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一本自传《命运之上》。作者刘大铭写作本书时尚在高中读书。
这个阶段的孩子多半是沉浸在书山题海的世界里，对现实生活往往并不关注也无需关注。但这时候的刘大铭，只能在罹患举世罕见疾病的遭遇下，在痛苦中探问生命的意义。
刘大铭，1994年出生于西北，自幼患有成骨不全症，也即“瓷娃娃病”。经历过十一次大型手术和多次小型手术，两次与死亡擦肩而过。十一次荣获国家级文学奖项，是人民出版社最年轻的签合约作者。2014年获评“全国自强模范”，感动中国候选人，参加《青年中国说》的演讲视频播放量超百万次。2015年7月被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录取，坐着轮椅开始了海外求学生活。
于苦难中寻找生命意义
刘大铭在7岁的时候开始明白，自己是患上不治之症的孩子，这种痛苦不仅让他饱受折磨，还会在某一天让他丢掉性命。死神的通知书早已寄来。“20岁”，信上如是声明，医生是无能为力的邮递员。
这种恐惧从此驻扎在他的意志中，但他顽强地坚守着信念的阵地，他始终拒绝着一种认定——他的人生仅仅是活着就是成功。
当他发现自己与能够在足球场自由奔跑的同龄人不一样的时候，他羡慕，但他拒绝自怨自怜，他鼓足勇气，思考探寻自己的生命道路。
书和阅读，这是他在自己精神世界中艰难跋涉的最大愉悦和依靠。上学，也因此成了他幼年强烈的渴望。
终于，刘大铭可以摇着轮椅去上学了。上课的时候，他要用双手支撑身体，伏在桌子上听讲，要写字的时候得提前深呼吸，咬紧牙关，让严重弯曲的脊柱承受重量，忍住巨大的疼痛。有一次体内的钢针刺破了肌肉，他还坚持了一天下来。初中时候，父母劝他不要再以自己的健康作代价继续学业，他拒绝了。
在无数个因为疼痛无法入眠的黑夜里，他惟有思考人生和他的归宿。没有人能替你去死，也没有人能替你去生。当几乎所有人都不得不接受死神的安排时，生命的希望只能在自己手中。
经历了大大小小十余次手术，体重只有30公斤的刘大铭从没有放弃过学习，他考入本省最好的高中，在高中时期，他完成了三件事。
第一件就是写作本书，它的初稿是在课余时间完成。第二件是他为学校写下一首《北辰之歌》， 被谱上曲子成为了校歌。第三件，是他在所有国内医生均下达无法医治的结论后，开始自己翻译病例材料，发给世界各地的医院和研究所，满怀希望地在全世界找寻一个活下去的机会。
这是命运的转折，死神的脸上终于有了一丝同情和怜惜。意大利米兰的一位医生看到刘大铭的求助邮件后，决定为他会诊并手术。生命的花，真的重新在他手上绽开。
在意大利经过十个半小时的手术和一段时间的康复训练之后，刘大铭可以自己站起来了。脊柱不再扭曲地压迫肺部，他可以畅快地呼吸，胃部从原来被挤压的细条形恢复成正常状态，股骨之间的刺痛也荡然无存，刘大铭第一次感到如此轻松。
意大利的医生为刘大铭的坚韧和不屈所感动，也佩服他还能掌握好流利的英语。此时，只有他自己才清楚，是执拗倔强坚持读书，才有了理解更大世界的能力，才有了这次宝贵的求生机会。
史铁生说过，他的职业是生病，业余写点东西。对于刘大铭来说，生病则更像是伴随呼吸和心跳的每一次艰难，却使他有动力不断寻找自己生命的意义。
开创了心理学意义治疗流派的维克多·弗兰克认为，寻找生命的意义，这是人们一生中最终极、最艰巨的使命。寻找生命的意义有三条路：工作（做有意义的事）、爱（关爱他人）以及拥有克服苦难的勇气。
苦难本身毫无意义，我们如何面对和反应才赋予其意义。
母爱的最好形式
刘大铭对阅读的兴趣和对上学的渴望，皆来自于母亲的影响。
在刘大铭上幼儿园的年龄，母亲将他送到学校。虽然因为身体原因他只在幼儿园待了4天，但刘大铭也喜欢上与同龄人在一起的感觉。
不能上学的日子里，母亲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他的教育。认字、写字、逛书店，还从不限制他阅读书籍的范围。母亲告诉他，好的性格会决定一个人生命的高低，孤独则是成功的先决条件。
知识教育之外，母亲也没有因为身体疾病而过于小心和溺爱。在第一次手术刘大铭的身体有所恢复之后，母亲甚至带他去骑自行车，促使他尝试力所能及的事情。年龄稍大，母亲要求他在大人帮助他移动的时候，自己也要使出力气。在八岁去上小学的第一天，母亲要求他自己穿衣服，尽管这个过程比常人要慢几十倍。
对于一个脊柱严重弯曲成S型的孩子，母亲这样的做法是不是过于严苛？
发展心理学中这样的理论，孩子的学前期是获得主动感的重要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父母不应该简单干预孩子的探索行为，而应让孩子有更多机会参加各种活动，由此则进一步发展出积极性和进取心。在随后的小学阶段则是培养勤奋感的主要时期，此时父母应该鼓励孩子完成任务，获得成绩，从而拥有良好的竞争意识和成就感。
刘大铭的母亲可能没有学过心理学，但她爱孩子的方式，的确让刘大铭在身体孱弱的情况下获得了精神上的健康发展，为他的乐观、勤奋、坚韧和自信埋下种子。
追寻生命的意义
人们总说，明天和意外，永远不知哪个先到。
生活不易，但意外仍常常被冷酷而突然地抛到我们面前，如同一个包袱，残忍的事实就从中赤裸裸地骨碌碌滚出来。
我们如何接受？我们不能不接受。
我无法质问命运，为什么选中的偏是我。我不能去问他人“生命的意义为何，意外的意义又何在”，我们只承认，命运提出了这个问题，便丢下我们自己经历、感悟和回答。
生命的意义不在于它的普遍性，而在于特定时刻对于单独个体的特殊性。人生的幸福往往相似，人生的不幸才使我们各不相同。
人生不停，我们回答生命之问的探索就不应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