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解，每章一读。

文：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

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不言则齐，齐与言不齐，言与齐不齐也，故曰言无言。言无言，终身言，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恶乎可？可于可。恶乎不可？不可于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解：

本章讲“三言”。

做庄子言论研究的人，几乎没人能绕开对“三言”——寓言、重言、卮言——的讨论。在读《庄子》文本时，我们经常会犯一个错误：凡举文本的内容，都无疑是庄子认可的。其浅其薄已不待多言。人们大多认为，三言是庄子自己及其认可的独特言说方式和言说内容。这没有问题。但庄子怎么个认可法，却论之寥寥。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有人认为“十九”“十七”分别指寓言、重言篇幅占全书的十分之九，十分之七。（如张默生、陈鼓应等）也有人认为，“十九”“十七”指寓言、重言有十分之九、十分之七的可信度。（如郭象等）宜从后者。（以事实来说，前者也没问题，但就文意言，过于枯乏。）回过头看这两言，它们当真为庄子认可，还是另有品评？

寓言的言说方式是“藉外论之”。这里的“外”指客观的他者，为什么要有这么个“外”呢？我们知道，《庄子》对“成心”大有批判，认为人的很多不当行为都源出成心。成心可指既定的偏见，也可指某些知识。“亲父不为亲子谋”，父子之间有个“亲”，“亲”就是成心的表现。就这个问题看，要想避免某种成心，就需要外人的言论。但这样就没问题了吗？“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人还是会根据自己的认知、倾向的价值去应，去反，去是，去非。所以“寓言十九”，还有一分不信。那这么看来，庄子对寓言的认可保有限度。

重言是耆艾长者的“已言”。这里出现了一个称为“先”的词。“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先”首先不是指年龄的长老，而是说有伴随年纪增长的“精微本末”的见识。进一步说，重言也可叫威言，其中包含见识和威信，与年纪没有必然联系。浏览古代经典，我们发现，中国自古就有引经据典的习惯；往后还形成了先圣先贤的叙事方式。重言正于此有所揭示。人们把先圣先贤的“经纬本末”之论称为“人道”，视不得“人道”的人为陈腐之人。按照《庄子》文本的看法，时移势迁，先圣先贤的言论反而是陈腐的。此处用“陈人”正反讽重言的不可信，其不可信的成分比寓言还多两分。

寓言和重言皆是《庄子》文本书写的重要方式。但既然二者都不完全可信，为什么还要用它们呢？这里有必要考虑到权宜的方法。二者虽都不完善，但仍可藉以论之。此外，我们也要意识到深意：不管是寓言还是重言，其背后的言论并不是目的，而只是路途。

再来看看卮言。卮言又称为道言，是契合道的言。“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卮言生生，合乎天的分际，散漫流行，悠游终生。不管卮言有个致命的漏洞。既是卮言，那也是“言”，是言就有分别，有分别就不齐，不齐就不与天地合德；但“卮言”之“卮”又合于天地之德。对于这样的背反，文本也说“不言则齐，齐与言不齐，言与齐不齐也，故曰言无言。”卮言又叫“言无言”。“言无言，终身言，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卮言就是这样的“两面派”，又言又不言，由不言由言。什么意思呢？

“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物有所然，有所可；有所不然，有所不可。这是基于人的视角对物然不然、可不可的定分。“言无言，终身言，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这是说，物自在自然自可，没有想说什么，但它确实在着、然着、可着，这些又好像是它告诉了我们。追究起来，物的自在自然自可又与天地合德，无有始终，不可测度，那卮言也是这样的。所以才说“始卒若环，莫得其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