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不起，来世再见！”

1966年9月2日深夜，初秋的凉风透着馨甜的桂花味，上海江苏路居民区早已黯沉下来，只有284弄5号院，还亮着微蒙的灯光。

这是一座拥有独立庭院的三层小楼，傅雷一家在这儿已经住了将近17年了。

翻译家傅雷和妻子朱梅馥一向习惯早睡，然而今晚他们毫无睡意。因为今晚，他们要与这个充溢希望又满是绝望的尘寰，做最后的诀别。

朱梅馥立在丈夫身边，为他铺平纸张，看着他写下了三页纸的遗书。遗书是写给妻兄的，没有任何不满或怨怼，只是很平静地交代后事：关于房租的支付、保姆生活费的支付、亲戚寄存在家的物件被抄后应付的赔偿……

写罢，傅雷签名，在名字下方端正地盖上印章，像完成以往任何一部翻译文稿一样，一丝不苟。该办的事都办好了，他斜靠在椅背上，长舒一口气，又起身望了望夫人。

“对不起，你跟着我受苦了，来世再见。”说罢，他走进卧房，从浦东土布做成的被单上撕下两条长结，打圈相连，系在铁窗横框上，自缢，身亡。

“受罪的日子捱到头了……”朱梅馥含着眼泪，嘴里嗫嚅着。她将家里仔仔细细打扫干净，在遗书落款处，添上自己的名字，又找出53.5元放入一个小信封，这是他们死后的火葬费。

待所有事处理完毕，已经过去两个小时。她学着丈夫的样，也从被单上撕下长条，打圈，系在铁窗横框上，自缢，身亡。

时间，到了9月3日凌晨。

小院里，长枝的丰花月季被连根拔起，嫣红的花瓣散落一地，凄凉似血，暗香如故。屋内地板上，铺着一床棉絮，傅雷夫妇担心板凳倒地时发出的声响，惊扰了楼下人的睡眠，这棉絮，是他们留给残酷人世最后的温柔。

铁窗旁，挂立着两个丧失了体温的躯壳，在夜色的映衬下，显得无比的坚强和优雅。

二 “我成为了她花房里的花朵。”

傅雷的童年过得非常凄苦。四岁时，父亲遭人陷害，含冤而死。母亲因为四处奔走伸冤，忽略了对孩子的照顾，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相继夭折。母亲只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傅雷的身上。

母亲期望极高，自然也极为严苛。傅雷小时候贪玩，不好好念书，恨铁不成钢的母亲，趁他熟睡用布把他重重包裹起来，准备扔到水里淹死，幸好邻居们前来解围。还有一次，因为读书打盹，心狠的母亲竟然拿滚热的蜡烛油烫他的肚子。

朱梅馥是傅雷的表妹，两人相差五岁，打小一起长大。这个面容清秀、个性腼腆的小姑娘特别喜欢和表哥一起玩。青梅竹马的爱情，成为傅雷年少时难得的美好记忆。“她在偷偷地望我，因为好多次我无意中看她，她也正无意地看我，四目相融，又是痴痴一笑。”他在处女作《梦中》，将这份爱情描摹得清新纯美。

傅雷远赴法国留学前，两人在双方家长的主持下，定了婚约。然而去法国没多久，他爱上了一个叫玛德琳的女子，完全不同于表妹的温顺婉约，她开朗热情，像一朵烈焰玫瑰般张扬迷人。“这两个姑娘就像一幅莫奈的画与一轴母亲手中的绢绣那么不同。”他决定向玛德琳求婚，于是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要求解除和朱梅馥的婚约，并将信委托好友刘海粟寄出。

然而傅雷没想到的是，玛德琳拒绝了他的求婚，原来她是萨特和波伏瓦的追随者，不想被结婚的俗套形式所束缚。求婚失败的傅雷赶紧找刘海粟，想追回那封信，幸而刘海粟并不看好他的这段异国恋，私下将信扣住没有寄出，这样才算平息了一场风波。

