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给读书人最好的机会，最宽松的制度，因而社会发达，科学技术和思想非常活跃。
进入高等学校读书，在宋朝之前还是高官贵族的特权。唐代太学的入学资格是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到了宋代，庶民中优异的人都可以入学。
为了培养文人，宋朝建校数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据不完全统计，除中央官学外，宋朝有州学234所，占州数的72%；有县学516所，占县数的44%。在广大农村，乃至穷乡僻壤也有多种村学、乡学、私塾、义学、家馆、冬学等，“每一里巷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
学堂
唐朝全盛时期学生总数只有六万三千零七十人, 人口约为八千万, 其平均入学率约为一千二百五十六比一；1104年，宋朝全国学生总数达21万余人，按照人口约为1亿来统计，平均入学率约为五百比一，其教育普及程度远超前代，当时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宋史》称：“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质彬彬矣。”教育之门已经对平民百姓敞开，不但工农商各个阶层都可以读书受教育，甚至偏远地方的牧童村妇也能吟诵古人诗词。
在这样偏僻的乡镇学校，也能读到诸子百家的经典。从官府到私人都热衷印书，印刷业非常兴盛。当时已经形成了东京汴梁、成都眉山，福建福州等多个印刷中心。佛经、儒家经典、诸子百家、史书、医书、算书、字书、名家诗文集都有，各种科举、官场、艺文等指南类书籍，尤其畅销。
苏轼在《李氏山房藏书记》中说，他见过一些老儒生，年轻时想找本《史记》、《汉书》都找不到，偶尔有幸得到，马上废寝忘食抄下来，早晚背诵，生怕错过。而现在，生意人争相刻书，一天能印一万页，对于学者来说，书又多又好找
范仲淹
1057年，宋嘉祐二年的这次考试在历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被称为“千年科举最闪耀的一榜”。
揭榜这天天还没亮，汴梁城里已经骚动起来。万众期待、即将上演的，不不仅仅是皇帝选秀，而且是“榜下捉婿”。这是宋代的风俗，发榜当天，全国各地有钱有势的人家出动“择婿车”，公卿有女待嫁者天不亮就在路边等候，争抢新科进士作女婿。一日之间“中东床者十八九”。
宋人择偶的标准不再是世族名门，而是中举的士人，读书人的社会地位和人生境遇在宋朝出现了大转折。而这一年的进士榜群星璀璨，足以让等待“捉婿”的贵族淑女们为之疯狂。
这次科考，欧阳修是主考官。
这一年各科共录取899人，特别是进士科的388人，多为北宋各个领域的代表人物。张载高中进士，同榜高中的还有吕大钧、程颢、朱光庭等哲学宗师，苏轼、苏辙、曾巩等文学巨匠，吕惠卿等王安石变法时期的朝廷重臣。
整个社会读书和参考的热情被空前调动起来，经常一次科举报名参加的人就有四十万之众，每次录取人数也从宋初的几十人增加到几百上千人。
北宋仁宗一朝的十三榜状元, 就有12 人出身于平民人家。“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现实。
文化教育普及，全民素质提高，知识阶层崛起，政治气氛宽松，这种社会氛围成为文化繁荣的前提。如果说李白、杜甫这样的大诗人是大唐盛世的点缀，虽名声显赫却受尽苦难，宋朝文人已经成为社会中坚，并且完成了文化和权力的对接，中国出现了大批集官僚、文人、学者为一身的“复合型人才”。
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将责任感与使命感倾注于经邦济世的建功立业中, 实现自我的生命价值。相形之下, 不但前面的汉、唐为之逊色, 后来的元、明、清也望尘莫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