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战双方势均力敌且阵营严整之际，率先发起进攻者往往会陷入不利局面。如何打破这一僵局并赢得战争，成为军事作战中常见且极具挑战性的难题，因此被诸多兵书所记载。诸如吴起的《吴子》、姜太公的《六韬》，以及唐太宗时期的《李卫公问对》，均曾提及此问题。这些兵书的内容或许存在相互借鉴之处，除成书较晚的《李卫公问对》外，难以判定究竟谁为原创、谁属借鉴，亦或是英雄所见略同。
齐威王曾就这一问题向孙膑请教，孙膑给出的策略是：派遣小股部队进行试探性攻击，挑选出身低微却作战勇猛的将领带队，并让他们承担战败风险。只要他们的佯败能诱使敌军离开阵地追击，预先埋伏的主力部队便可从侧翼发动攻击，进而赢得胜利。至于这些将领是否愿意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充当“炮灰”，在孙膑的策略中并非首要考量。后来，孙膑的这一策略在与庞涓的对战中得以实践。
上述孙膑与齐威王的对话内容，载于《孙膑兵法》，司马光与司马迁皆未曾得见。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大量竹简，其中包含《孙膑兵法》的残简以及《晏子春秋》的残篇。《孙膑兵法》的出土意义重大，它解开了一个千古谜团：孙武与孙膑是否为同一人？与之相关的问题是，《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是否为同一部著作。如今，答案已然明确：他们并非同一人，两部兵书也并非同一部。
依据1985年出版的整理版，《孙膑兵法》共计16篇。整理小组认定，前4篇无疑出自孙膑之手。尽管这一论断或许略显主观，但至少可以推断这四篇由孙膑的弟子编纂而成。这四篇的题目依次为：《擒庞涓》《见威王》《威王问》和《陈忌问垒》。其中，《见威王》这一题目是整理小组根据内容所加，其余三篇题目皆为原文所有。
“擒”字含义丰富，既指“活捉”，也有“击败并使其屈服”之意，具体含义难以确切判定。翻开《孙膑兵法》，篇章的编排顺序首先会让人产生疑惑。若按照时间顺序编排，首篇应为《见威王》，内容是孙膑在齐威王面前阐述兵法的基本原理，风格较为务虚，可视为全书的总纲。第二篇应是《威王问》，齐威王就战术层面的诸多难题向孙膑请教，本节开篇所提及的问题便是齐威王提出的首个问题。第三篇才应是《擒庞涓》。
《威王问》之后，齐威王对孙膑颇为赏识。后来，邯郸被围，齐国决定出兵救援赵国。据《史记》和《资治通鉴》记载，齐威王原本打算任命孙膑为主帅，但孙膑以自己是“刑余之人”为由婉拒，最终改由田忌统兵，孙膑担任军师。孙膑乘车随军出征，为田忌出谋划策，最终成功击败庞涓。第四篇《陈忌问垒》中，陈忌即田忌，“陈”与“田”在当时通用。田忌向孙膑请教兵法，孙膑予以解答，并在讲述过程中提及：“我正是运用此计打败了庞涓。”
前文所述，应是《孙膑兵法》前四篇的合理时间顺序。然而，本应位列第三的《擒庞涓》却被置于首篇，最可能的原因在于，此役是孙膑的成名之战，不仅战果辉煌，更让兵法彰显出独特的美学魅力。
《孙膑兵法》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它虽认可正义对战争胜利的积极意义，但果断摒弃了“止戈为武”这类华而不实的言辞，率先坦率地承认战争是人类的天性。先秦诸子热衷于探讨“天之道”，秦汉之后“天人合一”“顺其自然”的观念盛行。但鲜有人思考，真正的“天之道”，即自然法则，不过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残酷而无美好可言。
