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受包公故事、戏曲的熏陶，对包公其人，我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但认识都是肤浅的。一直到多年后，有机会到“吴楚要冲、包公故里”的合肥、肥东，寻访包公故里，拜谒包公祠、墓，阅读更多的资料，才将心目中的包公和史籍中的包公合而为一。
一
包公（999―1062年），名拯，字希仁，宋仁宗天圣五年进士。在中国百姓的心目中，包公可谓自古至今知名度最大的清官。
包之一姓，来源于春秋时期的楚国，为申包胥之后。伍子胥父兄遭楚王杀害，含恨离开故国，好朋友申包胥与其惜别。伍子胥誓曰：“父母之仇不与戴天履地，兄弟之仇不与同域接壤。我将亡楚！”申包胥则对好友说：“你能亡之，我就能兴之！”公元前506年，伍子胥和吴国的军队一连打了五个胜仗，长驱进入楚之郢都，楚昭王出逃。伍子胥找寻不到楚王，便掘了已故楚平王之墓，鞭尸三百，以报父兄之仇。申包胥到秦国乞求救兵，在秦庭外失声痛哭七天七夜，最后，秦哀公被感动了，说：“楚虽无道，有臣若是，可无存乎？”遂发兵五百乘救楚，前505 年，秦楚联军打败吴国。
当初，申包胥没有责备伍子胥，没有阻止伍子胥实现自己的“义”（孝），既是对伍子胥报仇行为的认同，也是对伍子胥能力的认同，更是对伍子胥的勉励。这在他们所处的时代，这是社会道德允许的。但申包胥没有因为与伍子胥友情之深而忘记对国家的忠诚，他勇于肩负报效祖国的使命。
申包胥的后代，以其名为姓，就有了“包”姓。根据基因说，有的家族的性格是会遗传很多代的。估计，包公的性格，就有其远祖的某些特征。
包公之父名包仪，曾任朝散大夫，死后追赠刑部侍郎。朝散大夫为从五品上，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地市级干部，刑部侍郎则大致与现在的司法部副部长相当。所以，包公是典型的“官二代”，出仕的机会可谓多矣，但他这个“官二代”，不慕乌纱，不事奢华，不讲究“出有车，食有鱼”的排场，性直敦厚，以孝闻名。中进士之后，他接二连三放弃了做官的机会――先任大理寺评事，后来出任建昌（今江西永修）知县，都因为父母年老不愿随他到他乡，便马上辞去了官职，回家照顾父母。在封建时代，独子是不能离开年老的父母随便外出的，做官也不行。所谓“父母在，不远游”是也。一直到几年后父母相继逝世，包公这才重新踏入仕途。
而大凡清官，往往都是孝子。包公之所以能成长为一代清官，显然与其“孝”分不开。一般的人说到包公，就是什么“执法如山”、“铁面无私”；殊不知，没有了“孝”作基础，转战官场，难免被贪贿之“淤泥”所污。
二
虽然《宋史》对包公的记载并不多，但品读正史的记载，我们可以发现，包公的才能是多方面的。
首先，他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人，对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
包公曾任监察御史，他曾建言：“国家岁赂契丹，非御戎之策。”主张练兵选将，务实边备，以御契丹。而契丹所建立的“辽”，开国比宋还早差不多半个世纪，“颇有窥中国之志”，后成为大宋北方强有力的对手。宋辽几次大战，大宋都没有占到太大的便宜。一次，包公奉命出使契丹，契丹让典客（相当于礼宾司的人员）对包公说：“雄州新开便门，乃欲诱我叛人，以刺疆事耶?” 意思是你们大宋的雄州（今河北保定雄县）城最近开了便门，就是想引诱我国的叛徒，以便刺探边疆的情报吧？包公回答：“涿州亦尝开门矣，刺疆事何必开便门哉?”意思是（你们大辽）涿州（今北京西南）城曾经也开过便门。刺探边疆的情报，为何一定要再开便门呢？包公就是这样，出使敌国，折冲樽俎，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包公后来担任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官至枢密副使，成为掌管军事事务的中央级别的官员。
其次，他是个执法严峻的人。
包公知开封府时，执法不避权贵，当时民间有谚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意谓打不通关系的，只有两个人，一是阴间的阎罗王，一是开封的“包待制”。真是一丈高的石碑，不如万丈高的口碑。而执法严峻，执法者自身须过得硬。不然，己之不正，焉能正人？包公知端州，不久又迁殿中丞。端州土产端砚，每年要进贡朝廷，从前的地方官往往因此而擅自增加数量，然后将进贡之外的端砚，用来贿赂当道的权贵。包公到任后，仅取进贡的数目，不另外增加。离职的时候，没有带走一方端砚。在开封府任上，包公一改旧制，大开官衙正门，让前来诉讼的百姓直接进去，陈述案情。朝中官员和势家、望族私筑园林楼榭，侵占惠民河，导致河道堵塞不通，正逢京城发大水，包拯于是将那些园林楼榭等非法建筑全部毁掉，在很短的时间里从根本上消除了这一水灾隐患。包公还专门去解州（今山西运城）考察民情，并及时上奏朝廷，请求废止食盐官营专卖制度，让商贩们自由经营，既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又让商人和百姓得利。北宋政治家、科学家沈括对此制度赞叹道：“行之几十年，至今以为利。”张方平为三司使，因买豪民产业，包公上疏劾奏罢之；而宋祁代方平，拯又论之。以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的时候，包公积极改革弊端，“民得无扰”。他还常常不辞辛劳，深入下层体察民情，救民于水火之中。江南地区有一次发生了旱灾，百姓们饥饿得难以生活，包公了解到情况后，当机立断，下令立即开仓放粮救济，以解燃眉之急。同时飞报朝廷，说明原因。看来，传统戏剧《陈州放粮》，并非凭空想象。
