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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埂上挤满了瘦弱的秸秆，它们正等着赫菲斯托斯的拥抱。一双遍布沟壑的掌出现了，他的手上燃起了光亮，然后随着一道质朴的抛物线，秸秆在这接续的光亮中发处“呲啦”的欢乐声音，像是在感谢着谁。它们在身心满足的同时越蹦越高，到了那双掌的上空，消散为最微小的颗粒。一阵持久且憨厚的笑声从掌那边传出，是的，他们都快乐着。
锄头就这么挥动着，有生命活力的带壳胚胎就这么埋进地里，只不过它们可不是如此销声匿迹，等吧......有拂过的柔风，比水彩还浓的翠色自在地舞动，景色兀自迷人，它们也就探出嫩绿的芽儿，由蜷曲到笔直，成为一株长势喜人的田间生命体。于是春秋皆过，这一切悄然改变着。泛黄、慢慢脆弱的植株最后应该化为一抔烟烬，在这个世界就这么消失了。当然这还会重复，本来也就是很普通的事，就算我在这里如此写道。
但是还是有人在乎的。因为有人播种，那些秸秆也就成了他们丰收的一部分，跟那些粮食作物一样，都是农民的宝贝。年轻人早已离开了村庄，现在还剩下什么呢？井字状围起来的麦苗沉默着，望着村口抽旱烟侃起家常的大爷、下河洗衣裳卷起裤腿的大妈。村子里每天的声音很单一，总是那些干活的吆喝声、拌嘴的斥责声还有牲畜吭哧吭哧的喘息，当然没有人会觉得这有什么奇怪的。因为这些声音本就一直存在，陪着人的一生，到最后一起沉睡在最亲近的泥土中。
你问年轻人怎么办？他们，在这个村里待过，但并不属于这个村子。每年向候鸟一样，散向四方，等到年关一至，又聚拢着一块回了这块地方。村庄太老了，我们无权要求这些土地的血脉将自己的一辈子寄存在这儿，他们自然有他们的想法、他们的追求。我们所能希冀的就只是春节时与众不同的声音，年轻人的喊叫，哪怕是短视频刺耳的笑声也是一种让村庄活起来的添加剂。
话又说回来，虽然我记忆中没有村庄的概念，但依稀记得我小时候还是下过田的，也是亲手抚摸过这些短暂的生命体的。它们从种下那一刻开始，就注定了悲惨的命运，但它们也从未抱怨过什么。
长得那么茁壮葳蕤，却又与别处不同，它们最终的归宿不是见于天明，而是寂寂地离开这个世界，这个过程只有它自己和播种者知道。它的一生无需被更多人见证，因为旁人无法理解，无法理解从地里探头的艰辛、直面风雨的勇气，就算知道了一切，他们或许只会怜悯。可是来自仅仅目睹这一片段的陌生人的怜悯又有何用呢？播种者知道，它们要强、顽固，作为整株作物中最坚硬的部位，也是最不可缺少的部位，默默承受了很多事情，对它的感谢与敬意之类的绝不应该以言语来表示。火苗吞噬着它的身体，耀眼的光亮在那时绽放，它等着红光在身上摩挲，欣然笑了，这是它最后的一份倔强，值得它所坚持，播种者也应当释然给予这一份体面。
小时候不喜欢到田里去，因为全是蚊虫，叮得人浑身瘙痒。虽然不下田，但是一点不妨碍我站在旁边，可以是看，看着爷爷在菜地里除虫；可以是听，听傍晚的蛙鸣和蝉鸣；也可以是闻，闻雨后泥土的清香。作为一个动手能力极差的人，我偏偏对很多农具产生了兴趣。我喜欢拖着比我长得多的钉耙，背着喷农药的器材，那时候觉得自己好酷！
七八岁的时候，家里大概还有一两亩田，那块田离家有点远，可是我还是经常吵着要去玩。小时候不懂，说有什么好玩的倒也谈不上，但好歹比闷在家里好得多。因为站在田野旁边，我多了一种视角，直观地看着爷爷悉心栽培的麦子，它们随风摇曳，肆意地展示着生命的活力与美好。
那块田存在了有些年头，我对它的记忆却是越来越淡。等到初中，如果学业繁忙可以作为借口，那我就是这样逐渐怠于去那块地方了。其实也不是全无空闲，但是当时觉得手机格外好玩，没有出门的必要，再加上田里令人头皮发麻的蚊虫，更是让人打消了念头。爷爷以为我还是和小时候一样，喜欢在旁边看他干活，喜欢摆弄田埂上的狗尾巴草，但人是会变的，有了手机的诱惑，我不愿再去关注那些看似平淡的事情。
