员工、同事、团体还是国家。
还有一种目标，和上面的目标关系紧密，那就是获得内心的独立。对于别人的看法和价值观，患者既不无视，但也不会盲目跟从；他能建立起一套属于自己的价值观，并运用在生活中；能在人际关系中，尊重别人的个性，并且不侵害别人的权益，做到真正的人格平等，互利共存，实现真正的民主精神。
另一种目标，我们可以称之为：唤醒内在的感情源泉。即无论是爱或恨，悲或喜，恐惧或渴求，所有感情都能觉醒并焕发生机。患者拥有表达感情的能力，又能很好地控制它们。我们在这里要着重强调爱与友善的能力，因为它们太至关重要。爱不是以寄生的方式去依附别人，也不是以虐待的方式去控制别人。爱是什么？爱是一种关系。约翰·麦克马雷说：“这种关系的本身，就是目的；我们因为这种关系而互相连接，对人类来说，这样的分享体验是最自然的事，因为我们天生就有与他人互动的愿望。我们向对方敞开心扉，表达心声，相互理解和包容，在合二为一的感受和生活中，分享彼此的快乐，满足彼此的心愿。”
如果用一个全面的表述来总结治疗目标的就是：实现人格的完整，对待任何人和事，都要做到一心一意，中正真诚。具体说，就是卸下所有伪装，不用虚伪的假象欺骗别人和欺骗自己；真情实意；将自己完全投入感情、事业和自己坚持的信念中。我们内心的冲突被解决多少，距离这一目标就近了多少。
我提出的这些目标都不是随意制定的，它们都切实可行。这些目标，不是为了满足各个时代贤人智者们提出的要求，我之所以提出这些目标，因为它们是心理健康的基本表现，是在研究神经症病理因素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得出来的。
我们有临床经验作为依据，并且坚信人格是可以改变的，所以才敢将目标设定得如此之高。不仅孩子具有可塑性，我们所有人都是有能力改变自己的，甚至是实现根本上的改变。我们的真实经历，让我们相信这一信念可以实现，而心理分析，就是实现改变最强有力的途径。因为我们对神经症背后的各种力量越是了解，获得改变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这些目标的意义，在于让我们有了治疗的方向，有了奋斗的动力，有了生活的灯塔。如果没有了这些目标，我们就只能不停地更换自己的理想化形象，来代替真正的理想。然而，想要将上述所有目标都实现，无论是对于患者，还是对于治疗师，都不会一帆风顺。我们必须明白一点，治疗师不可能将患者变成一个毫无瑕疵的人，治疗师的意义，在于帮助患者获得精神自由，从而让患者有能力去实现真实的理想。换言之，我们给患者的，是一个机会，一个让他们更加成熟、更加和谐统一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