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早差点迟到。自己没起得来，还是我去开了他的门。今天上午要体考，这事还是别耽误。

看样子，我得做好情况反复的心理准备。哪有那么容易就什么事都积极主动？也别指望有什么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

昨天晚自习回家，他T恤湿透了。

“骑车比走路还累”，他说。

因为前天没有按时睡觉，所以昨天让他自己上学，他选择骑车去。

“嗯，回来都是上坡的嘛”，我回到。

天助我也，我想。之前还在担心，如果他习惯了骑车上学，我还拿什么筹码来迫使他按时睡觉？

从题外话到题内话（以下是昨天写的）

保罗.克鲁格曼，是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芒格称他是当今杂文写得最好的作者，还说，虽然不赞同他的政治立场，但很喜欢看他的文章。这样的夸奖，听起来很高级。对一名足智多谋、勇猛善战的将领而言，最有价值的赞扬其实来自敌方。我不禁很想找克鲁格曼的作品，来看看他究竟如何妙笔生花，竟能赢得像芒格这样智者的夸赞。

京东下单一本《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店铺竟说此书2009年以后没有再版，目前只有二手货。好在书并不像手机，或者其他时兴的电子产品，二手接近废品，只要字还看得清，它的价值就永远在。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对孤本、古籍的估价，显然不是出于对其中信息和知识的看重，而只是对发黄纸张本身所承载的稀缺性的某种崇拜。

书买回来，封底介绍克鲁格曼的地方写道，他是自凯恩斯以降，文章写得最好的经济学家。这跟芒格的评价有点类似，他在谈到擅长文章的经济学家时，将凯恩斯和克鲁格曼相提并论。

初读之下，的确名不虚传。虽然是中文译本，读起来也是行云流水，文从字顺，挥洒自如，想必英文更是浑然天成，让人叹为观止了。

忍不住把今天看的一部分抄录如下：

标题：阿根廷改过自新

“富得像个阿根廷人”，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人形容某人富裕时的一个常用语。当时，公众和投资者都把阿根廷视为一块充满良机的宝地。像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一样，阿根廷资源丰富，是一块欧洲人青睐的移民地与投资地。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个有欧式风格的优雅城市，也是一个世界一流的铁路网枢纽。该铁路网是英国人出资修建的，它将产自潘帕斯草原的小麦与肉类集中起来，向全世界出口。贸易与投资将阿根廷与全球经济连接起来，电报电缆将它与国际资本市场连接起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国际体系中，阿根廷是个声名卓著的成员。

不过，当年的阿根廷有时也会把持不住，印刷太多钞票，以至于难以偿还外债。但那时的美国也有一定的过度印钞倾向。当时很少有人会想到，阿根廷最终会落到现在这种地步。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是资源出口国的艰难岁月，阿根廷也不例外。农产品价格在20世纪20年代就偏低，到了20世纪30年代更是暴跌。而在年景尚好时积累的债务，又让形势雪上加霜。实际上阿根廷就像一个农夫，在好年景里大量借债，结果陷入两面交攻的惨境：粮价不断跌落，而他还要偿还金额不减的债务。但是，阿根廷在“大萧条”期间的表现高出了人们的预料。阿根廷政府不像有的发达国家那么教条，不顾一切地拼命捍卫所谓的合理货币政策。相反，他允许比索贬值，控制资本外逃，暂停支付债务。拜这些措施之赐，阿根廷在1932年之后实现了相当强劲的经济复苏：到1934年，欧洲人又在向阿根廷移民了，因为在那里更容易找到工作。

然而，“大萧条”期间离经叛道的政策大获成功，却使阿根廷政府养成了一些坏习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习惯的破坏性越来越明显。对外汇的紧急管制演变成一系列眼花缭乱的烦琐规章，压抑了开拓精神，助长了腐败。对进口的临时限制演变成永久性的壁垒，效率极低的产业躲在壁垒后面苟延残喘。国有化的企业雇佣了数以十万计的员工，却连最基本的服务也提供不了，还变成耗费公共资金的无底洞。另外，赤字开支政策一再失控，引发一波又一波破坏性越来越强的通货膨胀。

在20世纪80年代，阿根廷更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在1982年福克兰群岛战争失败之后，阿根廷军政府辞职，劳尔.阿方辛领导的文官政府上台，并许诺要重振经济。但1982年开始的拉美债务危机给拉美各国带来了沉重打击，阿根廷也未能幸免。阿方辛主持发行了一种新货币奥斯特，希望以此来稳定物价，结果却一败涂地。到了1989年，阿根廷遭遇了名副其实的恶行通货膨胀，物价的年上涨率达到了3000%。

1989年，卡洛斯.梅内姆在大选中获胜。梅内姆是个“庇隆党人”，也就是说，他是胡安.庇隆创立的政党的提名候选人。庇隆曾实施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那些政策是导致阿根廷沦落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罪魁祸首。然而梅内姆准备改弦更张，在经济上推行类似于尼克松访华的惊人之举。他任命哈佛大学博士多明戈卡瓦洛为财政部长。卡瓦洛设计了一个改革方案，比墨西哥的改革方案还要激进。

这个方案的内容之一是向国际市场开放，其中的一个具体措施就是不再征收很高的、足以产生抑制效果的农产品出口税。长期以来阿根廷将农产品出口当成一颗摇钱树，对其征收重税，拿这些税收来补贴各行各业，这是一种具有破坏性的不良做法。另外，阿根廷还紧锣密鼓地开展了对庞大的、效率极低的国有部门的私有化工作。阿根廷改革前的经济政策极差，可以说在世界各国中排在末尾，所以这些改革措施带来了巨大变化。

