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中国气象局决定为西藏定向培养70名专业技术人员，这些人来自甘肃、江西和贵州三个省，招生指标被划定在两所大学和多所中专学校。后来，我成为了这七十分之一，就这样走进了西藏，开始了我长达二十多年的西藏之旅。我在这里工作、生活，甚至娶妻生子。

结婚那天，没有婚纱，没有结婚照，没有鲜花，却仍旧让我铭记一生。

一

在高原上工作了半年之后，父亲和丈人将我的婚姻大事顺便给解决了。

那是1998年的3月份，父亲和丈人带着我的未婚妻经过青藏线，一路颠簸，来到了定日，就在海拔四千多米的定日县给我办了婚礼。

我没有请假，结婚的那一天我是大夜班，从3：30到10：00。早上十点钟交班后，我就开始匆匆忙忙地置办一些必须的东西。

中午在农牧局的食堂里摆了两桌饭，下午在气象站的会议室里举行了一些活动，就把婚结了。这应该算得上是最简朴的婚礼了吧，没有婚纱，没有结婚照，没有鲜花，所有一切都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但却让我记忆深刻。

有连绵的山川，有蓝天白云，有两位老人，有十几个同事，这就足够了，我还希求什么呢？

二

一般情况下，每年的11月到第二年的4月，是西藏风最大的时候，只要你到高海拔的地方去，从下午一两点开始，几乎每天都会领略到那肆虐的大风袭击，大风卷着沙粒，在空中呼啸而过，有时候能将人吹得往后倒上几步，甚至十几步。

让我感到惊奇的是，在我结婚的当天下午，并没有太大的风刮过，外面的能见度还不错，这是不是老天对我的一种眷顾呢？是不是高原对我的一种接纳和欢迎呢？当然这也有可能只是一种巧合。

无论怎样，我都感谢老天的这种赐予。

在高原上生活的很多汉族干部，他们的婚姻往往让家人和自己非常的烦恼，就定日县城而言，女性的汉族职工很少，少到几乎没有，这一现象在其他地方也非常普遍，我曾经采访过很多在基层工作的汉族干部，他们甚至调侃的说：“连空中飞的鸟都是公的”“地上跑的老鼠都是公的”这当然都是一些牢骚话，但事实却是婚姻问题确实是在藏的汉族干部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一问题在藏族干部中稍微要好一点，但也好不到哪儿去。

有很多汉族干部的媳妇就是在内地老家找的，要么是家属，没有工作，跟着到西藏来，少数也是有工作，也就只能长期两地分居，这种现象非常普遍，普遍到我们基本上都习以为常了，后来到了拉萨，突然发现连我们的局长也是两地分居。

于是，就有一位搞业务的同事开玩笑地对我们说：“你们这叫已婚享受未婚待遇。”

妻子怀孕期间，当时的定日蔬菜瓜果奇缺，县里有一个贩菜的生意人，四川人，姓蔡，我们都管他叫“菜老板”，每当他从拉萨回来，整个定日县城就像过年一样热闹，大家纷纷跑到他的店里抢购蔬菜和水果，这样的事情每个礼拜发生一次。县城小，只要蔡老板的车在卸货，消息会在极短的时间里传遍整个县城，大家就都会从四面八方聚拢到这里。

三

没有结婚之前，什么事情都好办，当婚礼举行完后，所有的问题也都摆在了我的面前，在这样的状况下，我只能独自面对了。

婚礼过后，父亲和丈人要回内地，总不能让他们这么大的年纪再折腾一次青藏线吧。我决定让他们坐飞机回去，但手头没有钱，每个月只有1000来块钱的工资，两张机票则需要2800元，工作没多久，并没有什么积蓄。

借。郭新强和姬诚倾其所有，总算凑够了这两张机票的钱，了却了我的一个心愿。这也是父亲平生唯一一次坐飞机的经历。

父亲回内地半年之后，我接到了大哥的电报，那天我上的是小夜班，凌晨3：30才睡觉。电报到了站上，拿在他们的手上，谁也不愿意把这个电报送给我。一直到10点多我起床之后，大个子才将电报递给了我，上面写着：“父患食道癌，已到晚期，现全力救治中，特告。”

一瞬间，我觉得天塌了。

尽管太阳一如往常般明媚，但我却觉得昏天黑地，抓起门口的啤酒瓶，使劲地摔在对面的墙壁上，酒瓶溅射出细碎的玻璃片，听到声音的同事跑过来看到了我，他们又都默默地退了回去，他们的心情和我一样沉重，但他们和我一样，无力回天。

即便是在这样的时刻，我甚至都不能回去看一看自己的父亲。和我一样很多在藏工作的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夫妻两地分居，子女无法教育，父母不能赡养，这就是被总结下来的“老西藏精神”吧。

并不是从我才开始，我们的前辈们早已面对这样的问题。但是，那又怎样？即便这里条件艰苦，但大家都能相互扶持，依然能感觉到温暖，依然有喜悦和快乐，并对这份工作始终尽职尽责。

本文选编自《那些年，在西藏看“风花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