1932年，24岁的傅雷学成归国，如愿以偿地与朱梅馥举行了婚礼。两年后，长子傅聪出生。朱梅馥温柔如水，给了傅雷体贴入微的照料。她事事以丈夫为先，似乎没有个人喜好。傅雷文稿多，总是杂乱无章，她就帮忙把文稿排序，又一笔一划地誊抄一遍；傅雷喜欢咖啡，她得空就在家煮咖啡；傅雷喜欢鲜花，她就在院子里种满玫瑰、月季，每到花期，满园芬芳四溢，好友刘海粟、黄宾虹、钱钟书、杨绛、施蛰存都会来傅家围坐赏花。每每家里高朋满座，朱梅馥就为大家准备各种精致小点，忙里忙外。

傅雷好友周朝桢这样描述朱梅馥：“像这样的人，我一生从未见过第二个，用上海话讲，她是活菩萨。她受的是西式教育，听音乐、看书画、读英文小说都起劲，但性格却完全是旧社会那种一点没文化的贤妻良母式的典型。” 杨绛说：“梅馥不仅是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夫人，不仅是非常能干的主妇，她还是傅雷的秘书。傅雷如果没有这样的好后勤，好助手，他的工作至少也得打三四成的折扣吧。” 傅雷也不得不承认：“自从我圆满的婚姻缔结以来，因为梅馥那么温婉，那么暖和的空气，一向把我养在花房里。”

然而，就是这样完美的婚姻，一样会遭遇七年之痒。傅雷30岁出头时，陷入了感情的迷途，他爱上了女学生的妹妹成家榴，傅聪后来回忆：“她真是一个非常美丽、迷人的女人，像我的父亲一样有火一样的热情，两个人热到了一起，爱得死去活来。”看着丈夫寝食不安日益憔悴，朱梅馥让步了，她把成家榴请到家里住下，热情地招待她，傅雷和她聊天、交换信札，即使每天见面，他们还是更喜欢文字交流。在爱情的滋润下，傅雷又重燃了活力。

那时朱梅馥甚至决定，如果傅雷最终选择成家榴，她就带着孩子悄悄离开这个家。最终，朱梅馥的包容大气折服了成家榴，她主动退出了。成家榴晚年对傅雷的小儿子傅敏说：“你爸爸很爱我的，但你妈妈人太好了，最后我不得不离开。”

对朱梅馥的隐忍，或许很多人不解，朱梅馥在给傅聪的信里这样解释：“我对你爸爸性情脾气的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都是有原则的，因为我太了解他，他一贯的秉性乖戾、嫉恶如仇是有根源的。修道院式的童年真是不堪回首，到成年后孤军奋斗、爱真理、恨一切不合理的旧传统，和杀人不见血的旧礼教，为人正直不阿，对事业忠心耿耿，我爱他，我原谅他。”

在爱情里，忍耐和包容是两回事，忍耐是一次次的心结，包容却是一次次化解，忍耐是爱，包容却是大爱。或许对朱梅馥来说，对傅雷的爱，就是她生命的信仰。傅雷年轻时秉性急躁，常常对夫人和孩子发脾气，随着年岁渐长，他开始体悟爱情历经时间磨砺的珍贵，与夫人的感情愈久弥坚。晚年朱梅馥在给傅聪的信里说：“（你爸爸）现在年龄大了，火气也退了，对我更体贴了，更爱护我了。我虽不智，天性懦弱，可是靠了我的耐性，对他无形中有些帮助，这是我可以骄傲，可以安慰的。我们现在真是终身伴侣，缺一不可的。”

三 傅译：把法国名著翻译得如此传神

1932年，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聘请一位颇有名气的画家来学校任教，为迎接新老师的来到，刘海粟让人把画家的十几幅作品挂到学校走廊上，画刚挂上去，被傅雷看到了，他觉得这些画根本没有创造性，坚持要取下来。当时傅雷只有25岁，刚从法国留学回来，也在上海美专任教。一旁有人提醒他，这是新老师的画，校长让挂的。傅雷听了非常生气，说：“不管是谁的画，不好就是不可以展在这儿，收掉！”当时那位画家也在场，傅雷还是不管不顾地说着自己的看法。刘海粟只得尴尬地给画家道歉：“傅雷就是这样不懂人情世故。”

