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初，人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去世；
这一年，为中国抗战事业披荆斩棘的十大元帅之首朱德将军去世；
这一年，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主席去世；
这一年，河北唐山发生里氏7.8级地震，地震持续约23秒，造成24万人死亡，16万人重伤。
这一年，发生了太多让中国沉痛的事情，注定是被历史铭记的一年。
尤其是唐山大地震，持续仅有23秒的时间，却摧毁了整个唐山，给千千万万活着的人，种下了数十年的“余震”，以至于多年后，他们仍然无法面对那种在尸山血海里趟过，九死一生的痛苦。
2010年，电影《唐山大地震》全国公映，电影上映后，口碑褒贬不一，豆瓣评分，停留在了7.7分上。
这7.7分，到底有多少是“情感分”，有多少是“技术分”，不得而知。
但套用豆瓣网友的一句话：唐山人多数活得安逸、踏实，因为他们都死过一次了。你们看的是电影，而我们唐山人看的是自己的过去。
这一次，冯小刚以一个以小见大的故事格局，采用双线叙事的方式，讲述《唐山大地震》后，两姐弟，两个家庭的故事，不得不说，这个故事，其实讲得很好。
有多少人，经历地震23秒，却在32年后，仍无法与自己的“地震记忆”和解？
又有多少人，盯着电影的7分钟地震画面，揣着糊涂装明白，自以为这是一部煽情，烂俗，片名与事实不符的灾难片？
他们看到的，是“灾难”，而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因果。
是因为电影里这场仅有7分钟的地震画面，才有了后面长达100多分钟的“地震记忆”。
冯小刚虽然没有沿用“余震”二字为电影命名，但不可否认，电影全片都围绕着“余震”展开，可电影的“余震”和小说的“余震”表现，却是不一样的。
01、叙事视角的不同
《唐山大地震》改编自张翎的小说《余震》，虽说情节设置，情感细腻处，故事原型上，大多能对应上，但小说所表达的“余震”和电影所表达的“余震”，却有天壤之别。
最关键的，是电影悄悄地替换掉了主角的视角。
小说里的女儿，并不叫方凳，而是叫小灯。
而小说开篇，就是小灯第三次自杀呼救入院后，被转诊到心理治疗科，医生根据自己的观察结果和跟小灯的初次交谈中，引导小灯配合治疗的画面。
而小说里，也并没有按照时间顺序叙事，而是将所有时间点都打乱，以记忆闪回的方式进行描述，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故事的主角，始终是小灯一个，故事以小灯的视角出发，描述的，是她在那23秒后，长达32年的“余震”，是她被这个天灾毁的彻彻底底的人生。
小灯三次自杀，却又呼救，这是很矛盾的，她被折磨的想死，却又想活着，所以在她每次鼓起勇气自杀后，她又会向别人求救。
而电影里却悄悄地将视角放到了“妈妈”元妮身上，元妮成了推动整个故事发展的关键。可是，和小灯一次次求死不同的是，元妮早在那场余震中，没拉住丈夫的手，在那个二选一的选项中，选择儿子的时候，已经死了。
活着，不过是剩下一个用来为丈夫女儿赎罪，为方家赎罪，照顾儿子长大的躯壳。
所以，元妮总是在丈夫女儿的遗像前，插几支香，用盆子泡着几只番茄，她每年买课本教具都买双份，每年都去翻一翻方凳的小坟，将课本放进去，每年祭拜他们父女的时候，总一遍遍念叨着新家在哪儿，回家的路怎么走，总是一个人死死守着念叨了20多年的家。
方达要接她离开，她不愿意，方达要给她买房子，她不愿意，方达要她给自己找一个老伴有个照应，她也不愿意。
站在小说里，小灯的角度，妈妈选择了弟弟，放弃了她，而站在电影里，元妮的角度，她却是亲手“杀”了自己的女儿。
虽然电影在故事处理上，尽量往小说靠拢，但仅仅是叙事角度的替换，其实就能看出，大地震后，留在她们心中的“余震”，是天差地别的结果。
02、“余震”伤害的不同
不管是小说，还是电影，都有相同的一个细节，那就是小灯和方凳的头痛症。
小灯的头痛症，悄无声息却又如影随形的跟着她，让她时时刻刻都在感受地震的痛苦，这种痛苦和别人不同的是，别人是精神上的，而小灯却是精神上和肉体上的。
当然，她的这种头痛症，大概也是当年地震受伤后的创伤后遗症，这30多年来，伴随着她一次次无意识的心理暗示，引起的头痛。
小说中，根据小灯的这种痛觉，有一段描述很特别：
她曾经参加过一个有名的医学院举办的疼痛治疗实验，一位研究成果斐然的医学专家让病人一一描述自己的疼痛感觉。有人说针扎。有人说虫咬。有人说锥钉。有人说刀砍。有人说绳勒。
轮到小灯时，小灯想了很久，才说是一把重磅的榔头在砸——是建筑工人或者铁匠使用的那种长柄方脸的大榔头。不是直接砸下来的，而是垫了好几层被褥之后的那种砸法。所以疼也不是尖锐的小面积的刺疼，却是一种扩散了的，沉闷的，带着巨大回声的钝疼。仿佛她的脑壳是一只松软的质地低劣的皮球，每一锤砸下去，很久才能反弹回来。砸下来时是一重疼，反弹回去时是另外一重疼。
最后，因为这种特殊的疼痛感描述，专家也只能沉默许久，发出“你是小说家吗？”的疑问。
