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殊词虽然公认写得好，却更多地被认为是“无病呻吟”之作，正如胡云翼在《宋词选》中说：“他的诗词往往就是晚会宴游之余的消遣之作。他在过分满足的生活里找出一点春花秋月的闲愁来吟咏一下, 但仍然掩盖不了那处浓郁的富贵气味, 实在没有什么真实的思想内容。”
诸如此类,这类评价，无不因晏殊生前显达进而否定其词作价值。又因为晏殊为官没有显著政绩，为人有圆滑之嫌，故后人给他一个颇具讽刺的称谓——“富贵词人”，也就是说晏殊之词有文无质，和五代香艳词作无甚区别，词和人一样，都是“花瓶”而且是“富贵”花瓶。
“富贵优游五十年”，欧阳修如是说。且看晏殊一生：8岁能文，14岁被真宗赐同进士出身，从此进入官场；浮沉官场多年，直至52岁拜相；不仅物质生活优越，且身处真仁两朝太平盛世，特别是晏殊做宰相时，正值仁宗休养生息之时，政务不多，因此人们称他为“太平宰相”。
有意思的是，中国古代文人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到韩愈的“不平则鸣”再到欧阳修的“穷而后工”，人们似乎早已默认：要想诗文写得好，其作者一定要先经历困厄，经历越倒霉写出来的东西越好。而纵观中国文学史，晏殊算得上为数不多的仕途顺利的文人，这样的晏殊，其词作受到质疑是很多人思路受限于“才命两相妨”的传统路子。
的确，晏殊词作确实有一种“富贵气象”，但这种“富贵气象”却不咄咄逼人，而是一种出落天然的高雅。一生富贵的晏殊恐怕比任何人都有资格谈论“富贵”，正如《青箱杂记》中记载：
晏元献虽起田里，而文章富贵出于天然，尝览李庆孙《富贵曲》云：“轴装曲谱金书字，书记花名玉篆牌。”公曰：“此乃乞儿相，未尝谙富贵者。故余梅吟咏富贵，不言金玉锦绣，而唯说其气象。若‘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之类是也。“故公自词句语人曰：”穷人家有这景致也无？”
也就是说，晏殊认为“轴装曲谱金书字，书记花名玉篆牌”是穷小子故意写出的“富贵气象”，真正富贵之人是不会用“金玉”等象征富贵的字眼的，因为他们早已把这些富贵之物视为寻常，正如我们今天所说的“缺啥的人总是爱炫耀啥”的道理是类似的。而晏殊的诗句“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等句，不言“金玉”，自有富贵气象，因为寻常百姓看不到此等景致更无此等雅兴。
除了体现士大夫的雅兴，我们也应该看到，晏殊其词中常常蕴含着一种感伤情调。叶嘉莹在《大晏词的欣赏》中指出：晏殊是一位“理性”诗人，作品中的感情也极为节制，但我们仍然能从其词作中读出丝丝感伤，毕竟，个人之于宇宙，难以掌控的事情有很多。比如为人熟知的《蝶恋花》中三句：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王国维不仅喻之为“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第一境”，也说这是“诗人忧生之词”。又如被誉为“天然奇偶”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二句，即便显达如晏殊，对于时光流逝也是毫无办法，只能感叹“春花秋草，只是催人老！”
二十几岁的那几年，兄弟、父亲、母亲相继离开，人生的无常对晏殊的打击之大可想而知。所以，他看到春秋代序会伤感，念起故人会伤感。人生啊，无非就是习惯逐渐失去的过程。比如这首《浣溪沙》就能很好地代表晏殊这种心境：
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消魂。酒筵歌席莫辞频。
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时光匆匆留不住，远行之人更留不住，“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然而晏殊也是个旷达之人，他在最后写了一句“不如怜取眼前人”来安慰自己，也安慰后世无数读者。在这里，句中的“人”也并非是那一个“眼前人”，而可以理解为“当下的一切”。
