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读完的第二本苏东坡的传记。李一冰老师把这本书起名为《苏东坡新传》不知道是不是为了与林语堂大师的《苏东坡传》加以区分。对于这两个版本的苏东坡传，我更喜欢《苏东坡传》，可能是因为其中的内容相对轻松也没有引用过多的史实。半清晰半模糊的东坡先生在我心里也许才是最好的，《苏东坡新传》中史实引用的比较多，苏东坡的作品引用的也很多，因此可能让人忽然发现原来东坡先生的作品也并非都是精品，也有些看起来颇为平凡之作，这让一些人感到的亲切，也让一些人觉得失落，但这也许才是真实的情况，毕竟东坡先生也是芸芸众生之一。
吸引我翻开这本书的其实是序跋《寻找李一冰》，一本苏东坡的传记为什么提到一个让人陌生的名字？为什么要去寻找他呢？序跋成功的勾起了我的好奇心，待看了李一冰先生的故事让我想到了另一个人司马迁。忘记了在哪本书中曾经读到过这样的文字：司马迁在《史记》只能够对于悲剧人物的描写很入神，仿佛自己的灵魂当时就附着在当事人的身上，与当事人感同身受，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悲情人物。而李一冰先生的《苏东坡新传》也是在牢狱中写下的，在写苏东坡故事的时候他的灵魂是否也穿越千百年附于苏公的身上？
对于书的具体内容我就不多说了，在此说说我对东坡先生在人际关系上的些许感受
1.苏东坡与章惇
苏东坡在哲宗登基后，章惇掌权的那段日子里被一再流放，可以说章惇是看不得苏轼有一星半点儿的好。稍微觉得苏轼适应了点流放地的生活，就又把他流放到更远的地方去。可是两人原本是好朋友啊，关系怎么会恶化到如此地步呢？
同榜成进士者有曾巩、苏辙、叶温叟、林旦、朱光庭、蒋之奇、邵迎、刁璹、苏舜举、张琥（后改名璪，与李定同治苏轼乌台诗狱，必欲置之死地以求富贵者，就是这个同年）、程筠、傅方元、邓文约、冯弋、家定国（眉山西社刘巨门下的同学）、吴子上、陈侗、莫君陈、蔡元道、蔡承禧、张师道、黄好古、单锡、李惇（李方叔之父）等。
苏轼和章惇是嘉佑二年（1057年）的同榜进士，古人是很看重同榜进士的，虽然之前很多人彼此都不认识，但有了这层关系后都会以“同年”相称。苏轼和章惇也就这样认识了彼此，但随后苏轼的母亲病逝，苏轼回家守孝，章惇因为觉得成绩不理想所以回家“复读”打算重考。
几年后苏轼在凤翔府做节度判官，章惇当时是商州令，两人一起担任考官这才又有了交集。当时两人的关系相处的应该很不错，与三五个好友一同到仙游潭游玩儿时，章惇邀请苏轼到对面的山壁上提字，可是苏轼看着架在山壁间的独木桥下深不见底的仙游潭，没敢去。章惇见苏轼不肯去，便自己踏桥而过，并在对岸的峭壁上写下“苏轼章惇来”。
他没有只写章惇来，而且还把苏轼的名字写在了前面。同去的好友三五人，他也之写了他们两人的名字，可见当时他是很看重和苏轼的关系的。待章惇写完到此一游从独木桥返回时，苏轼给予并非赞扬，而是“子厚他日必能杀”，感觉这更像是朋友间的一句玩笑，而冒着“生命危险”题字的章惇也并不以为意。
后来王安石变法，章惇受到重用而苏轼的仕途却颇为不顺，一路被贬从杭州到密州，从密州到徐州，再从徐州到湖州直到乌台诗案爆发。苏轼被御史台派人押解到汴梁。此时虽有不少老臣上书为苏轼求情，但主张处死苏轼的声音也是此起彼伏，在这紧急关头章惇仗义执言，与王珪展唇枪舌战，甚至不惜破口大骂，最终保下了苏轼的性命。
