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丧失（尤其是配偶、子女、父母的死亡）后，有些人表现出强烈而无法平复的哀伤反应（包括悲伤与哀悼），并逐步发展成以分离痛苦为主要情感体验的延长哀伤障碍，而不是出现纯粹的悲伤、紧张，或对创伤性事件恐惧的情感体验……

这种情况下，哀伤辅导可以帮助他们重新投入到新的生活中去。

 1.

早期的哀伤研究认为，如果当事人一直停留在某种被内疚支配的关系下，他的精力将难以转移，从而形成延迟、夸大或病理性的悲伤；个体能够从回顾和表达负面情绪中找到解决哀伤的办法。

这一类看法被总结为「悲伤过程假设」，即「当事人的一系列认知过程，包括直面丧失、回顾去世前后的事件、在心理上逐步与逝者分离的过程。它是一个积极持续和需要付出努力的过程。」

这里头，最重要的是，心理上与逝者的分离。

 2.

这之后，有研究者研究了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的哀伤，发现许多东亚国家鼓励丧亲者在亲人去世后继续保留与逝者的情感联结，比如日本的祖先崇拜；在另一项对丧子父母的跟踪研究中，研究者发现父母与早夭子女仍然存在着情感上的联结。

基于一系列的发现，该研究者提出「悲伤的结束不在于切断与逝者的联系，而在于以不同于生前的方式在内心『安置』逝者」。

此外呢，台湾的一项研究也发现，丧亲后化解悲伤的常见方式是获得了与逝者的某种重新联系，让家庭努力维持着一种整体性。

…………

很显然，「悲伤过程假设」需要重新检视了。

 3.

紧接着，心理学其他领域的研究，比如依恋理论、创伤研究、应对研究，为哀伤研究提供了更具操作性的研究视角。有许多学者试图整合这些理论，以期获得更为整体性的理解，针对丧偶者提出的「依恋与哀伤双程模型」正体现了这一努力。

研究者认为，哀伤过程的日常经验可分为两类，即丧失导向（包括悲伤过程、悲伤干扰、破坏联结、否认╱回避恢复的转变）和恢复导向（包括专注于生活的转变、做新的事情、从悲伤中分神、否认╱回避悲伤、适应新角色╱身份╱关系）。

研究者指出，一般丧偶者，往往会在两者之间来回摆动——既接近又逃避哀伤——往复于丧失导向和恢复导向这两类经验之间。

研究者假设，若没有摆动的发生，长期滞留在丧失导向或恢复导向一端，都有可能导致病态；已有的一些研究证明了这种假设。

这种接近和逃避的摆动有适应性的调节功能。

 4.

依据依恋「内部工作模型」的不同，可将丧偶者分为四种类型：

一是，安全依恋型；表现出正常的悲伤，灵活地摆动于丧失导向和恢复导向之间。

二是，不安全—专注型；表现出长期强烈的悲痛，常常沉思默想与逝者有关的一切，偏向于丧失导向经验。

三是，不安全—冷漠型；很少表现出悲伤，但在以后可能表现出压抑或延迟的悲伤，偏向于恢复导向经验。

四是，不安全—恐惧型；对于逝者的离去既逃避又焦虑，体现为摆动轨迹的紊乱。

…………

据此，研究者认为，应依据丧偶者的依恋类型予以不同的指导：

比如说，对于安全依恋型，给予适度的理解和情感支持就够了；

至于不安全—专注型，则应在辅导中促使当事人尽量离开与逝者有关的事物，参与一些新的社会活动；

相反，对于不安全—冷漠型，治疗师可以适时地促其面对内心的情感，适当宣泄其内在的积郁和悲伤；

还有不安全—恐惧型，治疗师应让他们有更多的倾诉机会，以帮助他们发展出关于逝者的一致性陈述。

…………

 5.

说到这儿，我想起周边不少人都有过的一个疑问：一般的哀伤是否也能从谈论丧失或情感吐露中获益？

对此，有研究者提出个体差异性的影响，认为安全依恋型的人从情感吐露中获益不大，而不安全依恋型的人在相应的指导下会有较明显的促进作用。

后期的实证研究也发现，丧亲者分享丧失经历并不一定能带来情感上的复原，过多谈论丧失的故事反而会导致听众的流逝，进而逐渐失去社会支持。

不过，研究认为，如果那些有相似丧失经历的个体学会相互分享，倒能够强化丧亲者之间的社会联结。

 6.

最后，想说的是，对于哀伤的调适一定要留出足够的时间；就像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守孝三年的民间习俗，这个习俗恰恰反映出旧时对个体居丧情感调适的尊重，给予了个体充足的时间来完成内心的哀悼，有利于个体适应亲人离世以后的生活。

当然，不同个体的哀伤有差异，所需的适应时间、节奏均不同。

（参考文献：《香港哀伤辅导的发展及对中国大陆的启示》，袁乐欣、周英、唐秋碧、汪国成；《生命意义的重建：癌症晚期病人家属丧失、哀伤和双向摇摆的复原历程研究》，唐咏；《哀伤研究：新的视角与理论整合》，刘建鸿、李晓文；《丧亲人群哀伤辅导的研究构思》，李梅、李洁、时勘、曾晓颖、曹燕、钟岭、王彩琴、林红、闫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