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灭亡 .戚宦之争

公元88年，汉章帝驾崩。“明章之治”结束，但大汉王朝还有30年的好日子可过。来看一段资料。

以下引自百度百科：

88年，汉章帝驾崩，年仅十岁的汉和帝继位，由窦太后临朝称制。 窦氏戚族的跋扈引起汉和帝的不满，永元四年（92年），汉和帝联合宦官郑众扫灭窦氏戚族，后汉和帝重用郑众、蔡伦等贤宦，故《后汉书》称“中官用权，自众始焉“。 汉和帝亲政后，每日早起临朝，深夜批阅奏章，从不荒怠政事，故有“劳谦有终”之称。  任内多次下诏赈济灾民 、减免赋税  、安置流民  、勿违农时  、招纳贤士  ，在法制上也主张宽刑 。对外方面，击溃北匈奴使其西迁 ，并在西域复置西域都护府，任命班超降服西域诸国。永兴元年（105年），垦田面积达732万多顷，为东汉之最，在籍人口达5325万多人。汉和帝亲政后使东汉国力达到极盛，时人称为“永元之隆”。

元兴元年（105年）冬12月，年仅二十七岁的汉和帝病逝。出生仅百日的少子刘隆即位，是为殇帝。 汉殇帝在位8个月后离世，又迎立汉章帝之孙刘祜为帝，是为汉安帝，由太后邓绥临朝听政。邓太后勤俭节约、任用贤良，使东汉度过“水旱十年”的艰难局面，同时对自己家族的势力有所限制，但对宦官势力有所纵容。

建光元年（公元121年），邓太后逝世，汉安帝亲政。从这一年到最后曹操之子曹丕逼迫东汉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汉献帝让位给他的公元220年，恰好100年整。这是水深火热的100年。其间还经历了声势浩大的中华帝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战争“黄巾起义”的冲击。

导致这100年国家和社会的混乱的直接原因就是我们本章标题所提到的所谓戚宦之争，即外戚的势力和宦官势力之间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这种斗争自古以来每个中华帝国的王朝都会存在，但东汉末年的这100年格外突出，为什么呢？

这就要回到我们先前讨论过的有关中华帝国的权力框架，以及由这种框架所决定的内在政治逻辑的发展上来。还记得我们关于皇权，王权（即贵族）和官权之间关系和发展的一些基本结论吗？以下就让我们结合东汉末年的这个戚宦之争将这种关系比较完整地再来阐述一遍，这种动态的权力框架基本决定了整个中华帝国在外在政治治理层面的基本逻辑和走向。

理解了它，也就理解了中华帝国各个王朝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它们彼此之间的异同。也就是所谓的历史的规律性的一面，或者叫道理，当然，是指中华帝国的历史。这样，以后我们再观察后继的中华王朝时，就没有必要再来重复地讨论这个问题了。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中国社会对于皇权的需求是汉帝国得以建立的根本。通俗的说，就是对社会统一的呼唤。从比较抽象的逻辑上来讲，就是需要皇权来对造成社会分裂，动荡不安的王权，也就是封建化的贵族权力进行必要的制衡。这里的皇权的本质实际上就是民权，它代表着最为广大的民众的意志和要求。现实政治表面博弈的背后其实就是这两种权力的斗争，所谓的一阴一阳谓之道是也。

自然，这两种权力随着历史本身的进展，自身也在发生着变化。皇权的内涵倒是没有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只是自身再不断强化，这种强化主要体现在社会伦理和意识形态方面。比如，最容易观察到的情形是，帝国皇帝的威权变得越来越倾向于神圣化。伦理上也逐渐地从较早期的君臣之义变为君为臣纲。对君主的效忠逐渐地从人伦之大义变化为天道之要求。例证之一就是明清时代皇权从宏观上来讲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力要远大于汉唐时代。

和皇权的变化有点不一样的是，王权，即贵族权力在晚唐之后逐渐演变为所谓官僚集团的权力，简称官权。前面就已经说过，这是由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直接导致的，这可以算是中国社会独有的现象。但不管是早期的王权，还是后期的官权，其本质并没有变化，他们都是代表着一种分裂化的内在倾向。如果要说二者的区别，那就是官权比之于王权，其组织的更为高效和精细化，从而稳定性和适应性也就越高。也可以说，官权体系比王权要成熟，是王权的高级版本。

