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隐士
在精彩纷呈的历史长河中，总有一群特别的存在。
他们或许不曾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伟大事业，也没有说过流传千古的不朽名言，甚至有的人潦倒度日，一生贫苦。然而，这一切的一切都不能遮盖他们的风采，影响他们的声名。
他们之于现代人，就像炎暑夏日中的一阵清风，像是无边夜幕中的一轮明月，每次想起，都会勾起心底朦胧的诗意，弹出内心别样的温情。
这群特别的存在，就是古代的隐士。
然而，什么是隐士？一个怎样的人才有资格称为隐士？他们为什么要做隐士又应隐于何处？
面对同样的询问，不同的人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演绎出不同的故事。
有的人当隐士，是因为要全命，比如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这群名士面对司马氏集团的迫害，忽然感到人生之无常和仕途之险恶，于是躬身而退，或佯狂以自适，或得意以忘形，或借物以抒怀，目的不过要远离政争的屠刀，保全自身的头颅。
而有的人当隐士，是为了高洁的品格，比如东晋时期的陶渊明。在看透官场的污浊和黑暗后，陶渊明愤而辞官，归隐田园。他不愿自己受到尘世的污染，更向往在“采菊东篱下，悠然现南山”的自然恬淡里保持自身的高洁。
也有的人当隐士，是因为宁折不弯的孤傲，比如唐代的李白。李白自视甚高，然而一生仕途受困，壮志难酬，自己又不堪“摧眉折腰事权贵”的生活，于是由世入道，借精神的超越摆脱尘世的悲苦。
这些人都是隐士。他们有的隐于田园，有的隐于竹林，有的隐于名山大川。但李渔不同，他认为隐士不一定非要远离尘嚣，置身方外，隐士也不一定要寄情佛道，不问世事。
在他看来，隐士真正重要的不是隐身的地点，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一个人只要找到自己的生活追求，便无地不可以隐，无时不可以隐，哪怕喧喧嚷嚷的世间也可以成为隐身之所。在《闲情偶寄》里，李渔说：
觅应得之利，谋有道之生，即是人间大隐。
这是李渔对隐士的定义，更是对自己一生的回顾。因为他的一生，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是穿梭于雅俗之间的百面文人，也是游荡红尘的人间大隐。
2.曾经也隐伊山下
和绝大多数古代知识分子一样，青年时代的李渔曾经也立志功名，希望以科举之途光耀门楣。
1635年，李渔赶赴金华，参加童生试。初次应试，即以优异的成绩考中秀才。当时的考官——浙江提学副使许豸看到李渔的考卷，赞叹不已。叹之不足，甚至还将李渔这份出类拔萃的考卷特意印成专秩，每到一个州县巡行，徐提学就拿出考卷对别人说：“我在金华得到一个五经童子，这岂不是生平仅见的事情吗？”由此，李渔不但初试告捷，还成为名动一方的天才少年郎。
那一年，李渔25岁，不谙世事，年少轻狂。
踌躇满志的他原以为凭借自己的才华，猎取功名一如探囊取物。然而，1639年他参加杭州举行的乡试，却出乎意外地名落孙山。这次落第，虽然让李渔备受打击，牢骚满腹，却没有浇灭李渔科举入仕的热情。3年后，32岁的李渔再赴杭州，企图一雪前耻。没想到刚刚走到半途，李渔就接到前路不通的警报，无奈之际，只好折回。
对李渔而言，这次应试未遂的返乡之路，一定是无比的苦涩。因为覆巢之下，决无完卵。他明白，身处“诗书逢丧乱”的动荡时代，自己错过的绝非一场考试，连读书做官的理想也会化为泡影。
二十余年寒窗苦读，到头来空梦一场。那些日子，李渔夜里常常梦到去世的父亲和母亲，醒来之后怅然若失，为辜负了父母的期待而自责自愧。
国是日非，大厦将倾，以及紧随而来的战祸兵灾，生灵涂炭，这一切都让李渔心灰意冷。此时的李渔第一次萌发了归隐之念。他写诗说：自知不是济川才，早弃儒冠辟草莱。”绝意仕途的他甚至计划像唐代诗人王维那样，在山中建造一处茅屋作为隐居之地。
这座“王维式”的隐居地，就是李渔三园中最初的一座——伊山别业。在伊山别业隐居期间，李渔或是养花种草，或是与友人吟咏唱和，或是率领村民筑堤建坝，改善水利，逍遥自适。
由此可见，此时的李渔所理解的隐士，和之前的隐士生活传统并无太大区别。他以为所谓隐居，就是远离尘嚣，自善其身。然而，一个现实的问题促使李渔展开新的思考。他自幼读书，并不懂耕锄稼穑之事。如果一直这样下去，那么一家人的生计怎么办？难道隐居就没有别的方式吗？
在伊山三年神仙般逍遥的日子里，李渔最终想明白了自己未来的道路。他觉得，天生一人必有一人之用。哪怕以后不入仕途，只要有一技傍身，也可以实现自己的价值。自己饱读诗书，满腹才学，难道这广袤世间就没有立身之处？
反复思索之后，李渔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异常艰难的决定：砚田糊口，隐身市井。
3.觅应得之利，谋有道之生，即是人间大隐
大约在1651年，李渔卖掉精心构筑的伊山别业，举家离开兰溪，移居杭州。
古人云，四十而不惑。此时年已四十的李渔大概也有一种拨云见日的清澈。他知道，这次搬迁不单单是居住地点的改变，同时也是生活方式的切换。过去的时光已无从追回，将来的岁月就在脚下。在一首诗中，李渔说自己：又从今日始，追逐少年场。俨然是一种重获新生的口吻。
这新生，就是跻身词场，撰写传奇。移居杭州之后，李渔迅速写出了《怜香伴》、《风筝误》、《意中缘》、《玉搔头》等传奇以及《无声戏》、《十二楼》等小说。由于李渔的传奇小说语言通俗，情节新奇，很能满足普通百姓的欣赏情趣，因此作品一经上市便大受欢迎。短短几年内，李渔从一个词场新人一跃成为最畅销的泰斗名家，以至于“天下妇人孺子，无不知有湖上笠翁。”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继柳永之后的又一个粉丝遍天下的超级娱乐天王。
成功固然让李渔欣喜，但他内心仍然有东西不能释然。他知道，在当时的文人士大夫眼中，自己侧身优伶之业，这本身就是一种堕落，而撰写传奇小说，也是士人不屑的小道末技。
虽然李渔也曾为自己的职业辩白，说填词并非末技，而是“与史、传、诗、文同源而异派”。他还举例说，就是前代也有善于填词的帝王，如果不是靠着曲艺，元朝如何能够和唐诗宋词相提并论？
可是，一人之力如何对抗千百年的时代成见？在儒家重义轻利的价值滤镜下，李渔离经叛道的生活方式，怎会逃得掉正统文人的贬斥？
哪怕20多年后，李渔在寓所挂的一副对联，还辛酸地说自己是：绣衮从中衣褐士，少年场上杖藜人。横批则是：贱者居。或许，这种悲哀就是一个人超前于时代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倘若以当下的标准评判，多才多艺的李渔就算不会成为人人崇仰的文化大师，也绝不会以贱者自居。
不过，李渔到底没有活在别人的评价里，而是是活在“内不失正，外不负俗”的自我坚持里。他觉得，一个人有所为，也有所不为，能够恪守自己处世的底线，就算追求利益也无可负疚；无论从事怎样的职业，处在怎样的环境，只要谋求的是“有道之生”，那么就能称之为“人间大隐”。
赢得归来夜，花间一壶酒。信哉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