很讽刺，因为这个症状的蝴蝶效应，她确确实实只能成为一名作家。
因为无法正常生活，无法正常工作，更无法正常爱人。
13岁那年，养父的“性侵”举动，让她对人性有了更多的怀疑。她不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便亲如父女，即便有血缘维系，也没法让她感觉到轻松。
那场地震后，她像个冷冰冰的人，又像个火山爆发的人，时而冷漠，时而焦虑，可她却从未流过眼泪。
一个不会哭的女人，一个总是梦见灾难的人，一个总觉得自己的头痛欲裂，别人却只当她是小说家在幻想的人，很难想象，她的32年，过得多可怕。
而在电影里，元妮的“二次伤害”是什么？
一开始，元妮原本活不了，是她的丈夫推了她一把，才活了下来，而当她用手去扒拉被压着的丈夫方大强时，此时的方大强是不是还活着，电影里没有明说。
但转瞬的强烈余震袭来，元妮的手没能抓住，眼睁睁看着方大强被废墟吞噬的苦痛，让元妮崩溃大喊：“老天爷，你个王八蛋”。
这是第一次，她看着最亲最爱的人死在自己面前。
随后，面对选儿子还是选女儿的问题，她不停地说着：“都要救……”，可这场灾难，没有给她任何喘气的时间，再不救，一个都活不了，再不选，他们就去救别人了，这样的认知在她心里拉扯着。
说出“救弟弟”那一刻，她的“余震”才真正开始。
电影里，有很多催泪的地方，稍微绷不住的人，大概全程都在掉眼泪，可就算许多人能绷住，可当电影到了尾声，元妮跪倒在方凳面前说的那几声“抱怨”，坐在屏幕面前的人，还能绷住吗？
地震给小灯带来的“二次伤害”，是她在生与死之间，被选择了死，也是她在试图重新生活，拼命抓住养父母的情感纽带，却又被养父打落地狱的苦，这里的二次伤害，是地震后，她心里的“余震”，是无解的人生难题。
而地震带给元妮的“二次伤害”，是她不得不看着废墟，吞噬她的丈夫，是她不得不，从儿子和女儿中作出选择，
这是伤人一千，自损八百的选项，被选的人痛苦，选的人，何尝不是？
03、和解的方式不同
“脐带，你终于把脐带割断了。”
这是小说里的一句话，是小灯的心理医生兴奋之余说的。
小说里的小灯，整整30年都跟自己过不去，都被困扰着，她不会哭，没有眼泪，一直以为自己是得病了，导致泪腺堵塞之类的，但治疗后却发现并不是。
她没有任何的外伤，但却一身的病。
心理医生在给她治疗的过程中，鼓励她推开梦中的一扇扇窗户，让她哭，让她直面7岁以前的记忆，告诉她逃得再远，也逃不过自己的影子，让她回到出生长大的地方。
后来，她真的回去了。
在一幢被四周高楼大厦挤压着的老旧2层楼房里，见到了两个七八岁年纪，名为“纪登”，“念登”的孩子和一位五六十岁上下的妇人。
那之后，她会哭了，而她最后给心理医生的留言，是自己终于推开了最后那一扇一直推不开的窗。
脐带被割断了是什么感觉？这个问题，没人能够回答我们，每个人出生，连着母体的脐带，都会被剪掉。
小灯是在心理医生的治疗下，剪断自己的脐带，而脐带，暗示的，是她的新生，她宛如新生儿一般，和自己的“地震记忆”和解，重新开始。
可电影里的结局，和解方式却是不同的。
小说中并没有用太多笔墨去描写小灯和她的母亲，弟弟的成长经历，反而用了大量的笔墨，去描绘小灯的震后创伤。
可电影中，却完全是双线叙事的方式，着重刻画了母亲，女儿，儿子3个人的人生。
他们在同一个时间，不同的空间里，承受着同样的苦痛。
可比小灯幸运的是，方凳有一对疼自己入骨的养父母，虽然同样遇上了大学里的渣男，但兜兜转转了一圈，终究是遇到了爱她的男人。
可以说，电影里的方凳，很早的时候，就开始自我疗愈了，故事到这里，看起来，其实已经足够完成，但事实上，并不够。
如果方凳就此长居国外，再不回国，那么她的一生，永远都会带着被放弃的疙瘩，而她的弟弟和母亲，也都会在沉重的痛苦里，走完一生。
这个时候的结局如何联动，让他们三人相认，电影的处理结果，艺术化了许多。
小说里，是2006年，也就是30年，电影里，却是2008年，也就是32年，23秒的毁灭，32年后的和解。
2008年，四川汶川发生地震，震级达到了里氏8.0级的强度，而在地震的第一时间，方凳和方达都赶到了唐山救援队里帮忙。
历史，似乎惊人的相似，一个母亲，在艰难的选择之后，为了保住女儿的命，放弃了她的腿，哪怕女儿将来也许会怨她，但她还是做了。
而在旁边的方凳，也许直到这一刻，才明白了她母亲的难，她和方达姐弟俩暌违32年的重逢，竟是在一堆断壁残垣里。
回到了唐山，当她拿着那颗番茄，转身看到元妮跪在她面前，跟她道歉的时候，她们的“余震”才算真正的过去了。
唐山大地震和汶川地震，是新中国以来的最大的两场地震，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浩劫，也是无数人心头抹灭不了的伤痛。
不是每个人最后都能跟自己的“地震记忆”和解，但至少，《唐山大地震》似乎提供了一个还不错的方式。
有些伤痛，只有把伤口挑开，把脓血挤掉，才会真正的愈合，如果没有面对的勇气，又怎么可能剪断那个无形中拉扯着自己的脐带，完成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