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期间有一位老人请人看宅地风水时，却突然不让风水先生去宅后的山坡。老人说，那山坡是家里果园，刚刚看到那边有鸟儿飞起，故必有孩子在偷果子。 如果此时我们走过去，孩子紧张，万一从树上跌下来受伤，就不好了。 风水先生作揖道别：先生，您这样仁善的人不必看风水，您在哪里，哪里就是好风水！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孔子说：人如果没有仁爱，讲什么礼？人如果没有仁爱，讲什么乐？
仁是孔子学说的核心，代表着发自内心的爱，是心中的一份真情实感。这样的一种真实情感，表现为仪式文辞，就是礼，和之以音乐舞蹈，就是乐。礼和乐是外在形式，都应以内在心理情感为真正的凭依。否则只是空壳和仪表而已，形式也就是变成了虚伪的形式主义，没有了实质内涵。
孔子所处时代的大问题是，周公制定的礼乐的形式尚且完好，但存在普遍的僭越。诸侯大夫也都敢享用天子规格的礼乐，孔子指出这样的僭越在于内心的“忍”，也就是不仁。内心不仁，则礼乐徒具形式，根本不能发挥其规范约束、塑造人格、和谐关系的作用，政治秩序几近奔溃。同时，这种对礼乐的任意僭越，更是对礼乐精神的侵害，华美的礼乐反而成了伤害“仁”的工具，这也是孔子所不忍心看到的。
但孔子伤心得太早了，打秦汉那会儿开始，政治领域这种礼乐与“仁”渐行渐远，异化成为君主集权专制统治的“遮羞布”，二者就再也没有统一过，“儒表法里”成了统治的标准范式。“百代都行秦政制”，“秦政制”从理论到实践都极端反儒，反也就算了，到了汉还搞个“独尊儒术”，儒家成了高高举起的旗子，法家才是政治统治的灵魂。儒家以性善论为基础，以伦理为原则建立起来的一套“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一直是挂在嘴上说的口号；而法家以性恶论为基础，以权力为原则建立起来的一套“法术势”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却被历朝历代奉为圭臬。由此带来说与做的矛盾状态，足以让官僚体系人格分裂，至今也不能说完全修复，人而不仁，谈何礼乐。
所以，对孔子和儒家思想的思考，要从政治与文化分离出发，将儒家思想从以意识形态的定位中摆脱出来，而且今天不再以儒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也具备了这样的基础。不能因为历代王朝那种言行不一的意识形态，就把儒家思想否定了，要力图让儒家回归到作为文化作为信仰的本来面目和状态。这样再来探讨以“仁”为核心的思想，就可以客观得多。
仁与礼乐的关系，就是道德与政治的关系。夫子看来，道德在政治之前，当官本身要清正廉洁，以“仁德”为本，也就是“选贤与能”“贤者居位”。清朝雍正年间，有个“不识时务”的“迂腐”官员叫曾静，他发表了一番“宏论”：“春秋时皇帝该孔子做，战国时皇帝该孟子做，秦以后的皇帝该程朱做，明末的皇帝该吕子做，但都被豪强霸占去了。君儒最会做皇帝，世路上的英雄哪晓得做什么皇帝？”可以想象在以君为师、天子座下尽是奴才的大清朝，雍正皇帝估计肺都快气炸了，在他的《大义觉迷录》中直接骂为“狂怪丧心之论”。但他还是克制的，为了显示自己对读书人的宽宏大量，让曾静活了几年，最终乾隆皇帝还是气不过，杀了曾静。这也足见王朝史上的那些帝王为了维护“家天下”的政治安全，对儒家的真实态度。
今天，我们重新学习孔子和儒家，重在倡导那种“天道”高于君命、儒为王者师、信仰高于权位的观念，涵养“从道不从君”的独立人格追求。让人性接受道德约束，以德服人、以德修身、以德养人、以德为政。同时，要把道德落实到制度和法规中去，使道德成为法律的基础。
行文至此，突然想到宾西法利亚大学的校训——“法无德不立”。不得不承认，文化在高处是相通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