《孙膑兵法》直言：观察动物，有的口有利齿，有的头生犄角，愉悦时相聚欢闹，不悦时便兵戈相向。这便是“天之道”，非人力所能阻挡。人类天生没有利齿和犄角，只能后天弥补，圣人便承担起了这一使命。故而，黄帝发明了箭，后羿创造了弩与弓，大禹研制了舟车，商汤王和周武王则发明了长兵器。
孙膑进一步以箭、弓、弩、舟车、长兵器这四种武器，分别比喻阵、势、变、权四大用兵要素。在当时，这堪称卓越的见解。孙膑敏锐地洞察到，无人真正热爱和平，或者说和平只是短暂的，争斗是人类的天性，无可阻挡。既然是天性，就应坦然面对，与其幻想世界和平，不如潜心钻研克敌制胜之道。
这种观点并非孙膑首创，春秋时期便已有人提出。但作为兵法大家，孙膑的阐述赋予了该命题特殊的意义。与战国时期四处宣扬“兼爱非攻”的墨家学派相比，更凸显出哲学高度对个人事业成就的决定性作用。
那么，孙膑如何将理论付诸实践呢？让我们回到《资治通鉴》所记载的邯郸之围。彼时，田忌欲率兵直赴赵国救援，孙膑则耐心劝说道：欲解开乱麻，需用手慢慢梳理，不可用拳头猛砸；欲劝架，不可直接加入战团强行阻拦。那么，究竟该如何行动呢？
孙膑由此创造了两个成语：“批亢捣虚”与“形格势禁”。“亢”通常读作“kàng”，读作“gāng”时仅表示人的脖子。“批亢”即攻击敌人的要害部位，“捣虚”则是避实击虚。“形格势禁”意为借助形势制造阻碍。例如在擂台搏击赛中，若想分开激烈打斗的选手，直接阻拦不仅无效，自身还可能受伤；但若熄灭灯光，台上自然无法继续打斗。
这些抽象的战略原则如何应用于实际战事呢？孙膑继续为田忌剖析局势：魏国举兵攻打赵国，其国内必然兵力空虚。此时，我军若迅速行军，突袭魏国都城大梁，围攻邯郸的魏军必定回师救援。如此一来，既能解除邯郸之围，又可削弱魏国的军事力量。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围魏救赵”之计。
田忌依孙膑之计行事。据《史记》记载，魏国军队果如孙膑所料，撤离邯郸，于桂陵陷入齐国军队的埋伏，最终惨败而归。然而，《资治通鉴》的记载却与之不同。依《资治通鉴》所述，田忌率军进攻大梁后，同年十月，邯郸城破投降，魏国军队得以顺利回师，与齐国军队在桂陵展开激战，结果同样败于齐国军队。
这表明，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版本，齐国虽实施了“围魏救赵”之策，且成功击败魏国军队，但赵国并未因此摆脱困境。换言之，齐国从一开始或许就没有真正救援赵国的打算。当田忌忙于围攻魏国时，邯郸城终究难以支撑，最终失陷。
——出自《熊逸版资治通鉴》
1972年出土的《孙膑兵法》，为我们解开诸多谜团。其一，明确了孙武与孙膑并非同一人，《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亦非同一著作。此前，司马迁和司马光均未曾见过这部兵法。
《孙膑兵法》中的四篇内容，彰显了孙膑的谋略与智慧。其最为显著的时代特征在于，既肯定正义对战争胜利的推动作用，又摒弃“止戈为武”这类动听却不切实际的观点，坦然承认战争是人类的天性。而且，孙膑还将这些理论付诸实践，“围魏救赵”的故事便是其作战策略的生动诠释。从《资治通鉴》的记载来看，救援赵国不过是附带之利，其主要目的还是攻打大梁，无论能否攻克，对魏国而言都是损失，救赵只是附带结果。
这恰好与《孙膑兵法》中强调的“权”“变”思想高度吻合。孙膑深知，战争不能局限于表面的救援任务，而应审时度势，灵活运用战略。攻打大梁正是“批亢捣虚”“形格势禁”理论的完美实践，通过攻击魏国的要害（都城大梁），迫使魏军回援，从而打乱其作战部署，实现既消耗魏国又避免与魏军主力正面硬拼的目的。这一行动不仅体现了孙膑对战争本质的深刻洞察，更展现出他将抽象军事理论转化为实际作战策略的卓越能力，进一步印证了《孙膑兵法》中“战争是人类天性，需潜心钻研制胜之道”的核心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