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霍姆林斯基说：“如果未能使小孩子恢复对善意和公正的信任，那就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使他产生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感觉和体验个人尊严。这样的学生到少年时期就会变得易怒易恨，对于他，生活中就不会有什么神圣和高尚的东西，教师的话语也深入不了他的心灵。”（《苏霍姆林斯基选集》第3卷，第25页）
分析与感悟：
首先，苏霍姆林斯基先生先用一个假设句，抛出了一个严峻的课题，就是如果我们在育人过程中，不能恢复孩子们对于善意和公正的信任的严重后果。
他说：“如果未能使小孩子恢复对善意和公正的信任，那就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使他产生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感觉和体验个人尊严。”也就是说，在育人的过程中，我们育人者要思考育人有效性会受复杂的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主要是消极的因素），因为随着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精神文明建设”发展相对滞后，加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人的思想受到外来文化思潮的冲击，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些对“善意”与“公正”的曲解甚至是误解，导致出现了因善意的帮助（助人为乐）而惹祸上身的“扶摔倒老人被讹”“见义勇为被讹”等不良事件发生，虽然是极少数，但是在自媒体发达的今天，影响极其恶略，给孩子们稚嫩的心田里留下了可怕的阴影，对孩子的正面教育产生了非常大的阻力！
因为作为心灵纯洁的孩子，受到这样的负面影响，久而久之，如果他们不相信真正的“善意与正义”的存在，那么他们心中就不会有什么神圣和高尚的东西！因为“信任”一旦崩塌，“价值”便失去依附的土壤；“良知”便失去萌发的温床；“崇高”便沦为悬浮的概念。当孩子们不再相信善意有其本真，公正有其可能，那么一切道德说教都成了空转的齿轮，所有品德教育努力都将在心灵之外徒然回响！那将是多么可怕！
其次，先生阐述了，如果孩子不信任“善意与正义”价值存在，他们到了少年时期会是怎样的状态。
他说：“这样的学生到少年时期就会变得易怒易恨。”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种情绪异化并非偶然发作，而是心灵长期处于“价值悬置”状态后的“本能应激”：当世界反复以悖论示人——善举反遭惩戒、正直反被嘲弄、守规反致吃亏——孩子便只能用愤怒筑墙、以仇恨设防，在自我与他人之间划出不可逾越的界限与鸿沟。这堵墙，隔开的不只是温情，更是孩子们人格成长所必需的共情能力、道德判断力。
没有基石，便无以承重；没有锚点，灵魂便在价值虚空中飘荡失重。“善意与正义”便是神圣感与崇高感产生的基石，如果那基石一旦松动，整个价值穹顶便开始倾斜；那锚点一旦锈蚀，整艘精神之舟便失去航向。
再次，他深入阐述了出现上述现象的内在原因。
为什么会如此？他说：“对于他，生活中就不会有什么神圣和高尚的东西。”因为对于他们来讲，在他们心中没有筑牢“善意与正义”正能量生长的“基石”，他就更不会相信还会有建立在“善意与信任”基础上才能出现的更高层的“神圣与高尚”。他们心灵便无法穿透那层由怀疑凝结的硬壳，老师与家长的苦心教导如同向真空传递声波——再真挚的言语也激不起一丝回响。德育若失却“信任”这一前提，便如在流沙上筑塔，纵有万般匠心，终将无声倾颓。
最后，他说，如果继续恶化，那么老师的一般意义的德育是多么苍白与无奈。
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断言：“教师的话语也深入不了他的心灵。”也就是说，教师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无论他们具备多么高超的育人水平，他们的“谆谆教诲”也无法打动他们的心灵了！为什么？
因为“信任”不是教育的“装饰”，而是灵魂得以被叩响的“共振频率”；当孩子内心早已将“善意”判为陷阱、“公正”视为幻影，教师的声音便不再是春风化雨，而成了隔岸缥缈的钟声！纵然洪亮，却无一寸波纹能抵达孩子那片自我封闭的心湖。
如果出现这样的状态，这并非教育的失败，而是在育人的过程中信任根基的塌陷；不是学生拒绝成长，而是心灵早已学会在废墟上自卫。那怎么办？按照先生的理念，我们教育者、育人者必须警醒与反思，唯有当善意不再被预设为“算计”，公正不再被默认为“例外”，孩子们那扇紧闭的“心门”才可能因一次真实的凝视、一句不带评判的倾听、一场不求即时回报的守候，而再一次悄然松动——因为信任从不诞生于宏大的宣言，而只萌发于微小却确凿的人性回响！
所以说，“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是一项宏大、艰巨且非常重要的系统工程，它关系到祖国的未来！它需要我们全社会、每一位有良知公民（包括父母、亲人）共同参与，用制度与法规强化育人社会责任心，严于律己，率先垂范，自觉同不良行为作斗争，共同用自己的良好的言行为孩子们健康、快乐、幸福成长营造一个充满正能量的理想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