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苏轼在开封应试，当时的主考官为欧阳修，参评官为梅尧臣，他们对苏轼的策论《刑赏忠厚之至论》颇为赞赏，认为他没有被宋初以来浮糜晦涩的文风污染，能“不为世俗之文”，录取为第二名。按照惯例，被录取的考生，就成了主考官的门生。
欧阳修、梅尧臣对苏轼的赏识，苏轼非常感激，他给梅尧臣写了一封信《上梅直讲书》，既是对恩师的感谢，也是拜师入门的礼节。（梅尧臣，字曼卿，直讲是他的官职）
《上梅直讲书》原文
轼每读《诗》至《鸱鸮》，读《书》至《君奭》，常窃悲周公之不遇。及观《史》，见孔子厄于陈蔡之间，而弦歌之声不绝，颜渊、仲由之徒，相与问答。夫子曰： “‘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颜渊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夫天下虽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乐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贵，有不如夫子之贫贱。夫以召公之贤，以管蔡之亲，而不知其心，则周公谁与乐其富贵？而夫子之所与共贫贱者，皆天下之贤才，则亦足以乐乎此矣。
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从之游而与之上下其议论。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意其飘然脱去世俗之乐，而自乐其乐也。方学为对偶声律之文，求斗升之禄，自度无以进见于诸公之间。来京师逾年，未尝窥其门。 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至于礼部，执事与欧阳公实亲试之。轼不自意，获在第二。既而闻之，执事爱其文，以为有孟轲之风，而欧阳公亦以其能不为世俗之文也而取。是以在此，非左右为之先容，非亲旧为之请属，而向之十余年间闻其名而不得见者，一朝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有大贤焉而为其徒，则亦足恃矣。苟其侥一时之幸，从车骑数十人，使闾巷小民聚观而赞叹之，亦何以易此乐也。 传曰：“不怨天，不尤人。”盖“优哉游哉，可以卒岁”。执事名满天下，而位不过五品。其容色温然而不怒，其文章宽厚敦朴而无怨言，此必有所乐乎斯道也。轼愿与闻焉。
写这封信的时候，苏轼风华正茂，意气风发，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文章气象峥嵘，词采挺拔，展现出他少年时的高阔胸襟。
文章开头不落俗套，直接以周公虽富贵却没有朋友，孔子虽落魄但师徒却自足以相乐，得出“乃今知周公之富贵，有不如夫子之贫贱”的结论。感叹道：“夫以召公之贤，以管蔡之亲，而不知其心，则周公谁与乐其富贵？而夫子之所与共贫贱者，皆天下之贤才，则亦足以乐乎此矣。”
这是一个引子，很自然地引起下文：对欧阳公及梅公的仰慕，虽然有入仕的理想，但是以自己的阅历，“自度无以进见于诸公之间”。忽而一转，想不到因为应试，竟然遇上自己仰慕的人主持考试，而且他们都对自己的文章非常欣赏，取了第二名的好成绩。“向之十余年间闻其名而不得见者，一朝为知己。”他是很兴奋的，“有大贤焉而为其徒，则亦足恃矣！”再一转，“执事名满天下，而位不过五品。其容色温然而不怒，其文章宽厚敦朴而无怨言，此必有所乐乎斯道也”，扣在第一段“夫子之所与共贫贱者，皆天下之贤才，则亦足以乐乎此矣。”上。
所以，苏轼希望拜会梅尧臣。您的这种“温然不怒”，“宽厚敦朴”无怨无悔，必有“所乐乎斯道也！”我是非常希望聆听您的教诲的。
谁会想到，几多年后，苏轼所在这封信里说的“天下虽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乐如此”竟然落在他的身上呢？真是造化弄人。尚未跨入仕途，便发这样的言论，仿佛有先见之明啊！
清代储欣评：“先将圣贤师友相乐立案，因说己遇知梅公之乐，且欲闻梅公之所以乐乎其道者，最占地步，最有文情。”
元符三年（1100），谪居海南琼州的苏轼遇赦北还，九月底路过广州，与广州推官谢民师相识，结为好友。两人分别后有书信来往，苏轼在北归途中给谢民师写下一篇精彩的议论文《答谢民师书》，在这篇文章里，苏轼分享了自己的文学创作经验，指出写文章要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封书信，其实是苏轼总结的关于文学写作的观点。
《答谢民师书》原文：
近奉违，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某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
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景，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类也。而独悔于赋，何哉？终身雕篆，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屈原作《离骚经》，盖风雅之再变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可以其似赋而谓之雕虫乎？使贾谊见孔子，升堂有余矣，而乃以赋鄙之，至与司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众，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因论文偶及之耳。欧阳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
所须惠力法雨堂两字，轼本不善作大字，强作终不佳；又舟中局迫难写，未能如教。然轼方过临江，当往游焉。或僧有所欲记录，当为作数句留院中，慰左右念亲之意。今日至峡山寺，少留即去。愈远，惟万万以时自爱。
苏轼写这封信的时候，已经是垂暮之年。经历了官场的险恶，多次被贬黜，甚至差一点丢了性命。苏轼的思想与胸怀与写《上梅直讲书》时自然有了天差地别。“某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细品这句话，低徊婉转的惆怅，莫不把心痛彻！“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这样低到尘埃里的身段，读来让人泪目。
而接下来都是对文学写作的经验和观点，这一段，是值得我们熟读并牢记的！苏轼说，写文章要“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云行水流，蜿蜒无形，遇阻而绕，遇风则变。然而，它们是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这样就需要写作者过硬的手腕，当行则行，当止则止，不做空洞无物的奢靡铺排。就像毛泽东所形容的：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
苏轼用了孔子的话：“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写文章，如果语言没有文采，就算是能流传，也传不多久。他解释孔子的“辞达而已矣”不仅仅是词能达意，还需要有文采，强调“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说，“求物之妙，如系风捕景，能使是物了然于心”。怎样才能使是物“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如果做到了将事物的微妙之处了然于心，又能准确地表述出来，就得有出色的驾驭文辞的能力。有了这样的能力，在准确表述一个事物的时候，自然就会有姿态横生的词采了。
写文时，且不说“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能做到“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是我当前追求的目标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