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舅是个年逾古稀的退休职工。记得小时候别人问他哪一年出生的时候，总是笑答：“我是解放牌的”（1949年生人）可能我是学历史出身的，现在也从事中学历史教学工作，始终对历史抱有浓厚的兴趣。很多年轻人不喜欢和长辈们待太久，对于我来说，有经历的长辈真是宝藏！
故而每次回家除了探望寒暄以外，总是有意识的问一些他们所历经的“那些年代的人和事”。大舅的一生和共和国同成长，虽说他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但是亦可以从“微观”的人物和碎事上去了解和洞察当时的社会和时代。50、60年代共和国百废待兴，由于各种政治运动以及社会主义道路探索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波折，经济异常困难。大舅经常“诉苦”：从他省事起，姥爷就把他当个劳动力使，到汉江河去担水、喂牛放牛、和姥爷去拉车子。由于是家里的长子，更是从小就担负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正因为如此，姥爷没有让他念书，不过也有另说：“姥爷让他念书。他说我不要读书我要放牛”。说起这头牛他很有感情。由于家里贫穷，大冬天的只能穿着破洞布鞋，当牛拉下牛粪的时候，他就把脚伸到牛粪堆里去取暖。这头牛后来发挥很大作用！二舅小时候玩弹弓把行人的眼睛打瞎了，为了给人家看眼睛，家里就把南正街地皮带房子卖了。后来姥爷将这头牛800元卖给了一个西安人，才买下了现在西正街300平的地皮和老房子。据说这头牛买卖的事震惊了当时整个“东关街道”。大家都惊叹姥爷的忽悠能力，将一头牛卖出了天价。“牛被卖了”大舅伤心了好几天。
到了60年代中期，街道招工，大舅报名顺利通过，先后去了石嘴山和唐山当铁路工人。他说在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就是每天干活，感觉光阴好漫长。姥爷把他当个牛使，对于街道招工他很是积极，极力想摆脱家里的环境。（姥爷是个典型的父权制家长，儿女们很少能感受到来自他慈祥的父爱，更多的是指示、谩骂和鞭子）文革时期，姥爷被错划为“黑五类”。姥爷的老表从省外回来探亲，表弟兄们聚会，积极分子们说他们在“开黑会”。扣了一个“反动派”的帽子，就这个“帽子”大舅说也让人压抑的很。同在一个单位工作的表弟都疏远了他、找对象、工作调动都受到影响。好在文革后期，运动影响逐渐减弱，随着四人帮的倒台，这些东西都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里。
70年代末，国家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大舅的工作也从外地调回家里。被安排到国营饭店当电工。每次说道这里，总是感叹自己吃了没文化的亏。按照当时他在单位的表现完全可以往上走，由于他不识字，只能写他的大名，在这方面受到极大的牵制！关于他学电工， 无法依靠书本，他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师傅操作，用死记硬背的方式一步步的记下来，自己再去消化和熟练。凭借着自己的勤奋好学、埋头苦干慢慢地在单位也得到了重用。“风光了一阵”~80年代初期，大舅还利用下班的时间开三轮摩的，搞兼职。说到这里，大舅显出一丝自豪。当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很多人还受到“左”的思想影响，包括很多领导干部。“开摩的”拉客赚钱的经营模式在毛泽东时代属于“割资本主义”尾巴。在80年代初是需要勇气的。比如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回忆，80年代初天安门广场有人开个体照相馆，都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从历史的长维度来看，改革的每一步都是负重前行的。
很不幸的是，大舅遗传了姥爷的肺气肿。在90年末期，刚到50就病退了。此后的20多年，病情愈来愈重，逐渐丧失了劳动力和自主能力。直到现在躺在病榻上，靠呼吸机来维持生命。老人在病床上时长感慨自己的命苦，他说自己是生在12月里的牛，没草吃······幸运的是大舅躲过了这次疫情！愿这位老人能安详的度过自己的余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