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与李朝时代》乃是探讨14-19世纪初的东亚大陆，当时中国经历了明清两朝，朝鲜则处于国祚500余年的李朝统治之下。这一时期是现代中国与朝鲜/韩国作为“国家”形成的重要时期。
本书日文原版初版于上世纪末，两位作者岸本美绪、宫岛博史分别研究中国明清史和朝鲜史。当时日本历史学界针对拘泥于近代“国家”框架中国别史观点的批判、反省意识非常强烈。因此本书试图超越国别史框架，将中朝两国的历史置于时代发展视野中进行考察。这里面有时也会涉及当时两国与日本的互动。因此书中不时也会将中日朝三国加以比较。这里零散介绍一些书中比较有趣的内容和感想。
书中将明清和李朝置于当时早期全球化背景下考察，尤其重视传统史书中着墨不多的东亚国际贸易，让我们看到许多社会事件背后的时代力量。
15世纪至16世纪初，是与明朝海禁政策互为表里的朝贡贸易的稳定期，这一时期，由于明朝实行海禁，作为东亚和东南亚之间贸易节点，马六甲和琉球因为享受了特权地位而繁荣起来。这很容易让人想起香港最为繁荣的时代，恰恰是中国大陆因为遭到美西方封锁而被动封闭的年代。
进入16世纪后，东亚国际局势大体平稳，朝鲜官僚因此对中、日等国情况漠不关心。当时中日韩之间的白银流动数量惊人。朝鲜开发了新的采银法后，出产了大量白银，此外还有大量日本流入的白银被秘密输往中国。尽管朝鲜政府禁止白银输出，但朝鲜中枢官员将这一秘密白银贸易视为必要之举。而士林派官僚崛起后，对勋旧派的奢靡之风严加批评，并严惩白银秘密输出。书中将此评价为为确立新的政治秩序倾尽全力，却不具备15世纪朝鲜官僚的广阔国际视野。这也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明代朱纨等人的事迹，类似情况其实在中国同样存在。
明朝中后期，伴随国际贸易，大量白银流入，但米价几乎没有上涨。官僚和商人聚敛了巨额财富，城市因此繁荣，但农村则陷于贫困。这也造成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因此，我们看到的明末城市精巧的文明实际上是以农村遭受苛酷掠夺为基础。
书中还将李成梁、郑芝龙联系起来，认为二者共同背景是16-17世纪初东亚国际贸易的繁荣，二者均从中获取利益。机会主义者的敏锐和现实主义者的才智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明朝政府不得不借助他们维持边境治安，投入的大量军费不仅被他们中饱私囊，还在边境掀起商业热潮。明朝政府的苛捐杂税与其说是在强化中央控制力，不如说是为边境的商业-军事集团提供了养分。
相应的，清朝与明郑、三藩的对立，也可以认为是明末以来汉人和夷人混杂的边境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半独立军事势力。而16世纪80年代，东亚的国际贸易热潮消退，也使离心力减弱。新形成的国家框架日益巩固。
以此被背景，我们无疑可以联想到当代国际化的许多影响。时代风潮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轨迹，而急剧转变又冲击了传统社会结构，造成动荡。身处其中的人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已经处于时代的漩涡之中。
无可忽视的还有自然的力量。15世纪，气候在元朝统治时期进入小冰河期。随着元末动荡，高丽也试图摆脱元朝控制。200多年后，明朝灭亡同样与17世纪的小冰河期密切有关。这或许说明了农业文明与自然环境的密切关系。
书中还有很多有趣之处。如指出宋元时代有很多中国人移居高丽，但李朝则不具有这样接纳移民的宽松社会氛围。似乎相较宋元的开放与国际化，明代与李朝风格上都更为内敛。
再如对张居正改革，书中更多从央地关系进行评价，认为其改革强化中央对地方控制，但从地方视角看，是强化了对地方的掠夺。而李朝末期，大院君的改革同样是想要实现王权的强化和国家财源的扩大，但其与作为李朝权力支撑者的地方两班的对立无异于一场危险的赌博，如果无法构筑起新的权力基础，就会动摇国家的统治。这二者之间其实也颇有类似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