总体上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当皇权占优势的时候，国家的资源集中程度比较高，动员程度也就相应地高，国家整体上处于一种积极的亢奋或者说进攻状态。反之，当王权和官权占优的时候，国家一般处于表面或潜在的分裂状态，国家资源会更多地集中在内耗当中。

还可以这么看，皇权是一种高度凝练，抽象的存在，是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结果，它是帝国得以存在的意识形态基础。用我们今天人们更为熟悉的思维方法来解说可能更容易理解一些，即皇权是内容，是本质，而帝国是这种内容的形式。以是观之，人类历史上很多被我们泛泛地称之为帝国的国家，实际上是名不符实的，只是为了说明的方便起见。

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对帝国内部的两种互相矛盾，冲突的根本性力量做出一个基本判断。即皇权是帝国的基础，它表达了强烈的历史性，基本上可以认为它在整个帝国社会运行过程中代表着保守的力量。而王权（官权）代表着现实性，它是分裂化和变革力量的代表。用今天最直白的语言来描述这一情形就是，皇权是保守党，而王权产生的是民主党，不过分深究的话，大体如此。

最后，皇权和王权的发育和成熟过程是不一样的，二者在时间上存在着天然的割裂。当然，也正是这种割裂和不同步，才造就了历史的异彩纷呈和扑朔迷离，这恐怕就是历史之美的源泉。前面已经说过，皇权是抽象的，所以皇权晚熟，早期中华帝国的皇权经常被王权僭越，甚至淹没，马上我们就要看到的汉朝灭亡以后，中国陷入了400多年的大分裂就是这种情形的最好实例。再来说王权，王权是自然的东西，是人类社会几乎本能和直接的天赋，所以王权生来强悍。人是没有办法长期违逆自己的本能的，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中，我们不难发现，在绝大多数的时间段里，皇权是受到王权的压制的。

好了，理论讲演到此结束。下面，就让我们把这种理论在实战中应运一下，看看汉末这100年间发生的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一般认为，当然也是历史的事实，东汉灭亡的直接原因是外戚和宦官集团的权力斗争，所谓“戚宦之争”，导致了中央权威的极大衰弱，最终让整个帝国陷于了分崩离析的境地。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会有戚宦之争呢？为什么主要是他们两个在做这种争斗，而不是其他的什么力量呢？那些朝堂之上的官僚们都干啥去了？还有，后来的王朝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这样的“戚宦之争”，尤其是宦官集团，一度也曾经发展到能够左右国家走向的程度，比如唐末和明朝中后期。但是他们哪一个也比不上东汉末年这些外戚和宦官势力对国家政局的控制程度。而且，他们的控制都是明火执仗，毫不掩饰的，几乎再也没有一种政治力量，或者说舆论和精神的力量能对他们的行为施加哪怕一丝影响。除了他们之间的彼此忌惮以外，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操纵整个国家。

帝国体制下，只有一种权力能有这样的力量，这就是皇权。可这些人明显也不能代表皇权啊，他们是皇权的簒夺者。我只好迫不得已再发明一个新名词来称呼他们，即“伪皇权”。他们打着皇权的旗号，干得是王权的勾当。而且，因为他们是假的，所以心中的忧惧不难想见。在这种基本没有办法获得安全感的状态下，行动起来也就格外地短视，暴烈，不计后果。自然，对国家的伤害也就来得愈发的大。最后，众所周知，历史导演给他们安排了一个非常劲爆热辣的谢幕镜头，公元189年，外戚大将军何进和宦官双双火并而亡，终于结束了戚宦之争。

在这以后，通过镇压黄巾起义起家的各地豪强大族从此开始慢慢拥兵自重，加以其原本已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最终演变成东汉末年袁绍、袁术、曹操、孙坚、董卓等众豪强军阀割据一方、群雄逐鹿的局面。中国再度恢复到真正的大一统的状态，可就是四五百年后的隋唐时代了。

如果要从大历史的角度给这一段中华帝国的情形做出一个结论，或者说解释，尤其是马上就要到来的长达四百多年的大分裂。我只能这么说，这是中华帝国的青年时代，他激烈有余，隐忍不足，帝国的内核要素，皇权的成长尚不成熟，王权距离他的成熟形态，官权，也还为时尚早。在真正的成熟之前还必须经历真正的撕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