刘海粟比傅雷大12岁，两人同时留学法国，刘海粟专攻绘画，傅雷学习美术批评，两人平日里常常切磋艺术，成熟儒雅的刘海粟给过傅雷不少照顾。傅雷曾在自述中写：“刘海粟待我个人极好，但待别人刻薄，办学纯是商店作风，我非常看不惯。”在上海美专工作不到一年，他就辞职了，虽然刘海粟没过多久又把他请了回来，但9个月后，他还是走了。

杨绛说傅雷这个人“满头棱角，动不动就会触犯人，又加脾气急躁，止不住要冲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圆转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是自己的书斋。”离开美专后，傅雷一头钻进自己的书斋，从此一直没有单位，成为自由撰稿人。

很多人以为做自由职业应当会有很多空闲时间，其实不然，工作越自由，就越需要自律。不自律的人，难出成绩，也不配享受长久的自由。傅雷对自己的工作、休息时间都有严格的规定，从不更改。他工作的时间内，谁都不能去惊动他，甚至和朋友交谈也有时间限制，一到点便立马请人家回去。

傅雷留给世人两份重要的精神财富，一个是《傅雷家书》，一个就是著名的傅译。1934年，他给法国文学大师罗曼•罗兰写信：“偶读尊作《贝多芬传》，读罢不禁嚎啕大哭，如受神光烛照，顿获新生之力，自此奇迹般突然振作。” 罗曼•罗兰回信说：“为公众服务，和为一民族乃至全人类之忠仆，才是真正的伟大或英雄。”受罗曼•罗兰的感染与激励，傅雷这时起开始专注于法国文学翻译。

他有一本《国语大辞典》，译到外文成语或俗语时，一定会在辞典中找一个最妥帖的译文相匹配。他还给自己订下规矩，每日进度不超过千字。“这样的一千字，不说字字珠玑，至少每个字都站得住。”译完之后，他要逐字逐句爬梳，以达精益求精。一句话译得不好，十年乃至几十年都会耿耿于怀。

在他留存至今的将近20卷翻译作品中，《约翰•克里斯朵夫》算是其中的代表作。翻译过这部作品的人很多，但唯有傅雷的译文“既展现了原作之神，又展现了中文之美”，连法国人都不得不承认，“再也没人能把我们的名著翻译得如此传神了”。

这部长达120多万字的巨著，傅雷一生两次翻译。第一次是1936年开译，直到1939年才完成。《约翰•克利斯朵夫》讲述了一位音乐天才，一生不断与命运抗争的故事，宣扬了人道主义和英雄主义。在抗战最艰难的时期，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的问世，给身处黑暗与沮丧的中国民众无限的光明与鼓舞。新中国成立后，傅雷又花了两年的时间重译，还把初译手稿烧掉了，他觉得早年的四卷初译本是他人生的“污点”，到晚年他对重译本竟又感到“不忍再读”了。

四 《傅雷家书》:影响了整整两代人

对于大多数文科生来说，傅雷总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文学专业的人，一定读过傅雷翻译的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伏尔泰的作品；美术专业从本科到博士，傅雷所著的《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都是必读书目；而音乐专业的人，对傅雷的《独一无二的莫扎特》、《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肯定也不会陌生。如果以上书目和文章，你都没读过，那就千万不要错过《傅雷家书》。

这本书收录了自1954到1966年，历时12年，傅雷写给儿子傅聪的186封书信。所有的篇什都以慈父兼挚友的身份，以促膝交心的方式娓娓道来，其中囊括了亲情浓淡、道德理想、艺术感悟和生活琐事，载满了脉脉温情和谆谆教导的人生指南。金庸说：“傅雷先生的家书，是一位中国君子教他的孩子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中国君子。”这个评价真是中肯贴切。

