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唐河人。中国现代知名哲学家，教育家，被誉为“现代新儒家”。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9年赴美留学，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52年起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著作有“三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六书”：《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和“一序”：《三松堂自序》。
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四书”在中国的人的心目中具有《圣经》在西方人心目中那种地位，但四书中没有上帝创世，也没有天堂地狱。
哲学是对人生的系统的反思。而中国的这些学说，都是反思的产物。
宗教也和人生相关联，任何一种大的宗教，它的核心部分必然有哲学，事实上每一种大的宗教就是某种哲学加上一定的上层建筑，包括迷信、教义、礼仪和体制。
而中国的哲学并非宗教。许多人习惯的认为儒、道、佛是中国的三种宗教。其实儒家并不是一种宗教。道家和道教是不同的两回事，道家是一种哲学，道教才是宗教。它们的内涵不仅不同甚至是互相矛盾的：道家哲学教导人顺乎自然，道教却教导人逆乎自然。举例来说，按老庄思想，万物有生必有死，人对于死，顺应自然，完全不必介意，而道教的宗旨却是教导长生术，这不是反乎自然吗？道教合有一种征服自然的科学精神。至于佛教，佛学和佛教也是有区别的，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佛学比佛教有趣得多。
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不是宗教，而是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
人不满足于现实世界，追求超越现实世界，这是人类内心深处的一种渴望，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和其他民族的人并无二致。但是中国人不那么关心宗教，因为他们太关切哲学了，他们的宗教意识不浓，是认为他们的哲学意识太浓了，他们在哲学里找到了超越现实世界的那个存在，也在哲学里表达和欣赏那个超越伦理道德的价值，在哲学生活中他们体验了这些超越伦理道德的价值。
根据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指对客观事物的信息），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援引《道德经》第48章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中国哲学传统对于“学”和“道”是有所区别的。“学”就是前面所说的增长正面知识，“道”则是心灵的提高，哲学是在后一个范畴之中的。
宗教都是提供有关实际的正面信息，但是它所提供的信息与科学提供的不同，因此在西方出现宗教与科学的冲突，科学每前进一步，宗教便后退一步，他的权威在科学前进的历程中被不断的消弱。
今日人们的宗教意识日益淡薄，应当为之惋惜，因为大众抛弃了宗教，也就抛弃了更高的价值。他们只得被囿于现实世界之中，而与精神世界隔绝。幸好除宗教外，还有哲学能够达到更高的价值。将来的世界里，哲学将取代宗教的地位，这是合乎中国哲学传统的。人不需要宗教化，但是人必须哲学化。当人哲学化了，他也就得到了宗教所提供的最高福分。
中国哲学的精神和问题。
就做人来说，最高成就是什么呢？按中国哲学说，就是成圣，成圣的最高成就是：个人和宇宙合而为一。问题在于，如果人追求天人合一，是否需要抛弃社会，甚至否定人生呢？
有的哲学家认为必须如此。主张人应该从被物质败坏了的世界中解脱出来。一个圣人要想取得最高的成就，必须抛弃社会，甚至抛弃生命。唯有这样，才能得到最后的解脱。这种哲学通常被称为“出世”的哲学。
还有一种哲学强调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和人事。这种哲学只谈道德价值，因此对于超越道德的价值觉得无从谈起，也不愿去探讨。这种哲学通常被称为“入世”的哲学。
许多人认为，中国哲学是一种入世的哲学，很难说这样的看法完全对或完全错。持这种见解的人认为，中国无论哪一派哲学，都直接或间接关切政治和伦理道德。
不过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精神不能把它称作完全是入世，也不能把它称作完全是出世的，它既是入世的又是出世的，中国哲学既是理想主义的又是现实主义的，既讲求实际又不肤浅。中国哲学的使命，正是要在这这种极端对立中寻求他们的综合。 按中国哲学的看法，能够不仅在理论上是，而且在行动中实现这种综合的就是圣人。他既入世，又出世；他的品格可以用“内圣外王”四个字来刻画：内圣，是说他的内心致力于心灵的修养；外王，是说他在社会活动中好似君王。
按照中国传统，圣人应具有内圣外王的品格，中国哲学的使命就是使人得以发展这样的品格。因此中国哲学讨论的问题就是内圣外王之道。这里的“道”是指道路，或者基本原理。
既然哲学所探讨的是内圣外王之道，它自然难以脱离政治，在中国哲学里无论哪派哲学，其哲学思想必然也就是他的政治思想。
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
中国哲学家的言论著述，表面看似乎不相连贯，乃是由于它们本不是专门的哲学著作。按照中国传统学习哲学，不是一个专门的行业，人人都应当读经书，正如西方传统，看来人人都应当去教堂读哲学，是为了使人得以成为人，而不是为了成为某种特殊的人，因此中国没有专业的哲学家，非专业的哲学家不认为自己要写专门的哲学著作，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专门哲学著作的哲学家比没有专门著作的哲学家，为数多得多。
在一个何以中国哲学家的著述十分简短。如果和西方哲学家的著作相比较，它们显得蝙蝠短小，未曾把道理讲透。这是因为中国哲学家惯于用格言，警句，比喻，事例等形式表达思想。格言总是简短的，而比喻和事例则总是自成段落，与前后文字不相衔接的。
用个人比喻和事例来说，难免有不够透气的地方，只能靠其中的暗示不足，林旭和暗示正好相反一句话越明晰，其中就越少暗示的成分，正如一种表达，越是采取散文的形式就越不像是诗，中国哲学家的语言如此不明晰，而其中所含的暗示着几乎是无限的。
富于暗示而不是一泻无余，这是中国诗歌、绘画等各种艺术所追求的目标。在诗歌中，诗人往往意在言外，因此一个慧心的读者，读诗时能从诗句之外去意会，读书时能从字里行间去会意。这是中国艺术所追求的情趣，它也同样成为中国哲学家表达思想时的风格。
中国的艺术这种风格是有其哲学背景的。按照道家的思想，道不可道只能暗示语言的作用不在于它的固定含义，而在于它的暗示，引发人去领悟到一旦语言已经完成它的暗示的作用，就应该把它忘掉，为什么还要让自己被飞并非必要的语言所拖累呢？诗的文字和音韵是如此，绘画的线条和颜色也是如此。
语言障碍。
任何人如果不能用原文阅读某种哲学著作，要完全理解原著，的确会有困难，这是由于语言的障碍。中国哲学著作，由于他们的提示性质，语言的困难就更大。中国哲学家的言论和著述中的种种提示很难翻译。当它被翻译成外文时，它由提示变成一种明确的陈述，失去了提示的性质，就失去了原著的味道。
任何翻译的文字，说到底只是一种解释，译文通常只能表达一种含义，而原文却可能还有其他层次的含义。原文是提示性质的，译文则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于是原文中的丰富含义在翻译过程中大部分丢失了。
无论一个译本如何力求完美，它总不及原著。
五世纪时的佛教高僧鸠摩罗什是佛教经典译成中文的一位翻译大家，他曾说翻译工作恰如嚼饭喂人。如果一个人自己不能吃饭，要吃别人的唾余，所吃到嘴里的，当然没有原来那饭的香味和鲜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