但卡瓦洛改革方案的独特之处是币制改革。为了一劳永逸地结束阿根廷的通货膨胀史，卡瓦洛复活了一种几乎已被现代人遗忘的货币制度——货币局。

货币局曾是欧洲殖民地的通行制度。宗主国通常允许殖民地发行自己的货币，但该货币在币值上必须严格与宗主国货币挂钩。同时，按照法律规定，殖民地货币的发行必须完全以硬通货储备为后盾，以此来确保稳固自身。也就是说，公众有权按照法律规定的固定汇率将殖民地货币兑换成英镑或法郎，而殖民地央行有义务随时保留足够的宗主国货币，以充分满足公众的交换需求。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殖民帝国衰落，积极经济调控的做法日益流行，货币局便逐渐成为历史陈迹。没错，1983年香港在遭遇了异常港币抛售潮的时候，的确建立了一种货币局制度，将港币以7.8:1的汇率钉住美元。但香港本身是殖民时代的遗物，只不过与其他前殖民地相比，香港的活力非同寻常而已。而且香港此举并未引起多大关注。

但是，当时的阿根廷迫切需要恢复国家信誉，于是卡瓦洛便使用旧办法来救急。阿根廷放弃了没用的“奥斯特”，恢复了比索，而且将新比索与美元的汇率永久性地设定为1:1，即流通中的每一比索都以1美元的储备为后盾。也就是说，在滥发货币数十年之后，阿根廷痛改前非，以法律的形式宣布，除非有人愿意用一美元换一比索，否则它连一张钞票都不会印。

这些改革成效卓著。通货膨胀迅速降低到近乎为零。像墨西哥一样，阿根廷也和美国达成了一笔“布雷迪交易”，于是投资者的信心恢复，重新向阿根廷投资，不过规模不如以往。阿根廷的实体经济也活力倍增：GDP一改多年下滑的颓势，在短短3年里增长了1/4。

抄完上面这些，差不多花了一个半小时。

抄录的时候，想起富兰克林在自传中提到他通过模仿改进写作的故事。

那时他约莫十四、五岁，在哥哥的印刷厂当学徒。工作之余，偶然发现一份名为《旁观者》的报纸，读得爱不释手，并希望模仿其中的文章。“有了这种意图，我便选了几篇文章，写出每个句子的要旨，先搁置几天，然后不看书，试着用到手的贴切字眼详尽地表达每个要旨，争取像原来表现的一样充分，从而再现原文”，富兰克林写道，“然后我把自己写的《旁观者》与原为加以比对，发现了自己的一些错误，便予纠正。我发现自己词汇贫乏，或者做不到召之即来，运用自如……。于是我找了几个故事，把它们改写成诗歌。过上一段时间，等我把原来的散文忘在脑后时，我又把诗歌还原成散文。有的时候，我还把我写得要旨打乱，过几个礼拜，在努力将它们排列成最佳的顺序，然后造成完整的句子，在联句成篇“。

老天！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打工之余就这样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完全出于自愿，没人要他这样做。

这种人不成功，实在天理难容。

这种成功可以复制吗？

不能。

为什么？

你的确可以依样画葫芦，前提是，如果你愿意的话。

问题是，你并不愿意，你也做不到真的让自己愿意。

巴菲特的致富经，差不多人人都可以知道。但是，全都告诉你又怎样，你知道了又怎样，你能做到吗？

从知道到理解，有一万步，从理解到真的做到，又有一万步。

其实，只有真的做到了，才表示真的理解了。

最大的问题，始终在于你是否真的想做。

富兰克林为什么真的想做？是什么决定的？遗传吗？更小时候的经历吗？他爸爸的引导吗？别的什么偶然事件吗？

也许都是，似乎无法真正确定最关键的因素。

回到我自己。我在最近2、3年，才开始比较多地阅读非虚构类作品，才开始把理解世界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目标。

为什么不能在二十多岁就这样？我哪儿知道！

也许我可以找一堆相关的理由，或者线索，但这些理由似乎充满了随机性和运气成分。比如，我小时候开始就比较喜欢看点书，工作了也继续阅读，当然绝没有到富兰克林那种嗜书如命的程度。

问题是，我为什么有这样或那样的倾向？为什么主动地想做某些事情？我哪儿知道！

你可以尽力复制富兰克林或者巴菲特的动作，甚至可能尽力复制他的动机，但你绝对无法复制促使他产生这种动机的那些因素，因为你都不知道那些因素是什么！

在回到孩子的学习问题。谁都知道以勤为径，以苦作舟才能学有所成，问题是，你怎么才能把这种以苦为乐背后的动力复制到孩子身上呢？你甚至都不能把它复制到自己身上来，你甚至都没法在自己身上激发这种力量。

因为复制或者激发不了这种动力，我们往往只能退而求其次，以强力手段复制表面现象。由于表面与内在的不匹配，长久以往势必造成两种冲突：孩子自身心理上的冲突，以及孩子和父母的冲突，前者导致心理问题，后者导致家庭失和。

因此，教育的重点，首先应该是激发内在驱动力，但这也正好是难点。

至少，我目前还没能激发儿子的内在驱动力，或者更准确地说，我还没有创造一个让他内驱力出现的条件。

创造一个让他内驱力出现的条件，这似乎是一个不错的思路。

或者进一步，可以按照芒格所说的逆向思维方式，首先思考，哪些因素不利于内驱力的出现？

如果存在不利因素，就需要去除，如果缺乏有利因素，就需要创建。这是两种不同的策略。

我现在的实验，其实隐含了一个与此相关的假设：即来自外界的“助力”，是内驱力产生的不利因素。

嗯，有意无意之间，我已经在对这个假设进行测试了。

实验隐含的另一个假设是，游戏和电视，不利于学习内驱力的产生。

是的，我正在试验这种双管齐下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