傅聪3岁开始就表现出极其敏锐的音乐天赋，7岁半一个偶然的机会学起了钢琴，从此钢琴琴键和古典音乐就成了他的全部生活。傅雷一生苛求完美，有着德国人一般的严瑾作风，用儿子傅聪的话来说“他这个人做事，极其顶真”，比如家里开水瓶，把手一律朝右，空瓶要放置排尾，灌水从排尾开始，规矩和顺序必须一丝不错。日历每天由保姆撕，偶尔朱梅馥撕了一张，傅雷就用糨糊粘好，再等保姆来撕。这样一个缜密到刻板的人，可想而知，教子自然也是严厉的，傅聪小时候因为不好好练琴，挨打罚跪成了家常便饭。

1955年，21岁的傅聪在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奖，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能够深刻演绎肖邦作品的艺术家，也由此得到波兰政府的邀请，到肖邦的故乡深造。年轻的傅聪远离故土，从此以后，父子两天各一方，直到傅雷去年，也只有短短的两次相聚。

“昨晚一上床，又把你的童年温了一遍，跟你痛苦的童年一齐过去的，是我不懂做爸爸的艺术的壮年。可怜过了四十五岁，父性才真正觉醒！尽管我埋葬了自己的过去，却始终埋葬不了自己的错误，孩子，孩子，孩子，我要怎样拥抱你，才能表示我的悔恨与热爱呢？”这是《傅雷家书》中的第二封信的内容，隔着天蓝海阔的空间，曾经那个严苛的傅雷，渐渐褪去刻板峻厉，酝酿出了父性的关切慈爱，他的笔墨开始溢满懊悔和温情。

距离远了，心却近了。“亲爱的孩子，我高兴的是我多了一个朋友，儿子变了朋友，世界上有什么可以和这种幸福相比呢？” 聚少离多的父子两，也是从这时起开始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我还不甘落后，还想事事处处追上你们，了解你们，从你们那里汲取新生命、新血液、新空气，同样也想竭力把我们的经验和冷静的理智献给你们，做你们一根忠实的手杖。”

文革期间傅聪出走英国，父子两的联络中断了十个月，后来傅雷在信中写道：“孩子，十个月来我的心绪你该想象得到，我也不想千言万语多说，以免增加你的负担，你如今每次登台都与国家面子有关，个人荣辱得失事小，国家的荣辱得失事大，你既热爱祖国，这一点尤其不能忘了。”傅雷的家书始终将爱国情操放在第一位，其次才是舐犊情深和艺术造诣。他要让儿子知道“国家的荣辱、艺术的尊严”，做一个“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做人第一，其次才是做艺术家，再其次才是做音乐家，最后才是做钢琴家。”

法国艺术史家丹纳撰写的《艺术哲学》是一本探究艺术本质与哲学的论著，傅雷知道傅聪一向喜欢希腊精神，却又总是一知半解，无法完全领悟，就抄录了《艺术哲学》第四篇《希腊雕塑》译稿六万余字，前后抄写了近一个月，寄给漂泊在外的傅聪。朱梅馥在信里说：“爸爸虽是腰酸背痛、眼花流泪，但是为了你，他什么都不顾了。原来的稿子，字写得像蚂蚁一样小，不得不用了放大镜来抄，而且还要仔仔细细地抄，否则就要出错，他这样坏的身体，对你的热爱，对你的关怀，我看了也感动，孩子，世界上像你爸爸这样的无微不至的教育，真是罕见。”

傅聪遭遇挫折与孤独，向父母倾诉后满心内疚，傅雷写信宽慰道：“孩子不向父母诉苦向谁诉苦呢？我们不来安慰你，又该谁来安慰你呢？人一辈子都在高潮与低潮中浮沉，唯有庸碌的人，生活才如死水一般；或者要有极高的修养，方能廓然无累，真正的解脱。只要高潮不过分使你紧张，低潮不过分使你颓废，就好了。”

