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墨家

墨家起于墨翟。据说墨翟早年师从儒家。因不满儒家强调礼制（体制内、既有规则内），而自立门户，建立墨家。

墨家从建立之初，其理论观点、组织形式、以及行事作风，就是企图在既有体制外增加一个超越诸侯国的新体制。墨家内部组织纪律性极强，要求成员服从钜子，墨家向各国派出为官的墨者，必须推行墨家主张，否则就要辞职。组织成员必须向组织捐献财物。其内部严明的纪律并要求首领以身作则的遵从。《吕氏春秋》就记录一个墨家首领，其子杀人，其不顾秦国国君赦免，坚持服从墨法“杀人者死”处死其子。“墨者有钜子腹䵍，居秦，其子杀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长矣，非有它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诛矣。先生之以此寡人也。”腹朜对曰：“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夫禁杀伤人者，天下之大义也。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朜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许惠王，而遂杀之。予，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义，钜子可谓公矣。”[114] 墨家从一开始就企图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来改变春秋乱象。他与道家、儒家形成了华夏社会当时三条最主要的实践路径：

道家：保守派，维护周分封体制；反对诸侯有所作为（反对诸侯颠覆周体制）。

儒家：体制内革新派，在既有体制内变革，学而育才，举贤任能，以实现政治清明；

墨家：体制外变革派，企图将墨家打造成单独政治力量的一极。以兼爱之名，介入诸侯兼并战争，助弱抑强，行非攻之道。以有效遏制诸侯兼并战争，从而实现兼爱为目的的天下太平。

可以说道儒墨三家几乎代表了当时华夏社会中的各个阶层。

道家代表维护周体制的贵族以及在诸侯兼并战争中失利、期望东山再起的贵族们的利益。

儒家代表了不在既有体制内，但是期望革新体制制度，建立一个体制内晋升通道给各个阶层的精英人才。

而墨家则更多基于底层百姓，以及一部分对体制内晋升无望的社会精英。

由于春秋之后，大量诸侯被兼并消灭。道家背后的群众基础急速萎缩。道家战国后期更多以理论提供者，理论输出者的角色存在。无论黄老，庄子，或是杨朱、以致最后的阴阳五行家，为了诸子百家提供了大量源于华夏文明本源及历史经验的理论支持。道家力量的衰弱，导致到了战国初期，儒、墨两家的理论就成为体制外最重要的两个学派。他们几乎代表了体制外所有的群体。

儒家坚持的体制内革新的路线，就路线总体来说，几乎都不会遭到历朝历代统治者的反对，因为他不以颠覆既有体制为革新目的。

但是墨家建立初始，就立志进行体制外变革。这是兴盛一时的墨家最终消亡的根本原因：

首先因为这根本与主要诸侯的利益相悖。墨家以一学派之力，介入诸侯兼并战争，助弱抑强。那么助的是那些本该被兼并的弱国，那些有能力兼并他国的强国利益自然受损。因此到战国后期，七强相争，弱国几乎尽灭，自然让墨家一开始的理念再无施展之地。

其次，我们抛开墨家倡导的价值观理念，我们能看到墨家想要实现的社会状态是违背历史发展趋势的。说难听一些，就是墨家想要达成的目的，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是一股阻碍历史进程的反动力量。因为墨家存在的意义，必须是诸侯兼并战争永久存在。唯有诸侯兼并永久存在。弱国不灭，强国不胜，那么墨家作为体制外力量介入其间，墨家才具备了存在下去的意义。如果天下无争，诸侯之间都恢复小国寡民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和平状态，要墨家何用？如果天下一统，哪里还需要攻伐？要墨家何用？因此无论墨家的理念如何阐述，墨家最初建立的意义，就是追求一个诸侯永远相争状态的华夏社会。唯有此，墨家才能具备了一个决定性干预力量存在着。这就是墨家理念与组织、实践路线相互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内在矛盾性。这个矛盾性，让墨家的理念脱离了历史大势。随着战国诸侯兼并持续，诸侯国越来越少，墨家企图作为一股体制外制衡力量越来越力不从心，脱离现实。最终导致墨家最初设立的实践路线的彻底失败。