上高中之后，一个月回家一次，更是极其珍惜待在家中的时光，田野未曾踏足一步。每天埋头在书山题海里，偶尔抬头也只是因为脖颈酸痛。每至夏天老师都不喜欢开空调，情愿把窗户完全打开，那时蚊虫席卷教室，我霎时觉得一种很熟悉的场景在我脑海里再现了。和着窗外的蝉鸣，小时候的田间记忆让我在每天迷茫的学习中似乎找到了一点心情愉悦的理由。但是窗户一关，蚊虫和动人的昆虫交响曲一并被排外了，我终究还是得回归现实。
不知游神至何处的我抬头望向讲台，地理老师正讲着农业生产的知识点。他看见我们清一色好奇的眼神，无奈地摇头说道：“你们真就没有人观察过这些？一点田间记忆都没有？”我默默回想着小时候陪爷爷干农活的时光，鬼使神差地举了手。地理老师高兴坏了，让我讲讲自己的心得体会。我愣了，支支吾吾不知道说什么。我难道说我去田里就只看看一个都不认识的农作物、听各种昆虫的叫声？这也是不合适的，跟地理没什么关系。于是我终究还是在地理老师的点头下羞愧地坐下去了。
回到陪读房内，我问母亲关于家里那块田的事。她很诧异，不明白我莫名地提及这干什么，况且我已许久不再感兴趣。我没有回答，只是央求母亲告诉我，等来的又是一个跟关起教室窗户一样把我硬拽进现实的坏消息。无论我该是怎样对待田地，无论我是怎样处理那份对它的情感，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政府要在那片地方新建一处工厂，所以田地被征用了，我的田间记忆或许以后再提及真的只能让人如同地理老师一样无奈摇头对待了。我不禁追问农具的下落，母亲淡淡甩了句：“卖了。”
也对，爷爷年纪大了，确实也干不动农活了，我小时候看到的他浑身都是健硕的肌肉，近些年衰老得很厉害，随处可见曲张的青筋，既然田地已经不复存在，农具也就变卖了吧……那么我的钉耙现在迁徙到何处了呢？是到了废钢材处理站吗？我在心里默默为它祈祷，但愿它再回到田地里，也算完成使命。
夜深，我没有开空调，推开了窗户，留了一层薄薄的窗纱。听着窗外蛙鸣，我思绪万千，辗转难眠。田地消失了，如同我生命中很多重要的人和事，但是我却还没明白怎么过好每一天。天气很闷热，我的心情亦十分焦躁，我不愿勇敢地面对一切，只能把眼睛闭上入睡。
又至地理课，老师这节课提及秸秆，我心下一震，那些日子我瞥见的可爱生命的尸体该如何处理呢？地理老师徐徐谈道，当下说焚烧是不正确的，应当埋入土壤，但其实两者释放的二氧化碳含量并无差异，实在是没什么必要。老师是从地理角度理解这件事的，但我不是。
我明白，在我幼时出现的那些植株，它们中最执着坚固的部位成了秸秆，它们绝不应该被埋入地下，相反应该在烈火中重生。埋入地下，随着时间流逝慢慢被细菌分解，最终不光彩地腐烂。但它们一生是那么的倔强，迎接它们的应当是烈火的重塑，最后风光地回归土壤，没有谁能拒绝它们的这个请求。转念一想，当下的一切何尝不是让我在土壤里慢慢溃烂，我需要自己去寻找烈火，去获得新生。再回考场，再执笔，再书人生，消失的是那片田野，不是我的童年，火中的它们也会这么说的。
高考之后，我一个人去了曾经是田地，现在是工厂的那处地方。尽管我小时候在那里待过很久，但是过了好些年，物是人非，我脑海里竟一点印象没有了，眼前徒留隆隆作响的机器嘲笑着我的落寞。
许久没去爷爷家，在一个夏日的正午，撑伞慢悠悠地晃过去蹭个午饭。来得正好，奶奶正忙着炒菜，爷爷在灶台下塞东西旺火，菜香瞬间溢满了整个屋子。我习惯性问了爷爷一句拿什么生的火，爷爷说是之前田被夷平前他带走的一些秸秆，正好在这时候派上用场了。我望着灶台跳跃的火苗，知道它也被爷爷赋予了最好的结局。
其实之前那个秸秆是否应当埋进地里的问题更应该问问爷爷，他比我们更懂。听到我的问题，爷爷慢吞吞地说：“我也不懂什么别的，就拿我们庄稼人的话来说，烧秸秆省事，从种下去到收获，最后也应该这么收尾。”是啊，应该这么收尾，我看着门外挂得高高的太阳，心里默念：我的童年，也应该这么收尾；那些乡土的怀念，也应该这么收尾。
在燃烧秸秆的那抹火焰里，绽放光亮的的不仅是我的田间记忆，更是乡土让人镌刻在心的诗，它们都以这种方式涅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