右相王珪（禹玉）于进见皇上时，忽言：“苏轼于陛下确有不臣之意。”神宗改容道：“卿何以知之？”王珪就举出轼作双桧诗内，有“根到九泉无曲处，此心惟有蛰龙知”句为证，对曰：“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知于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道：“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章惇在旁，接口疏解道：“龙者，非独人君，人臣俱可以言龙也。”神宗也说：“自古称龙者多矣，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人君也。”王珪语塞，退朝后，章惇诘问王珪道：“相公乃欲覆人家族吗？”珪曰：“这是舒亶说的。”章惇气愤得大嚷道：“舒亶的口水也可以吃的吗！”
章惇当然知道自己的这番言论搞不好会给自己也带来杀身之祸，但是为救了苏轼他还是说了，说当时两人是过命的交情也并不为过。
为此，苏轼在出狱之后特地写信给章惇表示感谢：
轼自得罪以来，不敢复与人事，虽骨肉至亲，未肯有一字往来。忽蒙赐书，存问甚厚，忧爱深切，感叹不可言也。恭闻拜命与议大政，士无贤不肖，所共庆快。然轼始见公长安，则语相识，云：“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方是时，应轼者皆怃然。今日不独为足下喜朝之得人，亦自喜其言之不妄也。轼所以得罪，其过恶未易以一二数也。平时惟子厚与子由极口见戒，反覆甚苦……然异时相识，但过相称誉，以成吾过，一旦有患难，无复有相哀者。惟子厚平居遗我以药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真与世俗异矣。
被贬到黄州后，苏轼心情烦闷时他选择的诉苦对象还是章惇，而章惇也没有辜负苏轼的希望，他一方面送药送物，一方面让自己的儿子章援拜在苏轼门下。一个得势的大臣让自己的儿子拜罪臣为师，虽然这与苏轼的才名有关，但如非两人关系够铁也不会做出此种举动吧。同时章惇的这一做法也是为了安慰和鼓励苏轼失落的心。
那么从什么时候两人开始决裂的呢？也许苏轼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在无意中惹恼了章惇。
高台后临朝后重用用熙宁、元丰时代的旧臣，对此章惇很是不满甚至当面顶撞太皇太后：“您住在大内深宫，怎么知道这五个人可用？”高太后心里理亏，只好撒谎说：这是大臣们举荐的。章惇内心冷笑一声，接着说：既然是大臣们举荐的，为什么不把举荐的大臣公布出来？
司马光被复用后，开始对王安石的变法内容实施全盘的否定和废除，作为留在中枢的变法派唯一成员章惇与司马光冲突不断。苏轼与两人的关系都很要好，于是从中调停，这才使得章惇对司马光客气了一些。此时苏轼的话，章惇还是能听进去的，可见两人的关系依旧不错。
这时候苏辙的一道奏折成为了苏轼与章惇关系决裂的导火索。
元祐元年（1086）闰二月十八日，初任右司谏的苏辙上《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苏辙在奏章中，指斥章惇在变更推行免疫法问题上，居心叵测，“巧加智数，力欲破坏”。明确地提出罢免章惇枢密院职的请求，“无使惇得行巧智，以害国事”。
这道奏折让章惇的处境越发艰难，同时也惹恼的章惇。在章惇看来，苏轼苏辙两兄弟亲如手足，苏辙上书必然会与苏轼商量，苏轼与这道奏折必然脱不开干系。好你个苏轼忘记了当初命悬一线之际是谁挺身而出为你求情？落难黄州的时候时谁送钱送物？现在我失势了你就让你弟弟上书踩我，打算拿我当垫脚石吗？（其实这有些冤枉苏轼了，苏辙的上书他并不知道）
章惇与苏轼的关系此时出现了隔阂，也许并非无法挽救，但是苏轼自己又上了一封奏折《缴进沈起词头状》彻底激怒了章惇。奏折中苏轼指控章惇附和王安石谋求边功，草菅人命。可针对奏折中的同一件事情苏轼明明曾经还称赞过章惇：“功名谁使连三捷”“近闻猛士收丹穴”。