十多年来父子两的每一封信，朱梅馥总是细心地抄录留存，可惜这些家书和抄稿在文革时遗失殆尽。幸好傅聪在伦敦家里完整保留了父亲的书信，后来由弟弟傅敏带回国内，并于1981年出版发行。30多年来，《傅雷家书》畅销不衰，一版再版，发行量达百万之巨。这本书成为了很多家庭的家教必备读本，影响了整整两代人，至今仍保持着3年10万册的销量速度。

五 君子名节，恪守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傅聪曾说：“其实我父亲不是天生就喜欢在书斋里的，他是很关心国家、关心世界、关心人类的。”

新中国成立后，傅雷逐渐走出了书斋，开始参与各类社会活动，他到农村、矿山、水库做调查研究，热情洋溢地写调查报告，新中国的新气象和他理想主义性格中至善至美的追求相吻合，他以一颗真诚无私的心，回应着时代的感召。

然而，他一如既往的心直口快，从不知“提防”为何物。1957年，傅雷被打成右派，此后他与夫人朱梅馥闭门谢客，深居简出。保姆周菊娣回忆，一年只有两个老朋友来家里吃饭，平时十分冷清。傅雷觉得，“任何孤独都不怕，只怕文化的孤独，精神思想的孤独。”

随着运动的高潮一波接着一波，就算孤独的境遇，对他都成了奢望。傅雷的骨头的硬的，傅雷的性格是真的。他不做廉价的检讨，他把人格看得比什么都珍贵。

在社会浪潮面前，他活得耿直而屈辱，他曾绝望地对朋友说：“我快要走了，我要走了。”在给傅聪的信中，他写道：“亲爱的孩子，我总感觉为日无多，别说聚首，便是和你通讯的乐趣，尤其读你来信的快慰，也不知我还能享受多久。”信写在1966年暮春，然而正如他所预料的，他们终究没能熬过那年秋天。

傅雷的脚步正在走向自己选定的终点，他选择了怎样去活，就会选择怎样去死。1966年9月3日凌晨，傅雷夫妇双双自缢身亡。

偌大的上海，放不下傅雷的一张书桌，和朱梅馥的一张灶台。他离开，为了他最后的尊严，她离开，为了她最后的挚爱。丈夫前行，妻子作伴；妻子独行，灯火寂灭。

傅雷夫妇留下的遗书交代了13件事，包括：代付9月份房租；亲属寄存之物因抄家不见，以存款抵之；600元存单给保姆周菊娣做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不愿她无辜受累……他活得明明白白，走得清清楚楚。遗书中只有平静而清晰的交代，没有任何愤恨与抱怨。世人给了他那么多委屈，他留给世人的，却只有爱。

3000多字的遗书字迹工整、一字不错，真像傅雷的为人，单纯严瑾、自律较真，直如竹筒、纯如水晶。连同遗书最后的印章、小信封里装入的火葬费和地板上铺垫的棉被，都浸透了中国传统文人的高贵和中国知识女性的优雅。

傅雷和朱梅馥自杀时，傅聪正在伦敦，傅敏在北京。从此，一家四口，阴阳相隔，家破人亡。

多年后，回忆父母的离世，傅敏感叹道：“妈妈跟爸爸一起走或许是对的，如果她不走所有的灾难都会落到她一个人的身上。”傅聪说：“噩耗传来的第二天，我照常开了音乐会，因为如果我临时取消，父亲会失望的。”在音乐会上，傅聪告诉在场的所有观众：“今晚我演奏的节目，都是我父母所喜爱的。”

2013年10月27日，傅雷和朱梅馥的骨灰合葬于上海浦东的海港陵园，傅聪和傅敏请人在墓碑上刻下了这句话：“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这是傅雷的原话，他还说过：“所谓赤子之心，不但指纯洁无瑕、清新，而且还指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