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的气息悄然而至。暖融融的阳光，透过落地窗，洒一地温柔。打开窗，清冽的空气迎面扑来。换上一身轻便的春装，伸个懒腰，出去走走。
街道还是那么干净，四季如水的蓝天，仿佛不曾变过。
在春天，总有一刻是幸福的。吹着风，在太阳底下，沿着熟悉的街道，一路向西。
不知不觉走到了我的母校——实验小学。校门紧闭，四下寂寥无声。开学的第一周，这个时间，学生们都在教室里上课。离放学还有一段时间，校门口烤冷面的商贩还没出摊儿。
教学楼翻新了，比记忆中的明亮，有活力。曾经偌大的教学楼，容纳数千学子。爬到五楼上微机课，就累得气喘吁吁。宽阔的操场，体育课上的我们好像永远也跑不到尽头。如今它看上去，竟显得单薄。
如果按学区分配，我应该在建设小学上学。爸爸当年一定费了不少心思，跨学区把我送进了实验小学。他希望我在口碑最好的环境中接受最佳师资的教学。
在这里读书的孩子，大多家境好。或多或少有某种优越感。父母不是在这个局上班，就是在那个院就职，或在银行，或做生意。
来实验小学之前，我外向活泼，淘气爱笑，能言善道，惹人喜欢。在全校师生面前唱歌、跳舞，大大方方，从不怯场。任何一个场合让我表演，从不扭捏。说话常逗得大人们哈哈笑，说我是“小大人”“机灵鬼”。
进入实验小学之后，前两年的班主任是崔老师。一个不苟言笑、喜怒无常、作业留得多，常体罚学生的人。
家庭作业写到夜里十一二点是常有的事。一开始爸妈以为是我写字慢，磨蹭。后来发现，这位老师留的作业，经常是抄卷子一类，抄完一遍，再做一遍，就连装订线，都要求和打印版的试卷规范统一。
有同学在早自习回头借橡皮，被站在门后的崔老师看到，她目不斜视地咬着下嘴唇，拽起那个同学，不由分说就是几巴掌，一边打一边警告他多长记性。课间操队列站不齐，她气冲冲地把同学拎出队伍，拳脚相待。疯狂的样子，更像积怨已久的宣泄。
有一次我和我班一个女同学参加了全国性报纸的有奖才艺征集，我俩各自寄了书法作品。时隔一个多月，看到自己的作品被报纸刊登，别提有多高兴。
记得那天崔老师紧握着报纸走进班级，咬着下唇，瞪着眼睛走向我。她用手指点着我的额头，又指着那个同学，将报纸揉成一团，扔向讲台。说我们虚荣，张扬，不摆正心思，不走正路……
想报名体育队的篮球课后训练班，被数落不思进取，偏爱没有用的东西。心想：算了吧。想参加艺术比赛，期待有所行动时，被否定，被打压，打了退堂鼓：那就算了吧。遭受误解，被冤枉，咬咬牙：还是算了吧。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大多已经像按了快进键的黑白电视节目，遗忘了开端和缘由。
后来学校领导得知崔老师的行为，找她谈了一次话。之后她便很少用手打我们，尤其不打脸。而改用戒尺打手心。我们班的章绪同学，因为左手被戒尺打骨折，而办了转学。
她教了我们两年，不长不短的时间。却正是孩子们特别信任老师的时段，也是自信心形成的关键时期。好奇、好动、喜欢模仿，由可塑性强转向逐渐定型的重要过渡阶段。
她甚至不用做什么，只要一段时间的忽视和冷言冷语，偶尔的嘲讽和否定，就足以摧毁一个孩子的自信心，和本应绽放更多更好的特质。
成长中的第一课，是来自为人师表的不友善。那时候的我还没有形成清晰的认知，粗浅地认为，这样的老师是正常的。
外界的干扰和意识的灌输，在那个阶段是强有力的。那种力量让人不再乐于表现，也不愿表达自我。变得谨小慎微，瞻前顾后，稳重少言，察言观色。性格弥漫着一层拨不开、散不去的迷雾。那大概是胆怯。
而我们二班似乎并没有因为严苛的管理而变得更好：攀比之风此起彼伏；拉帮结派，搞小团体；集结校外闲杂人打架……
长大以后，随着自我意识的觉醒，我渴望找到以前那个勇敢的小女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有意识的改变自己。
我厌恶嚣张跋扈、欺软怕硬的人。对欺压行为零容忍，无法视而不见。如果仗义执言不管用，就用武力解决。
那是初一，在我“教训”了我们班一个总欺负同学的“混世魔王”之后。
我爸给我开家长会，班主任马老师在会后和爸爸谈话。之后爸爸没有像老师一样惩罚我，也没有批评我。而是过了几天，语重心长地和我谈心。
后来，也是因为自己在某一方面逐渐变强，有了话语权。但是，如果当时的我没有意识去改变，我是否一直畏畏缩缩，妄自菲薄？
后来我也当了老师。
我希望我的学生能尽早地拥有表达自我的勇气。
我希望他们明白：表现自己，表达内心，是很正常的行为，不丢人，不必难为情。
我希望他们懂得：其实每个人缺乏的不是能力，而是相信自己的勇气。要有清晰的自我认知，不骄傲，不得意，不妄自菲薄。努力争取表达和展现自我的机会，并珍惜。
我还希望他们尊重：每一个有勇气表现自己，表达自我的人。不管对方表现得如何，是否强大，有没有实力，只要他和你一样，努力且真诚，那么请用希望他人对待你的方式一样对待他。
我希望有一天，或为人父母，或为人师表的他们，要记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学校广播里响起了《秋日私语》的音乐。陆续有小学生背着书包从教学楼里出来。夕阳下的校园，热闹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