墨家路线逐渐走向失败，这是墨家后期内部分化的核心动因。一批加入墨家的社会精英逐渐转向技术、理论研究为核心的工具性学派（墨家后学），不再强调反对兼并战争（非攻），反而大量低调进入各诸侯，作为技术人才帮助列国完成最后的大一统。而墨家另外一大部分成员，就是加入墨家的中下层百姓。他们数量庞大，虽然整体学识水平较低，但是经过墨家长期纪律训练、理论灌输及墨家自有的较为严密的组织结构，成为了一股存在与民间的，相当有影响力的势力，这就是到秦汉都有很大影响力的“游侠”。这股力量之大，影响力之深，韩非子曾骂当时五种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115]”游侠就位列其间。而到汉司马迁时游侠的势力和影响依然很大，以至于司马迁都以赞扬的口吻专门在《史记》中写了一个《游侠列传》。

墨家后期大量成员转向游侠，并长期在民间拥有巨大影响。这就最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侠义文化。

中国人普遍具备的三大特色文化现象：

就笔者看来，侠义文化、慈孝文化、以及君子自我修养的传统，这三种中国人身上最具华夏文明特色的文化形态。他显示了华夏自强向善文明，由文明早期统治阶层的操守逐步向华夏大众扩展普及的历史过程。

慈孝文化前面曾讨论过，它源于祖先崇拜传统，而祖先崇拜（祭祖）重要表现形式——祭祀祖先跟祭天一样，是王权重要权力，以及政权合法性的核心内容之一。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慈孝文化就是华夏文明向善价值观，直接在（父－子）家庭关系中，仁义向善为本的体现。更重要的是，慈孝文化直接构建出人类第一个基于伦理道德为基础的社会福利体系。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116]"让天下幼儿都得以关爱，天下老者都得照顾，这不就是今天福利制度涉及的重要的两个领域么！"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117]"

随着中国精英阶层的长期推动慈孝文化孝行逐渐成为中国人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亲长抚育年幼者，成年子女赡养家中长者。中国古代社会，利用文化与伦理就构建出一个老幼得以普遍获得照料的“原始福利体制”。在当下，慈孝文化与现代福利制度相结合，构筑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结构。

君子的自我修养：华夏精英阶层拥有全世界各精英阶层少有的普遍地自我修炼传统。从学识能力到道德、品格、意志。形成了以自强为目的，以善为朝向的一套内省胜己的自我修炼理论体系和行为模式。儒家对此功不可没。孔子成仁（杀身成仁），孟子取义（舍生取义），经过华夏文明熏陶，经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118]”修炼过程的训练，华夏文明的核心精神成为华夏仁人志士（真正的精英群体）值得用生命去捍卫和弘扬的所在。"朝闻道夕死可矣."[119]之所以可以为道牺牲生命。是因为我们这个文明的道是自强向善，自强而无所不能，向善而利众。追求众人、天下人幸福是华夏这个文明始终的最高愿景。是崇尚这个文明的所有华夏儿女的内心必有的至善火种和必然使命。"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120]。"对中国人来说，全体人民的幸福生活才是值得社会上最优秀的群体不惜牺牲自我而去追求的东西。中国人在这种文明的浸润之下都形成了一种后天形成的，深入骨髓的对这个社会、对这个民族、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文明的责任和使命。"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121]"

当范仲淹感叹谁与其卫道同行时，孟子早就做出勉励——虽千万人吾往矣。

于是几千年来，不论哪个时代，都有那么一批华夏脊梁，他们或是贩夫走卒，或是高居庙堂者，这些无数平凡而又伟大的华夏儿女，为了天下太平幸福，为了心中坚定的道义，前赴后继，勇于牺牲，从而成为每个时代璀璨的逆行者。正是因为他们，因为他们精神的生生不息，才使我们华夏文明渡过无数险滩激流，依旧在今天鲜活而蓬勃地存在着。自强向善的华夏文明没有自强向善的华夏仁人志士以命护道，是不可能在今天还能存在着的。文明的先进强大必须与强大先进的人相匹配才能相得益彰、相互促进、不断进步。

