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战败之后，中国人开始另眼看日本，与其开始往来频密。而晚清中兴期间和戊戌变法前后湖南人才群的耀眼崛起，也使日本人开始关注那个原先并不起眼的中国内陆省份湖南。
在许多“知中派”中，近代日本大间谍宗方小太郎是比较具有战略眼光的，早在甲午战争期间，他就向大本营提出了努力开发最有希望的湖南，努力收揽人心，以为将来所用的条陈。
戊戌变法期间，宗方小太郎更是注意到了“示人以勃然奋兴之势”的湖南省。
对这个“实为清国元气之根本，原动力之潜在地”的省份，他的如意算盘是应及早介入，“将我之势力移植此内地，努力结交其绅士大夫，以收揽人心，待他年时局有变，使其乐而为我所用”。
他毫不掩饰自己的企图。
他早就设计好了进入湖南的“进攻路线图”：接触调和新旧党，先从旧党突破，将其纳为“囊中之物”，而要达此目标，必须首先拿下保守派领袖王先谦，一旦成功，控制新党“决非至难”。
他为何要将王先谦作为首选目标呢？
一是新党那些人与其“默契已久”，不要太费口舌心力；
二是湖南新政角逐中，新党“四散灭裂，才开之春花被一阵狂风卷进去”，保守排外势力最终获胜，让宗方小太郎见识到了“执保守党之牛耳”的王先谦的巨大能量。不把这个巨大的障碍拿下，日本人就难以进入湖南。
擒贼先擒王。时在武汉的宗方小太郎决定以东亚同文会总办的身份探访问湖南。
其时长沙还没有开埠成为通商口岸。
怎么办？宗方小太郎求助于与其过从甚密的著名报人汪康年，再通过曾在湖南时务学堂任职的汪颂年，利用他和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陈三立的关系，取得了前往湖南的许可。
1899年12月2日夜，宗方小太郎从汉口登轮赴湖南，15日抵长沙，受到寓居长沙碧湘街的维新要人文廷式的款待。次日溯湘江前往湘潭，在此逗留窥探5天，再返长沙，马上修书王先谦请求会见。
信写得很小心，说自己是为“力图中东两国联络”而来，此行来湘“实有为东方时局所求于阁下”。宗方小太郎说，西方列强“环境而居，鹰瞵鹗视，要挟多端，祸心不测”，是全亚洲的危机。
怎么解这个危局呢？宗方小太郎说，转祸为福，是中日两国仁人志士之责。两国有“唇齿辅车之情，同文同种之谊”，只有“及早释嫌猜，去畛域”，“通力合作，制大势之机先”，将来才可得到保全。
为什么非要会见王先谦不可呢？信里也不忘恭维一番，称王先谦系“三湘重望，省之内外，事无大小，一呼可办”。
既然是带着满满“善意”而来，信中又很谦抑，看来是非见不可了。
然而，直到次日晚上8点，宗方小太郎在文家吃完晚饭归船之后，他才收到王先谦的回信。王先表示自己认同宗方小太郎的“不易之至言”，认为日本的积富成强之道，“我中土所急宜步趋而效”。
信的最后，王先谦表示“高轩之过，敬以疾辞，愿为神交，附于海外文字契好之末”。什么意思？一个“神交”和“文字契好”，明明就是不想见面的意思，今后只愿意作笔友，是为神交。
王先谦就这样拒绝了日本大间谍宗方小太郎的见面要求。想必宗方是非常失望和恼火的。可是他又不好勉强。
毕竟王的理由，似也符合人之常情，一是说自己年过六旬精力衷微，疾病缠绵，“杜门却轨，虽亲知不相过从”。言下之意，亲朋知友我都好多年没有往来了，又怎么可能见你这个意图不明的日本人呢？
二是说自己“生平耽嗜文艺”，因病归里14年来，“犹思有所述作”，而眼下自己一本有关日本的书因资料不全，还未写完。言下之意，邦交之类的大事，我不想参预了，我们作个笔友吧。
话说到这个份上，宗方小太郎只好于26日离长回汉。他见到王先谦的企图受挫，但是他在湖南呆了足足24天，通过交谈、实地踏勘、购换书籍等手段，应该刺探收集到了不少情报。
最后，诸君也许还是会问，文廷式、皮锡瑞、蒋恭锴等在长沙的名流纷纷以见宗方为荣，为什么王先谦却拒而不见呢？真正的原因也许是，刚刚取胜维新派的王先谦，不想授维新派攻击他的口实。
甲午战败犹在隐隐作痛，情感上过不去，也可能是王先谦拒见宗方小太郎的原因之一。所谓“虽亲知不相过从”，不想参预政事云云，不过就是不想见面的一个托辞，不足为凭。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