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到女人”与“父母的隐退”

莫言作品中描写了不少未婚少女，而且在许多少女身上都体现了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萌芽。如《天堂蒜薹之歌》方金菊对“换亲”的不满和抗争，《丰乳肥臀》中上官来弟与沙月亮的私奔，《生死疲劳》中未婚姑娘庞春苗对蓝脸丑陋的蓝解放惊世骇俗为世人不容的爱情，都标志着“女儿”对父母代表的封建家长制的反抗和颠覆，这种“弑父杀母”行为标志着她们从“父母的女儿”到完全“属于自我的女儿”的转变。

最典型的当然还是少女时代的“我奶奶“戴凤莲（《红高粱》）。出嫁三天回门，任由余占鳌把她从父亲身边抢走，是女性主体原欲战胜封建礼教代表——父权的标志；认曹县长为父，是发挥女性独立选择权、对专一父权瓦解的关键一步；把包子摔到贪财而误女终身的父亲脸上，标志着与父亲彻底决裂的同时，也完成了对父权的彻底颠覆。以此为分水岭，戴凤莲真正成为了一个有自主权的女人。《檀香刑》中孙眉娘在知县钱丁和她父亲的斗须比赛中，出于对其的爱慕之情将比赛的胜利判给了他，这可以看作作品中父亲形象在女性主体内心泛起的澎湃爱情浪潮冲击下逐渐黯淡和消隐的结果。纵观五四时期女性作家女性意识书写，会发现女性文学创作初期的书写主体往往都是与父母有着藕断丝连的关系的“女儿”，如冰心和冯沅君作品中的女性。真正实现由“女儿到女人”的蜕变的是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因其实现了女性主体的成熟化和父母从文本中的彻底剔除。这不是中国文学史的偶然现象，根据荣格的理论，“弑父杀母”的原型在人类远古的神话中就已出现，且不说希腊神话中宙斯之权源于对父亲的统治的颠覆，就是东方文学中“天母地父”的分离，也是天地的子女不满压抑群起反抗的产物。权力的取得往往伴随着反抗、革命和颠覆，而权力意志的较量则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贯穿人类社会的每个角落每个时段。所以莫言作品中的女性意识，与其说是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更不如说是“人”的权力意志的显露，对于未婚女性最显著的外在体现往往是从“父母之命”到自主恋爱的婚恋抗争上，通过此途径实现了“从女儿到女人”的自我意识觉醒。戴凤莲临死之前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2]就是对自我权力和女性主体意识确认的大胆宣言。说到底，女性主体意识是一种客观存在，它的看似不存在只是在男权强势话语霸权下的暂时隐匿。女性婚前父母的压迫与婚后夫权的压迫，与爱情针锋相对时会碰撞出灼热耀眼的女性自我意识的火花。

“异化”的反思和人性的复苏

“随着莫言对时代、历史体察的深入，理想的父亲乌托邦之境逐渐破灭，莫言以对父亲形象所蕴含的生命与人性缺失的笔伐，完成了自己的‘弑父’之举。他对母性形象的塑造，是要完成对民间文化与民族文化的追寻与依恋。”[10]历来的研究者往往注目于《丰乳肥臀》中的“母亲”上官鲁氏，而在母性与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关系领域，《蛙》里面的“姑姑”才是一个有着独特研究价值的人物。年轻时的姑姑是个完全忠于党、积极投身政治的女性，初恋王小倜日记中说她是个“红色木头”，从侧面反映出了政治意识形态对姑姑的思想控制程度之深。姑姑一生送子无数但更是杀子无数，为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她逼死了张拳的老婆，使侄媳妇死在手术台上，是乡民心目中冷血无情的女人。然而“她只是一名国家权力的忠实执行者而已，她投身于国家支配性现代意识形态潮流之中，找寻不到自我与他者的沟通桥梁；她受困于与生命本质的无限隔离、自我怀疑乃至最终的深刻孤独。这些经历正说明现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悲剧：它吸纳、席卷每个生命个体，却又用相似性、统一性和整体性消融这些个体生命本质，最终使主体脱离和谐的自然态，沦入被动变异却无力挣脱的异化困境”。 [11]政治对人的异化不亚于资本对人的异化。在姑姑身上直到人生旅程的末期才出现了人性光辉的复苏的迹象：她嫁给郝大手捏泥娃娃赎罪，逐步实现由“政治机器”到人的蜕变和“红色木头”到女人的双重蜕变。与莫言作品中其他女性不同，姑姑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更多体现在母性的复苏和人性的回归上，是从“我是工具（政治的工具）”到“我是人”——一个“有着母性特征的女人”的过程，是一个脱离物性工具性回归人性的过程。结合莫言作品中政治因素的影响下的女性如林岚、鲁胜利等分析，正如《红树林》中为了升官而屈从公公乱伦行为的林岚的感叹：“权力，真是一个可怕的魔鬼……它比世上最毒的毒品还要毒。毒瘾还可能用强迫的手段戒除，但官瘾呢？”[12]强有力的政治机器作为男权社会统治力量的化身，都具有压迫扭曲人性的强势力量，自然理所当然地改变了女性身上最有生命力的一面——美好的人性和自我意识，使之成为一个冷酷无情的执行者，一个毫无人性的工具。姑姑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不仅是人性和母性的复苏，还是反思自己过去行为的成果，这使得她的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上升到了“政治反思”层面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