侠义文化：或者叫侠文化，是华夏文明演化出的一种特殊文化样式。缘起于墨家，功成与司马迁。

如果说孝文化是华夏文明以家庭视角为出发遍及整个华夏百姓；君子修身传统则是华夏真正的精英阶层（仁人志士）对华夏文明坚守；那么侠义文化，则是从一个奇特的社会视角来弘扬华夏文明的核心精神——江湖！

这个江湖是在于百姓日常生活之中，又不在于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之中。对于社会的主流体制而言，它更多是一种灰色的甚至黑色，游走于主流体制边缘甚至体制之外的生活形态及群体。

墨家借春秋战国大势，构建出全世界至今最严密，最庞大，最有力、最有效的NGO组织（非政府组织），它有理论支撑，有资金来源，有高科技研发团队，有能与诸侯抗衡的军事指挥人才和武装团队，还有跨国严密高效的组织机制。战国后期墨家分裂后，分离出的游侠一部，作为经过长期理论启蒙、纪律训练，组织养成。他们之中的一部，构建出华夏最早的黑社会中坚力量。他们中的一大批人，受到华夏文明熏陶，受到墨家文化的洗礼。使得每个社会都会产生的黑社会（在体制管辖之外、违背体制管辖）在中国这里呈现出独特的文化特色。他们义字当头，落草为寇有些人还挂一个聚义厅以显示自己反体制是因为替天行道。这群最不可能接受华夏自强向善文明的群体，却在微妙之间表现出对这个文明认同。因此，墨家游侠中一些这样行为特征的人，就被司马迁拿出来，在史记中单列一传。他以褒扬的口气，记录了游侠们那些值得肯定的行为。

按照儒墨两家的关系，作为儒家一份子的司马迁对游侠的态度是让人略有疑惑的。无论站在学派对立的历史角度，还或是侠以武乱禁这种对体制天然的对抗性。他都不该对游侠群体持有褒扬的态度。我们不清楚司马迁何以这样正面看待游侠群体。但是司马迁的态度事实造成了一个结果，司马迁甄选出的一些游侠的行为方式进行正面褒扬，事实以仁义、道义为基调规范了游侠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方式。华夏文明仁义向善之道，以孝规范百姓，以修行规范精英，以侠义规范江湖。以此华夏之天下，所有人一个不漏地都接受到华夏文明洗礼。这就是狭义文化的重要性，法外之地也是华夏文明关注所在（华夏文明无所不在）。因此我说侠义文化缘起于墨家，功成与司马迁。

华夏江湖人的侠义文化。绝非西方《三个火枪手》《罗宾汉》《唐吉诃德》这类侠义文化。中国的侠义文化是华夏文明自强向善在江湖人群中的自然延伸表现。而西方的侠义文化与其主流文化（胜人原罪）在价值观上是一种尖锐冲突甚至背离。就如唐吉坷德向风车发起的冲锋，中国文化下，这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豪迈。但是在西方主流文化下，则是一种让人淡淡忧伤下的疯狂。

当华夏的侠义文化与几千年来华夏贵族，在分封体制下强支夺干的传统结合后，就形成从上到下共有的一种造反精神，这就是后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精神从贵族向全民扩展的历史起源。墨家在其间具备关键作用。墨家体制外变革、侠义文化是华夏造反文化形成的关键。我们很多人都疑惑为什么华夏五千年，造反者比比皆是，但是我们看西方历史，其造反者与我比较却很少，这个原因就笔者看来，就是西方没有出现过墨家这样的组织，从理论层面，到组织结构、实践过程，在体制外对广大平民进行了一次深度的启蒙。相比中国百姓，西方百姓基本从来没有经过类似的在体制外夺权的思想启蒙、组织启蒙、实践启蒙。那么，对于西方百姓而言，他们基本就是不敢想也不会想的状态，就算敢想也不会想，就算会想也不会做。

通过孝文化、侠义文化、君子修炼传统三大文化现象，从三大群体切入，华夏文明全面渗入每个华夏子民的精神内核，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明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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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吕氏春秋·去私》

[115]《韩非子·五蠹篇》

[116]《孟子·梁惠王》

[117]《礼记·礼运》

[118]《大学》

[119]《论语里仁》

[120]《孟子·尽心上》

[121]《岳阳楼记》范仲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