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的焦虑》是英伦才子阿兰·德波顿写的一本神书。
现代社会是一个人和人之间关系极度疏离，物质利益和物质财富被极端推崇的时代，过去那种互助式的，带有感情纽带的合作模式，被无视员工家庭幸福的工作模式取代，996，无偿加班，同时邻里之间也完全丧失了过去的感情纽带，每个人变成孤独而无助的个体，要想在这样的时代安贫乐道，保持内心的平静，本身就是极端困难的事。
作者开篇就写出了当代人的精神窘境：
新的经济自由使数亿中国人过上了富裕的生活。然而，在繁荣的经济大潮中，一个已经困扰西方世界长达数世纪的问题也东渡到了中国：那就是身份的焦虑。 身份的焦虑是我们对自己在世界中地位的担忧。不管我们是一帆风顺、步步高升，还是举步维艰、江河日下，都难以摆脱这种烦恼。为何身份的问题会令我们寝食难安呢？原因甚为简单，身份的高低决定了人情冷暖：当我们平步青云时，他人都笑颜逢迎；而一旦被扫地出门，就只落得人走茶凉了。其结果是，我们每个人都惟恐失去身份地位，如果察觉到别人并不怎么喜爱或尊敬我们时，就很难对自己保持信心。
而对于身份的焦虑产生的原因，作者进一步分析道：
身份的焦虑是何时产生的呢？生活的基本需求总应该首先得到满足吧。在饿殍遍地的饥馑年月里，很少有人会因为身份而焦虑。历史证明，社会保障了生活的基本需求之际，就是身份的焦虑滋生之时。在现代社会里，我们总爱拿自己的成就与被我们认为是同一层面的人相比较，身份的焦虑便缘此而生了。翻开报纸，发现上面有熟人光彩照人的相片（这足可以毁掉你整个早晨的心情）；你的好友兴冲冲地告诉你一个消息（他们升了职、他们即将结婚、他们的书上了畅销书排行榜），因为他们幼稚地、甚至带点施虐性地认为这是一个好消息。在晚会上，有人用力地握着我们的手，问我们在“干”什么，而他自己筹集资金刚刚开张了一家新公司：每当这一切发生时，我们便为自己的身份地位而担心了。
古代人为什么这种焦虑比现代人要轻很多？作者认为，一方面是古代等级制度森严，普通人只能安守天命，不会去考虑有朝一日出人头地的问题，而现代人从报纸杂志上获得了太多一夜暴富的励志故事，内心渴求同样的成功，作者在第四章里详细论述了为什么古人比现代人更少关于身份的焦虑，一方面是古代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体系都在竭力宣扬“食肉者鄙”，“劳动最光荣”，而伴随着工业革命和商品社会的出现，新的价值观体系出现了，亚当斯密和休谟，曼德维尔都在竭力建设新的价值观体系，即
1.富人和资本家对整个社会的贡献最大
2.身份同德行相关
3.贫穷可耻，穷人穷是因为他们蠢
贫穷本就是一种痛苦，但在精英崇拜的社会里，贫穷又成为了一种耻辱。
在这种新的价值观体系下，穷人的最后一点尊严和遮羞布被无情地剥夺了。在剥夺穷人的自尊之后，物质社会又给了底层社会一种貌似触手可及的通向成功之路的可能性：
即使是今天，我们攀上社会顶层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我们很难获得能与比尔·盖茨一较高下的成功，就如同一个17世纪的人想获得路易十四那样的权力是痴人说梦一样。然而不幸的是，现在的人们觉得这一切并非没有实现的可能——这种想法来自于每个人阅读的杂志。
作者进一步分析，每个人的幸福感指数是由什么决定的，作者认为是每个人身边的人的境况决定了一个人的幸福感：
与古人或与其他地域的人相比而显现出的富裕，并不能长时间地使我们开心。只有同那些一起长大的同伴、一起工作的同事、熟识的朋友，或是在公共场合与那些有认同感的新知相比较时，如果我们拥有和他们一样多或更多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才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因此，要想获得成功的感觉，最佳途径莫过于选择一个稍逊于己的人作为朋友……我们未必要争取成为“一条更大的鱼”，相反，我们应该全神贯注，努力使自己周围的“鱼儿”不比我们大，这样，我们自身的大小才永远不可能成为我们的心头之患。