且不说时间与永恒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尘世间同样诸事难料。14岁即入朝为官，晏殊的性格大概会像其词集名称“珠玉”一样，磨平棱角，喜怒极少形于色。即便在拜相的次年九月被罢，他也绝不表现在词作中。在官场浮沉的这几十年，他深知说什么样的话不合时宜，也深深懂得即便是让人会有误解的语言也尽量不要写出来。因此，“圆融平静”是他词作的整体风貌。《珠玉词》像沉静的珍珠发出温润的光芒，但绝不耀眼夺目。在《珠玉词》里，找不到明显的哀怨之语，即便有，也写得极为隐晦，比如《采桑子》:
红英一树春来早, 独占芳时。我有心期, 把酒攀条惜降蕤。
无端一夜狂风雨, 暗落繁枝。蝶怨莺悲, 满眼春愁说向谁。
在这里，“红英”象征年少成名的自己，而“独占芳时”必定会惹人嫉妒，“无端一夜狂风雨”说的是没来由地遭横祸。可以联想到晏殊拜相的次年九月即被罢相，原因主要是有小人攻击他。
殊出欧阳修为河北都转运, 谏官奏留不许。孙甫、蔡襄言宸妃生圣躬为天下主, 而殊尝被诏志宸妃墓, 没而不言。又奏论殊役官兵治僦舍以规利。坐是降工罪。——《宋史晏殊传》
晏殊顺遂了大半生，在晚年还是免不了政治风波，这其中牵涉到宋朝相传的“狸猫换太子”之事。刘后把李妃的儿子换成狸猫并把孩子占为己有，也就是宋仁宗。而李妃死后，德高望重的晏殊为其写了墓志铭。但是当时刘后尚当权，别说是晏殊，换了其他任何人也不会写皇帝不是刘后儿子。这样“没而不言”就留下了隐患，被小人攻击。
除此之外，晏殊还遭到诸如“利用官职方便谋取私利”等理由的弹劾。笔者认为，政治上的对手固然是一方面的原因，另外，我们也应该可以想到：那时台谏制度已经相当完善，宰执成为主要的制衡对象。身居高位虽然给他带来让人羡慕的富贵，同时也带来隐形沉重的枷锁。
而在珠玉词整体“圆融平静”之下，我们也应该看到有一首词稍显不同——《山亭柳 赠歌者》
家住西秦。赌博艺随身。花柳上、斗尖新。偶学念奴声调，有时高遏行云。蜀锦缠头无数，不负辛勤。 数年来往咸京道，残杯冷炙谩消魂。衷肠事、托何人。若有知音见采，不辞遍唱阳春。一曲当筵落泪，重掩罗巾。
这首词显得比较激烈，赠歌者为题目，词原先就是写给歌女演唱的。这首词用几十个字写出歌女的无奈，和白居易《琵琶行》中的歌女“门前冷落鞍马稀”的状况有相通之处。值得注意的是，晏殊特意强调这是“赠歌者”，无非就是方便自己“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歌女的知音因年老色衰而越来越少，而词人自己同样得不到君主的青睐，这就是“同是天涯沦落人”了！
正如刘杨忠所说:“其词最富个性的一点恰恰在于，它们真挚而毫不做作矫饰地反映了属于这种身份地位的人们特定的生活情趣、特定的欢乐和悲哀。”
即便《珠玉词》中还有近四分之一的祝寿词。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里说:“就珠玉的“鱼目”之作而言, 有以下几种:一是祝寿的词；二是咏物的词；三是歌颂升平的词。这三种词大都无内容, 少风致, 读之如同嚼蜡, 而寿词尤劣。”不可否认, 祝寿词中确实有些作品缺乏意境和内容, 是为了粉饰太平或者阿谀奉承,因而显得平庸浅俗。但是也有一些作品直抒真情, 传达出晏殊内心深处对生命的思考与忧虑。这种情绪和他的身世经历以及所处的时代紧密相连, 可以说是晏殊对于生命的敏锐体验和人生的深刻思考, 是他内心的真情流露, 并非所谓的无端的“闲愁”。
晏殊显达，词境凄婉；王勃困顿，却诗意豪迈。可见，个人经历未必会与作品风格相一致，晏殊其人其词，也未必不可跳出“才命两相妨”的窠臼。“富贵词人”这个标签是时候给晏殊摘下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