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比上。这是著名作家莫言说的。
当然不是原话。俗话说“听话听声，锣鼓听音。”我就是那种比较善于听“音”的人。我从莫言的演讲中“听”出的这个“音”很明确：就是要比上。
别看莫言长相平淡，却耐看，因为他内秀，不但笔头子硬，嘴巴还会说，听过他的演讲你才知道，那家伙真是太有趣、太可爱了。
我说的是莫言2005年在香港公开大学的那次演讲。荣获该大学荣誉博士称号的莫言显得“忐忑不安”，说是四十年前偷过叔叔的一支博士牌钢笔，还遭到了父亲的痛骂：“你还会用钢笔，铅笔都用不好！”想不到四十年之后，莫言自己就是博士了。他把这喜讯报告父亲，父亲问博士大还是县长大，莫言说不好比，博士相当于副县长吧。父亲对此相当满意。莫言说，这个只是荣誉副县长，没有实权，父亲仍然相当满意。这就很严重了。莫言表示：从今以后，我出的每一本书，都要印上博士这个头衔，还要把今天的照片放大，挂在我家墙上，让父亲天天看他的博士儿子，天天都满意。
莫言，山东高密县大栏乡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只上过小学五年级，注定只能在社会底层挣扎的小人物，出息了。他的成就，当然不仅仅是荣誉博士。
从某种意义上说，莫言的成功靠的是比，而且是比上。
对比，是需要参照的。穷乡僻壤，放眼望去，就算是想比上，也找不出个像样的“上”来。曾经的井底之蛙，放眼望去，周围全是蛙眉蛙眼的同类，比啥？彼此彼此。莫言最大的乐趣，便是放牛时躺在草地上，聆听蚂蚁爬行，青草拔节的声音，或者仰望头顶上变幻莫测的天空。这时候“井外”终于来了个学中文的右派，让莫言听说了文学；还听说山东有个大作家，一天三顿都吃饺子。莫言大惊：吃饺子!一天三顿？！庄户人家，过年能不能吃上饺子还不敢保证。
有了对比，便有了动力，便开始写“小说”。开始写如何种棉花，怎样种粮食。——莫言对自己的自嘲是不留情面的。而且我发现，大凡内心比较强大，比较自信的人都敢于自嘲，绝不会装模作样，绝不会掩饰自己曾经的无知。
莫言发现了自己的无知，开始读书了。村里有十几本书，也就是《隋唐演义》之类。读完了村里的书，不免沾沾自喜，认为天下的书已经读完了。假如莫言当时读过《陋室铭》，说不定便认为自己已经是当代“鸿儒”，而村长之流，皆为白丁了。
然而，见识了县里的图书馆，莫言傻眼了，俺的个乖乖，天底下，竟然有这么多书！
然而，进一步见识了北京的图书馆，才认识到还有更大的”天底下“，县城那个图书馆，就是个书摊。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莫言、余华、王安忆等一大批青年作家接触到了先锋文学，知道了《百年孤独》，知道了博尔赫斯，知道了引领风骚的拉美文学。然而与张大春等台湾作家一比，才知道比人家晚了整整二十年。更丢人的，中国作家不懂外文，读的全是翻译过的文本！
当是时，莫言已经有了《红高粱》，王安忆也有了《小鲍庄》，算得上功成名就，倘若肯比下，已经绰绰有余，不说天上，至少可以把尾巴翘到半空。
然而莫言们一直在比上，一直在严酷地寻找自己的不足，一直在突破。正因为“就是要比上”，终于比出了属于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顺便比出了献给父亲的“荣誉副县长”。
当年在市文联讲习班，授课老师一再谆谆，反复告诫曰：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老师的意思就是要比上。选择上等目标，只能取得中等成就；选择中等目标，只能取得下等成就。选择下等目标会取得什么成就，老师没有说，估计无论取得了什么，都不能算是“成就”吧。
这里面有个问题，那就是比上之后，“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吓一跳倒没啥，怕的是吓出了自卑，吓出了气馁，甚至吓出了嫉妒，从此便到处寻找捷径。比上，要的是见贤思齐，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是不断地反思自己，充实自己，完善自己。不要去管结果，这辈子折腾过了，尽到努力了，便如王安石所言：“尽吾志而不至者，可以无悔也”。
而我，便是无数“不至者”中的一个。
即便如此，我也是爱比上的，且总是带着欣赏的目光。你看人家莫言，眼见得起高楼，眼见得——那楼没有塌，不仅没有塌，而且成了当代文学的一座丰碑。
那丰碑时时刻刻在提醒着末学后进：就是要比上。
比上，不是攀比，而是出得井来，仰望星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