这些，有的是清正自守，有的是信访亲民，有的是弹劾大臣，有的是惠民不扰。因为其清、其廉、其正、其能，所以《宋史》谓之“吏不敢欺”，受到百姓的欢迎。
三
包公去世后，宋仁宗谥曰“孝肃”，亲率百官吊唁，还派专使护送灵柩回到合肥，将包公安葬在合肥城东五十里的大兴集。包公家乡合肥立祠四时祭祀，名曰“包孝肃公祠”。
包公祠坐落在包河公园内。大门有对联一副：“中贤将相；道德名家。”进门为一个小院，约四百平方米；中间一栋堂屋，塑包公坐像一尊，高约八尺，古铜色，颦眉远视，长须拂于胸前，显得十分威严。中堂一副楹联，黑底绿字，非常醒目：“照耀千秋，念当年，铁面冰心建谠言，不希后福；闻风百世，至今日，妇人孺子颂清官，只有先生。”上联说包公铁面无私，其心如冰，不染尘垢，所以风采可昭日月；下联说他高风亮节，为官清廉，故尔事迹妇孺皆知。此联恰当地概括了包公的历史功绩与人民热爱、怀念包公之情。另外一副对联：“理冤狱，关节不通，自是阎罗气象；赈灾黎，慈善无量，依然菩萨心肠。”总结了包公无私爱民的品格，让戏剧中那令人望而生畏的包公，充满了一种亲民的慈祥。
祠堂西南之流芳亭，相传包公幼年时常来此读书。祠堂东南角的廉泉亭，亭中有井，亭内石壁上刻有光绪28年（1902年）李鸿章侄孙李国蘅撰写的一篇《香花墩井亭记》，曰：“闻昔有太守来谒祠，启开汲饮，忽头痛，复堙如故。是说也，余窃疑。命从人开井汲泉，煮茗自饮，味寒而香烈，饮毕无异，目而笑谓诸曰：井为廉泉，不廉者饮此头痛欤！”现在合肥生产“廉泉”啤酒，以表达对包公的怀念和崇敬。
包公祠内有一块引人瞩目的刻石，此乃1973年4月从合肥东郊大兴集包拯墓中清理出来的“宋枢密副使赠礼部尚书孝肃包公墓铭”刻石，这块墓志刻石较《宋史·包拯传》更为详细地叙述了包拯的一生，极为珍贵。碑中记叙了包拯好几件铁面无私、刚直不阿的事迹，其中有这样两件：包拯在其家乡任庐州知府时，性情峭直，“故人、亲党皆绝之”。他的一位亲戚犯了法，被人告到府里，包拯铁面无私，依法处治，打他一顿大板。张尧佐是仁宗的宠妃张贵妃的叔父，无德无能，仁宗一次就授予他四个军政要职。针对仁宗皇帝的任人唯亲，包拯专门上了一篇《请绝内降》的奏疏。以后他又接连上奏疏数道，阐述“大恩不可以频假，群心不可以因违”的道理，终于使仁宗“感其忠恳”，不得不削去张尧佐的两个要职。
祠堂有正殿三间，左边一间，摆三口锃亮的铡刀，皆长五六尺。据一些笔记小说和民间传说，右边的叫“龙头铡”，专铡王公贵族犯死罪者；中间的叫“虎头铡”，专铡文武百官犯死罪者；左边的叫“狗头铡”，专铡平民百姓犯死罪者。真是等级森严。我不知道北宋时是否时兴以铡刀来处人死刑，但我们从小经《包公案》之类的小说和《铡美案》之类戏剧反复渲染，而今目睹实物，确有不寒而栗之感。我想，如果有关部门定期组织一些官员（特别是一把手）来此参观，估计会对他们的为官、从政，起到警戒的作用。
在放置铡刀的旁边屋内，壁上嵌有包公手书之诗：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
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
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
在这首诗中，包公表明自己将一生追求清心寡欲，廉洁奉公，担当道义，成为栋梁。有资料说，这是包公初登仕途之作，也是他一生中留下的唯一一首诗。包公做官数十年，经历了数不清的风风雨雨，初衷不改，真正实践了自己“毋贻来者羞”的誓言，赢得后世永远的景仰。
四
包公名气很大，在世时其声名已到了塞外。《甲申杂记》载，西羌的于龙呵在归顺宋朝后，对宋神宗说：“我平生最仰慕包公，他是朝廷的忠臣，我现在既然已经归顺汉族朝廷，就请求陛下赐我姓包吧。”神宗非常高兴，于是赐他姓名“包顺”。
包公逝世前，留下遗训一则，刻于一块高八尺的石碑之上：“后世子孙任官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仰工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昭后世。”
古来所谓家训者，数不胜数，可是能与包公这则家训媲美的，可谓少之又少。因为，包公不仅自己一生正直、清廉，还要求后世子孙不做贪官污吏；如有不从，则不准葬入包氏祖坟，不承认其包氏后裔的身份。我想，无论哪朝哪代，从统治者到老百姓，没有谁不痛恨贪官污吏的。包公如此要求子孙，无论于国于家，都值得大力提倡。包公此举，足为当今溺爱孩子者鉴。
包公祠的面积并不大，白壁黑瓦，如包公之为人，黑白分明；整座祠堂恰似一庄严古刹。游人们三三两两，络绎不绝；抚今思昔，缅怀这清正廉明、风范长存的一代名臣“包青天”。
也许，漫漫长夜，“青天”太少，“青天”难觅，人们才对几百年出一个的“包青天”如此的怀念？