朋友和身边人的成功，往往会给当事人造成一种爱恨交织，喜忧参半的感觉，那是一种交织着由衷的喜悦，但同时又害怕自己身份降低而伴随着一种妒忌心和随后产生的因为良知和道德谴责而带来的强烈的内疚感。我们希望他们成功又害怕他们成功，“气人有笑人无的思想，每个人都有，只不过每个人的外在表现不同而已”：
身份的焦虑是一种担忧。担忧我们处在无法与社会设定的成功典范保持一致的危险中，从而被夺去尊严和尊重，这种担忧的破坏力足以摧毁我们生活的松紧度；以及担忧我们当下所处的社会等级过于平庸，或者会堕至更低的等级。 ——这种焦虑由同事间的聊天中提到的辞职、裁员、晋升、退休等消息引起，由报纸上刊登的知名人士简介及友人更巨大的成功引起。如同承认自己嫉妒别人一样（这与焦虑情绪相联系），表现出自己焦虑的程度在社交中是一种轻率之举，因此，反映内心变化的外部迹象并不显著，通常仅限于在听到别人的成就之后露出关切的眼神、尴尬的微笑或者过长的沉默。
而这种虚无缥缈的幸福感，让很多人穷其一生都在追求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其他人的承认，其他人的认同，但，这些真的重要吗？那些让你辗转反侧无法成眠的人的看法，有那么重要吗？他们甚至都不会出现在你的葬礼上。
我们渴望得到地位和财富，但其实一旦如愿以偿，我们的生活反而会变得更加糟糕。我们的很多欲望总是与自己真正的需求毫无关系。过多地关注他人（那些在我们的葬礼上不会露面的人）对我们的看法，使我们把自己短暂一生之中最美好的时光破坏殆尽。假如我们不能停止忧虑，我们将会用生命中大量的光阴为错误的东西而担心，这才是最令人痛心疾首的事情。
作者进一步认为，现代人对于身份的焦虑无法完全避免，因为没人能够完全遗世而独立，但我们能够在刺激因素产生时，控制焦虑的持续时间和强度：
治疗身份的焦虑并无灵丹妙药。但我们可以尽量去了解它、讨论它。这好比气象卫星发来的热带暴雨的报道。气象卫星并不能阻止暴雨的发生，但它给我们提供的地球图片至少能告诉我们一场暴雨的来源、强度、结束的时间，从而可以减轻我们在灾难面前手足无措的感觉。一旦对身份的焦虑有所了解，当我们再次面对对手的漠视和挚友的成功之时，我们的反应就不会仅仅是痛苦和内疚了。
同时作者认为，你设定的目标决定了你的幸福感，自身期待是分母，个很成就是分子，他们之间的比值决定了一个人的幸福感，自身期待越低，幸福感越大也即我们说的“知足常乐，无欲则刚”。
另外如果一个人有宗教信仰，也会有强大的信念来缓解焦虑和挫败感：
一个人若对来世的可能丧失信念，在希望受挫后他遭受的打击可能会更大。那些相信现世的一切只是永生世界的短暂序曲的人可能觉得他人在现世的成功不过是永恒世界中一现的昙花，因而不易心生妒嫉。
那么有人会想：面对这样残酷的社会现实，我能否选择遁世，脱离这个社会的精神桎梏呢？最近几年我们时常见诸自媒体和报端的“白领回家养猪”“月入十万美女回老家种菜”，这些行动能否让我们超然于世？
对不起，作者说不能，而且这种“回归田园”的思潮已经是西方玩剩下的概念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1907年在美国，一本叫《三英亩地与自由》的书激发了阅读大众的想象力。作者博尔顿·霍尔理所当然地认为，必须为他人工作是一件令人不快的事情。以此为出发点，他告诉读者一种可以获得自由的方法。他的方法是离开办公室和工厂，在中美洲以适当价格购买三英亩土地。这三英亩土地很快就能使他们为一个四口之家提供足够的食物，并建立一个简单舒适的家园，从而使他们再也没有必要对同事和上司拍马溜须或同他们争权夺利。这本书以大量的篇幅详细介绍如何种植蔬菜，如何建造温室，如何经营果园，如何购买牲畜（霍尔认为，一头奶牛就可以供应足够的牛奶和奶酪，而鸭子肉要比鸡肉更有营养）。《三英亩地与自由》表达了一种思想，这一思想在19世纪中叶以后的欧美思潮中不断为人提及：要想过上幸福生活，一个人就应该努力逃脱对雇主的依赖而直接以自己的节奏、为自己的幸福工作。
这些都是作者为当代迷失在物质社会的身份焦虑患者：我们每一个人的一剂精神药方，我们只能调整自己的心态适应这个社会，整个社会是无法为个人而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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