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外国语大学教育学院  吴月竹

《纽约时报》援引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的研究结果，即中国在斯坦福读大学计算机科学和工程专业的大一学生在以识别假设、测试假设、发现变量为标准的批判性思维评估中，其表现领先于美国和俄罗斯学生两到三年；以此得出了中国学生批判性思维领先于同龄人的观点。

由于国际权威报刊的平台和热门教育话题的涉及，这样的报道所产生的影响力和说服力是不言而喻的。

关于中国教育的话题，尤其是中国学生和西方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学生来比较这一话题，想不升温都难；何况又被摆在《纽约时报》这一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上呢！对于这一话题，如果将之作为一个教育案例进行一番冷静地研究和思考，倒颇有启迪思想之价值。

 先从《纽约时报》的报道入手来分析，其不实之处是存在的：

第一，观点资质。

尽管以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结果作为引用来源和观点支撑，但《纽约时报》作为以影响力和关注度为第一指向的传媒性刊物，不管是在标题的设置还是在文字的组织上，都意在提高其新闻性和吸引力；而这一点却与严肃的学术期刊迥异，学术期刊侧重于雄厚全面的事实资源的积淀，以尽量中立客观的立场去看待、分析和呈现样本与案例。相比之下的新闻报刊，则以传播为目的，因而难免对事实的全貌进行一定程度的修剪和突出。在这一点上，作为美国严肃刊物代表的《纽约时报》尚不能免俗。

 以这篇关于中国学生批判性思维的报道为例。《纽约时报》尽管援引了斯坦福大学关于中国考取计算机科学和工程专业的大一学生的研究结果，但这也仅仅是斯坦福大学针对中国学生批判性思维研究的一部分。斯坦福大学在肯定中国大一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基础上，还指出了中国学生在进入大学后便失去了在批判性思维方面的优势的事实；而与此同时美俄两国的学生却取得了批判性思维上的明显进步。《纽约时报》的报道却未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只是简单地通过突出部分事实而剪裁了一个“中国学生批判性思维优于同龄人”的新闻话题。

所以，同严肃的纯学术刊物相比，《纽约时报》的观点资质，在这里是大大地打了一个折扣的。

第二，观点逻辑。

《纽约时报》报道的观点逻辑所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其报道事件与新闻标题的必然联系上。

报道所涉及的事实主要是中国留美大学生批判性思维的评估，自然，评估结论也只能应用在中国留美大学生身上。而报道通过留美大学生的测评却得出了包括中国本土学生在内的关于中国所有学生的结论，这显然是存在逻辑断层的。由于中国本土的中小学生在进入美国大学修习之前，还需要经历文化知识、思维能力、语言应用等方面的训练；且留美学生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中国基础教育较高水平的成果和中国经济及文化层次相对较高的社会群体的素养。因此，以少数留美学生的思维能力表现，作为判断中国所有学生群体的思维能力的依据，显然，过于片面。

虽说，这些都是逻辑常识，但是，无论是媒体还是个人，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表达者，能够坚守而践行之，一定是非常可贵的。

接下来，再从研究本身入手，探究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笔者认为，至少，以下三个方面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在研究对象方面，研究主要选取了中国考取计算机科学和工程专业的学生，与美俄两国的学生进行对比。这存在两个问题：其一，计算机和工程专业本身就对学生在逻辑思维能力、研究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方面的素质提出了远高于其他专业的要求，而这些素质都与人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息息相关。因而能够考取此专业的学生很可能本身在批判性思维方面就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其二，斯坦福大学将中国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仅和美俄两国的学生对比，就得出了中国学生批判性思维水平较高的结论。诚然，不得不承认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的确重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勇于质疑的精神和能力，但这仍然不足以解释此项研究在程序上的疏漏和不足。例如，中国上海的学生在2009年的PISA测试中与40多个国家的学生采用统一标准评测了阅读、数学和科学各领域的综合能力，并在其后多年都保持领先地位，以此证明中国上海基础教育的领先，这是扎实可信的。而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仅仅用美俄两国的学生作为对照就得出中国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普遍优于“同龄人”的结论，是存在疑点的。

 其次，在研究内容方面，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只将识别假设、测试假设和发现变量间的关系三方面的技巧作为测量学生批判性思维的标准和依据，这同样是存问题的。其一，批判性思维内涵远比上述三种技能更加丰富。根据不同的学者的分类标准，批判性思维的内容有不同的切分和阐释，但可以肯定的是，批判性思维能力不仅包括思维的技能，也包括思维的意识和态度；不仅仅体现个体的思维水平，更彰显个体理性、独立和自由的人文气质。斯坦福大学在研究成果中，并没有明确说明选取这三种技巧作为评估标准的依据，这就存在了研究结论泛化的可能。其二，识别假设、测试假设和发现变量间的关系均属于科学研究和问题解决中的技巧范畴，而技巧是个体在完成任务时所使用的具体技能；能力则属于个体个性心理特征中所呈现的，具有较高稳定性的综合素质。在教育教学中，技巧可以通过较短时间的集中训练得到提升，而能力却需要长时间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的培养。换句话说，技巧的获得并不必然意味着能力的形成，批判性思维能力要求个体在技巧训练的同时，具有独立思考和走出思维惰性的意愿，并将批判性思维模式内化为自身的思维习惯。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大一留学生在之后的大学学习中逐渐丧失了在批判性思维方面的优势。

同时，也不能不提及的是，在研究支持方面，《纽约时报》的报道也提到，为该研究提供资金支持的是上海风险投资者Eric.X.Li。由于研究支持者来自中国，我们不能确定投资者的个人倾向和态度会不会影响甚至推动了研究最终得出一个对中国学生指向积极的结论。

综上所述，《纽约时报》所报道的研究结果可以作为后续研究测试中国学生思维能力的借鉴，但其中的漏洞也是需要引起重视并加以改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