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岁那年（1966年），我不幸得了乙型病毒性脑炎。要不是母亲和大哥，我怎能起死回生，怎能有后来五十多年的生涯，怎能有儿子今天的出息。饮水思源，当年的一幕幕像放电影一般地展现在眼前。
当年，“五一六”通知后，全国掀起了“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的热潮，我们高三的学生，在学校学生中年龄最大，是学生中的骨干和榜样，事事走在前头。学校利用原操场边上的一块空地，发动学生挖了一个简陋“游泳池”，并在“游泳池”里学习游泳。我所在的高三（三）班，是男生班，教和学都相对比较方便。我负责教同班的黄建萍，从上午教到中午，教完后还得走半个小时的路程，才能到家。江南苏州的六月，天气异常炎热，经过一上午的折腾已经是精疲力尽，还要在太阳底下饿着肚子走半个小时，几天下来，身体就垮了。
不久，就发高烧，药店里买了退烧药，吃了不管用，改为打针，打针也没有太大的效果，开始是管一天，后来管几个小时，时间越来越短。打针的老护士，原来在上海工作过，她说：“凭我几十年经验，没见过这样的情况，一定有大问题！”当时，高烧高达43度，整个天像塌下来一样，压得很低，就在眼皮上面，头疼得炸裂开似的。无可奈何，母亲急忙把我送到附近的专区医院（白塔路上），经过验血、抽骨水，基本确定是脑膜炎。记得抽骨水时候，医生把整个身体压住我，怕我动弹，我拼命挣扎，等抽完骨水，医生的上衣也完全湿透了。听到医生的可怕结论，我追问道:“会死吗？”医生冷冰冰地答：“十有八、九”！
由于家境困难，母亲带了钱不够，我们只能分头而行。母亲把身上的钱掏给我，让我搭三轮车直接去传染病医院。我到了医院挂上号，身体已经支撑不住，一步三摇艰难地向病房挪去。走廊上的医生见状，责备旁边的护士：“病人已经这样了，还不赶紧扶一把！”估计年轻的护士不好意思，只是跟在我后面。医生的高声责备，顿时让我的神经彻底的松弛下来，当即就昏了过去，等我醒来已经是第七天了。
我不知道，这七天七夜，母亲是怎样在煎熬中度过的。我醒来，母亲第一件事，竟然是掏出钱包，露出花花的一沓钱，告诉我“不要怕，妈妈有的是钱！”真是知儿莫如母。母亲一个月的工资仅仅24元，除了养家糊口，哪有钱给我治病呢？我无法忘怀这样的特殊场景。后来，我听母亲给别人讲起，我昏迷的七天里所发生的事。第一，我谁也不认识，只认识俩个人，一是母亲、二是大嫂（大嫂在我生病期间，也侍候过我）；第二，我这个6个床位的病房，除了我大多没有救活，每死一个人，病人家属难免哭哭啼啼，我却大声喊道“吵什么吵？”；第三，有一次，我竟然在半夜，趁大家熟睡之际，溜出病房，跑到医院的礼堂，大声哭喊，亏得被发现得及时，否则闹出什么洋相来都不知道。
出院后，在家调养阶段，一是靠大哥在苏州医药公司的关系，千方百计寻觅到有关的药方、药材，及时地给我治疗；二是母亲无微不至的调理、照顾。为了我怕热，受不住夏天的高温，请人把我们家卧室特地开了个后窗，增加通风、降低温度，买了西瓜都要在井里冻上几个小时，才提上来享用。为了增加我的食欲，专门去买我喜欢吃的火腿、笋干，饮食起居，凡是能想到的无不极尽全力。为了怕我寂寞难忍，用我最喜欢的苏州评弹来丰富我的疗养生活，常常叫我后门继母家的女儿，来我家弹唱评弹开篇，把她家的琵琶借给我学习弹拨等等。
正是母亲的细致照料、精心呵护，我的病毒性脑炎迅速康复而且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在往后的五十年也没有复发，可称得上是一大奇迹。与我同校、同一年级、同一年度，发生过三起脑膜炎，分别在三班（即我）、五班、七班，而且都是发生在男生身上。其中五班的好像是性“戴”，家住吴江桃源，我还去过他的家，他也没有后遗症。而七班的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我听冯子侠说，那个七班的，原来是排球队的，个子也高挑，是个人才，结果得了该死的脑膜炎，后遗症是痴呆，自己拉的大便，还弄到桌子上，分成几堆，一个大、一个小的一个人自娱自乐，让人心寒不已。我得病后，据说全校进行彻底的消毒，以防细菌传染。我病愈后，回到学校，很多原来认识的同学都不敢接近，有的还怀疑是死人复活呢！这就是我学生时代一段难忘的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