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施展，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因为关心中国的未来，作者在历史中追溯中国一步一步走来的历程，发现了很多有趣的观点和认知，最终写成了《枢纽》这本书。
这本书是罗振宇在2017年12月31日“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上大力推荐的，在得到音频“每天听本书”反复听了好几遍，对中国有了新的，完整的认知。以下是自己在反复听这本书时的笔记及摘录，记录在此。
《枢纽》这个书名形容的是今天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作者认为，世界秩序中包含着海洋秩序（积极参与到全球化的国家和地区）和大陆秩序，而在海洋秩序和大陆秩序之间有一个中介性的力量，它是世界秩序的枢纽，目前处于这个位置的就是中国（思考：为什么中国能够担当这个枢纽的责任呢？关键词：中国的多元体系）
这本书的核心内容以中国的“超大规模性”这个特征作为线索，解释三个让我们感到困惑的中国历史和现实问题：第一，中国为什么能长期维持大一统；第二，中国在近代为什么在世界上落后了；第三，中国向近现代转型的时候，超大规模又起着怎样的作用。
那什么是超大规模性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人口和财富规模
连片的农耕土地规模
超大规模性是如何解决这三个问题的呢？
- 1.中国为什么能长期维持大一统？
一个帝国是否能够维持大一统，并不是由文明是否渴望大一统决定的，而是由财政跟军事逻辑决定的。中央政权要拥有足够大规模的军事能力，能够压制住任何地方性的离心倾向，而中央政权的庞大力量，来自于庞大的财政能力。想拥有庞大的财政能力，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有足够庞大的财富可供汲取，也就是财富池子得足够大；另一个是需要能够低成本地进行财政征收。
- 2.中国在近代为什么在世界上落后了？
超大规模性虽然能让古代中国维持大一统，但却不能带来更多红利，因为它会让古代中国陷入一种困境——内卷化。意思是说，社会和经济会自我锁死在一种低技术水平线上，没有任何办法向前进步。内卷化就是近代中国在世界上落后的重要原因。
19世纪，中国人口史无前例地达到了四亿。这些大量过剩的人口本来就没钱赚，给他一点钱他就肯干活，所以任何以节省劳动力为目的的技术变迁是不可能出现的。这进一步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工业革命没法内生性地在中国出现，而过剩人口问题又只有工业经济才能消化掉，中国就这样自我锁死了。
想要突破这个现状，要靠新的技术和新的经济要素，中国没有，就只能靠西方。在鸦片战争之前，大清只有一口通商，外贸规模比较小；而战争失败后，中国被迫开放五口通商，外贸规模急剧扩大，拉动了内贸，提供了大规模征收厘金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西方国家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在无意识间帮助清政府获得了新的自我保全能力。
- 3.中国向近现代转型的时候，超大规模又起着怎样的作用？
虽然近代中国因为超大规模的人口陷入了内卷化的困境，但是一旦中国开始加入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超大规模人口反倒会成为中国的竞争优势，中国的劳动力价格比其他国家更低廉。不过想实现这种优势，前提是完成自我的政治整合（革命）。也就是说，要把社会上的大部分人都动员起来，让他们愿意为同一件事情努力才能做到，而这也和超大规模性有关。
为什么中国必须要先进行政治整合呢？
主要是因为中国的超大规模性。如果中国的经济只能被局部性拉动的话，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引发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内战）。除非先通过政治整合，使得这个国家有能力用政治性的办法，让国家整体性地加入到世界经济秩序中，才能够把超大规模的人口优势释放出来。这就是从清末开始贯穿20世纪前半段的革命时期，近代中国通过革命完成了政治整合。在这之后，中国整体性地投入到了世界经济体系之中，这就是改革开放。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的超大规模优势逐渐释放出来，经济发展模式不断迭代。
比如改革开放初期，充分利用了劳动力，土地价格低比较低的优势，吸引了很多低端制造业向中国转移，中国经济在这个过程中迅速地完成了最初的积累。
到了新一轮的全球创新经济，最大的特征就在于它必须不断地自我迭代，用新创意否定旧创意，不是新技术，而是新创意。想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生产流程外包出去，绝不能自己干，以便降低创新的成本。生产流程外包实际上是外包出去的是高速创新中的转型风险。而承接外包一方必须应对这种转型风险，否则就活不下去。怎么应对呢？这就需要有庞大的供应链网络。在这个供应链网络里有无数个极度专业化分工的小企业，这些小企业不仅彼此互为配套关系，而且这些配套关系可以动态重组，用动态重组的能力来确保生产过程的弹性。
中国就是发展起这样一个庞大的供应链网络，一举成了世界工厂。全世界的外包需求几乎都在向中国转移。供应链网络规模越大，内部的小企业越专业化，效率就越高，同时规模越大，里面的小企业就越多，小企业之间的互为配套关系的可能性就越多，弹性就越大。而中国的供应链规模方面是独步天下的。这种超大规模性就奠定了中国在全球海洋秩序和大陆秩序之间枢纽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