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几上放着一盒治疗风湿关节炎、肩周炎的药，白色的包装盒在灯光下泛出一种柔和的光。
那是父亲买给我的。
父亲从老家下来和我们一起过端午节，乘车到范岗已快九点。我开门接他时他左手提着一捆艾叶，右手提着一袋刚从地里割回来的韭菜。我接过艾叶和袋子，一股韭菜的清香就扑鼻而来。他说艾叶放在门口，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说法，预示以后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早晨天气凉，他穿了件外套，扣子没扣，我问他冷不冷，他一脸憨憨的笑容，说“冷什么冷，跑路还热呢!”额头的皱纹在他的笑声中像波浪一样一层一层荡漾开来。
父亲还住在牯牛背水库边一个叫赵湾的小山村里，他伴着我们在那里出生成长，直到又离他千里。
父亲年幼的时候生活很苦，爷爷因病四十多岁就去世了，丢下奶奶带着伯伯叔叔小姑和父亲四个子女，艰难度日。那时候父亲耳朵眼睛不好使，奶奶留他在家干活，顺便照顾弟弟妹妹，伯伯随他的舅舅学木工去了。父亲心有不甘，在言行上老是顶撞奶奶，故此得到一个“小二犟儿”的美名。
父亲因为身体上的缺憾，直到三十岁才经别人介绍和母亲走到一起。母亲小父亲十二岁，也是个苦命的孤儿，好在被她的舅舅收养，十八岁时嫁给一河之隔的父亲。随后的九年里，我和两个弟弟相继出生。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物质生活非常艰苦，但在父母的勤俭操劳下，那段时间却是最幸福的。
九五年我和二弟一起在郑州打工，小弟就读于桐城师范。以为生活从此给我们一路顺风，然而就在香港回归一个月后，小弟却因病而夭折在家中，那年他十八岁，我只能用夭折这个词了。父母与我们伤心悲苦，母亲自此结有心病，常常背着父亲偷偷的去小弟坟头哭泣。每次都是被村里人闻讯劝送回，他们说母亲的指头抓坟土都抓烂了皮，父亲见了只是陪着哭。
千禧年农历三月，我的丫头才六个月大，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暮春上午，在牯牛背水库渡船轰隆隆的柴油机声响里，心地善良但性格偏疑的母亲在一场大哭后结束了她人生的四十八个春秋。
同年十一月，八十二岁的奶奶也走了。我看见父亲的头发突然就白了许多。
非典肆虐那年，二弟追随他的幸福在郑州安了家。为了照顾日渐年迈的父亲，我和妻子携丫头在2005年辞别郑州回了老家，在离老家十多公里外的范岗镇华星烟机公司干油漆工。公司是堂兄开的，我和妻子一起都进了公司，我喷漆，妻子在食堂做饭。堂兄夫妇和堂姐妹对父亲也非常照顾，父亲经常从老家下来吃饭小住。
2012年公司开发房产，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新家。高兴的不止我和妻子，在乔迁的酒桌上，父亲喝了不少，我看见他端着酒杯挨桌敬酒，由于兴奋，杯里的酒不时的洒了下来。
虽然我们有了新家，但父亲仍然守着水库边上的那个老宅子。老宅子在他的打理下，依然那么干净温馨。他一个月偶尔下来两次，有时住两晚回家，有时吃中饭就回家。
父亲今年76岁了，虽然满头银丝，但脸上却找不到一块老年斑，这可能跟他的憨厚有关。他常说做人做事要厚道，他很乐意帮助别人，下雨天总喜欢拿个锄头修补被水冲坏的路面。他说好人有好报。
端午那天他看见我的胳膊抬举很困难，就问怎么了，我说可能是喷漆劳累关节有炎症。晚上回家吃饭时他从兜里掏出一盒药，对我说把它吃了，可以止疼。
父亲住了两夜又要回去了，那天早晨我赶着小毛驴将他送到水库渡船口，一路上他给我讲他过去的种种经历，我一路夸他，他也一路乐着，清晨的微风吹得人爽爽的，同时也将我们的欢笑送出老远。
父亲节那天，我不敢祝父亲快乐，因为他在老家，我在范岗，好像千里之外......
当我写这些字的时候，窗外已经黑黑的了，茶几上的那盒药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暖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