苏轼一直看不惯战争，之前也屡次抨击过贪恋边功的行为。也许在苏轼看来，这只是沈起的案子让他想起来当年一直看不惯的事。但这在章惇眼里，无异于落井下石，在给自己补刀。而且苏轼可能忘了，但章惇一定还记得，同样的事情，苏轼之前还曾经夸赞过章惇。文中涉及章惇招降五溪边民之事，而这正是章惇仕途中颇为自得的功绩之一。而在此前，苏轼在诗中曾赞誉章惇此举“功名谁使连三捷”“近闻猛士收丹穴”。
这是为什么呢？是苏轼两面三刀吗？可能并非如此，虽然苏轼不赞同谋求边功的策略，但对章惇在执行这件事的做法及取得的成果还是认同的。他弹劾的是这件事，认同的是这个人。看似矛盾，其实也不矛盾。
后来章惇在徽宗继位这件事上又提出了反对派，导致被将至外放，苏轼又将心比心的给他写了一封信。在苏轼看来外放事件好事儿，他巴不得自己离开京城这个是非之地，他将心比心的站在自己的角度认为章惇应该也是这么想的，但是他忽略了两人的政治抱负是不同的。于是这封出于好心的信却被章惇当成了嘲讽自己的信，至此章惇彻底将苏轼拉入黑名单。
苏轼虽然直到自己一直受到章惇的迫害，但是最后还是原谅了他。苏轼的胸怀真的是让人佩服不已，不知道章惇得知此事后会作何感想。
苏门四学士
苏门四学士即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lěi)四人合称。四人都出自苏轼门下，最先将此四人并称加以宣传即苏轼本人。他说:“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
能被苏轼认可可见这四个人在才华和人品上都是有令人称道的地方，不过这四个人并没有因此而得到什么实惠。苏轼受太后重用时，这四位并没有因此鸡犬升天，可当苏轼被贬黜时他们却一起吃了瓜捞。
苏轼虽然知道四人的人品和才会，但是在自己当权的时候并没有破格提拔，他并非没有那个权利，只是他不屑和不愿如此罢了。苏轼的骨子里还是向往田园生活的，所以将心比心的觉得四学士大抵也是如此想的。当苏轼遭到贬黜时，他的身边没有亲信有足够的话语权来替他出头，而他也没有能力保护这四位他公开宣布的苏门学士。
所以说东坡先生的人品是没有问题的，四学士的人品也是经得住考验的，只是如吾辈凡夫俗子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是否也能坦然处之呢？这又让我不禁想到章惇与苏轼的决裂。当你有难的时候我挺身而出，当我面临困境的时候你大公无私，所以章惇这种凡人才会受不了吧。
虽然东坡先生得势时没怎么照顾老朋友，但是失势的时候还是有些老朋友冒着危险前来看望他，这也许便是先生的人格魅力所在吧。
这本书写得不仅是苏东坡的故事，也为读者展现了北宋从神宗、哲宗到徽宗是如何一步步在党争中衰落的。最初这些士大夫只是治国的理念不同，争的是治国之道，于是北宋的法变了又变，废了又废，搞了一波又一波的内耗。然后又找了徽宗这么个不靠谱的皇帝登基，再加上朝堂上下乌烟瘴气，曾布、蔡京当权投皇帝所好，整得徽宗的主业更像是艺术家，副业才是皇帝。
书中还有一个彩蛋：高俅和东坡先生居然还有交集。高俅曾经是苏轼府上的文职，经苏轼的推荐到太尉王诜府上任职。高俅有一手好字且还会写武艺，是个能力比较全面的下属。有一天，王诜派高俅到端王府送东西，巧遇赵佶在园中踢毬，高俅站在一旁观看，面露不以为然的神色，这让赵佶有些不爽，便叫高俅上场，二人对踢。结果高俅精湛的球技让赵佶大开眼界，赵佶大喜，便将高俅留在了身边。后来端王赵佶成了宋徽宗，高俅也跟着鸡犬升天得了势。
高俅很感激苏轼对自己的知遇之恩，在苏轼失势的时候给予了苏轼及家人资助和帮助。
哥布林读书编号：23-38T351
书名：《苏东坡新传》
作者：李一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