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练拓展我们生命的深度与广度，鼓励我们过一个圆满平衡的人生，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平衡就是being与doing的平衡，这种内外平衡的思想我们的老祖宗很久以前就意识到了。

儒家有一个基本命题叫做“内圣外王”，内圣就相当于being，外王相当于doing.

内圣就是做圣人。中国人信圣人，不信神，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商周时代。商朝的人是信神的，商朝的青铜器上大多饰有面目狰狞的怪兽，怪兽嘴里含着人头，这是人牲祭神的遗迹。商族人相信，只要把他们的神伺候好了，神会保佑他们江山永固的。结果还是被并不强大的周人给干掉了。这件事让周人也很震惊，他们很纳闷，商族人在祭神这件事上从不懈怠，为啥神就不保佑他们了呢？后来他们悟出了一个道理：神是天下人共有的，不会偏袒哪一族，天命归谁，要看他的人品，人品好老天就保佑你，人品不好老天也救不了你，所谓“以德配天”的意思，从此以后，周人就“敬鬼神而远之”了。因此周朝的青铜器，就不再有狰狞的纹饰，而代之以秀美的线条和文字。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人开始向内看了，于是产生了“圣人”的概念。同时代的西方，则从多神崇拜进入了一神崇拜。

儒家系统里圣人的杰出代表是孔子。然而孔子并不觉得自己是圣人，他心中的圣人是文武周公。孔子一生不顺当，但他有强烈的使命感，当他身处危险的时候，他说：“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孔子是这样描述自己的：“吾十有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样的一个人，就是把生命活到了极致的人，我们有多少人能把生命活到这样的境界呢？所以孟子说“圣人，人伦之至也。”

与儒家积极入世的姿态不同，道家更愿意放眼整个宇宙来定位一个人的存在。为了与儒家相区别，他们更喜欢用“真人”“至人”这样的字眼来表达自己心中的理想人格。《黄帝内经》里说：“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庄子》里说：“至人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

佛家坚信凡圣同体。一念迷就是凡夫，一念觉就是圣人。迷什么觉什么？其实就是“我是谁”这个问题。如何衡量迷误的程度？就是看心量大小，心怀天下的就是圣人，心里只装着自己的就是凡夫。

儒释道的圣人，其实是一回事，他们都活得特别明白，都和自己的being有强大的连接。

光是内圣还不完整，还需要外王。外王就是“为人民服务”。人生天地间，就算你参透了宇宙人生的奥秘，却躲在深山老林里，不能给世界增加一点儿价值，又有什么意义呢。

因此大乘佛教强调菩萨要自度度他，儒家强调修己安人。道家很有个性，他们在盛世超然物外，可每每在乱世出山，发挥极大的作用。我们能够想到的几个开国良辅，比如范蠡，张良，刘伯温，姚广孝，都是道家人物。

北宋学者张载先生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就是对“外王”的最好诠释，它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识青年。

内圣外王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不可分割。孔子说“为政以德”，老子说“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这就是说道德和政治是一体的，政治家首先是道德家，这是由内而外的思路。西方认为内外是可以分割的，很自私的人也可以当政，只要制定好法律就可以，好的法律可以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这是由外铄内的思路。这里说的东西方是指传统意义上的分野，今天东西方正在加速融合，西方人领先一步进入了后现代，对being的追求甚至比东方人还要迫切。

“内圣”是体，“外王”是用，体用一如，所以我们中国人特别讲究内外兼修。学武的人要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学文的人要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大学》开篇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至于至善”。明明德是内圣，亲民是外王。

《中庸》说“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尊德性是内圣，道问学是外王；致广大是外王，尽精微是内圣；极高明是外王，道中庸是内圣。

《金刚经》说“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应无所住是内圣，行于布施是外王。

然而中国人崇尚实践理性，不喜欢空谈，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就是这个意思。中国人的内圣[being]还是要通过外王[doing]来实现。慧根猛利如慧能大师这样的人，辛辛苦苦跑到五祖座下学习，见面没几分钟就被打发到厨房去帮工，一干就是8个月，没有任何怨言。受了衣钵以后还要混迹于猎人堆里15年才出来说法。可见悟道容易修道难，真正的being不在于你嘴里说什么，而是在行动上做什么。

最后还想说一句话，作为华夏子孙，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家学渊源，常常是我们自己不争气，总看到别人家的好，想不到自家的阁楼上也有宝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